从经验特质看，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更，60多年来“枫桥经验”的目标诉求在不断更新，但其底色始终如一，即在党的领导下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自主创造，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都在其间各有其位、各尽其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各方力量共同塑造和维系的过程，这种“一核多元”式的治理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符合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在实践中被反复证明行之有效。从宏大背景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形势有了根本好转，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显著增强。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高风险社会带来风险应对新命题，个体化社会带来社会团结新难题，网络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治理新议题，如何使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持续保持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状态，是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时代之问”。由此，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党中央赋予全新使命，即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上先行示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是从体系建设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基本方向。首要的就是发挥好“一核多元”治理体系中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善于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党对社会治理的统筹谋划和组织能力，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充分激发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在基层构筑起更加牢固的社会团结局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是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心。从“共建共治共享”这一提法看，“共”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它强调社会治理中主客体是互构共生的辩证关系。共建是基本方式，要求各种相关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治理全过程各环节；共治是核心要素，要求将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人民团体的群众动员优势、社会组织的服务供给优势、社区的群众自治优势，以及人民群众的个体参与优势等有机结合，使各个治理主体的优势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凝聚起来共同创造出更大的治理增量；共享是目标指向，要求使社会治理增量和成效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枫桥经验”比较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譬如，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形成了“基层党组织+”红枫党建品牌，全镇有约1/3的人口参加了各类社区社会组织，这种强大的治理合力使基层治理效能得到充分激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历程表明，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充分认识到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要坚守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全面推进信访工作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做好信访统计、通报、考核工作，实现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通过法治化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长期和谐稳定。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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