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是一种用少数个体在有限时空中呈现意义的艺术。先接受约束，然后顺势就能打开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
写书也是一样，不同的约束条件，通向不同的体例创新。
比如说游记类的作品，像约翰·斯坦贝克的《横越美国》这样的名著，历史上有很多。这类书难写，因为一趟旅行见闻太多，选取什么材料，呈现何种感受，都是大难题。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创新的写法：作者先去锚定一个历史名人，最好是著作丰富的人，然后把这个人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这样写出来的书就会出现多重张力：既有书本知识和实地见闻之间的张力，也有不同时代之间物是人非的张力，还有两个不同观念背景的人感受之间的张力。
比如，法国思想家贝尔纳亨利·莱维，就按照这个方法写了一本《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托克维尔也是法国人，1831年，他去美国考察监狱改革，一路参访了很多地方，回到法国后写出了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时隔近200年，2004年莱维又沿着托克维尔走过的路线，开始了一趟深度考察美国的旅行，并写成了这本书。
我不是推荐这本书本身，而是请你回想一下：1831年是什么时代？拿破仑战争结束不久，法国还高踞在世界的中心，而彼时的美国还是个农业国，只是西方文明在新大陆开辟的一块制度试验田。而在今天，美国和欧洲的位置发生了一次大颠倒。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法国思想家都可以重走一遍托克维尔的路，借美国这面镜子来思考今天法国的命运。莱维的这次体例创新，可以被今后的法国人反复使用。
中国作家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视野更为开阔。他锚定的历史人物，是一组群像：抗日战争时期，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求学的师生。
想象西南地区一条穿越群山的道路，路上先是走过了徐霞客，然后走过了林则徐，还有作为背景而存在的无名的商旅，赴任的官僚以及迎面而来的缅甸进贡大象的队伍。让它进入文化史的，则是由西南联大的近300名男生和11位教授及助教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为了躲避战火和求学，徒步1600公里的旅程。
往后的历史映衬得越久，西南联大就越在视野深处迸射着理想主义的微光，也把人们的好奇心吸引到这条路上来。
杨潇好像的确是享受着这段旅程，尽量以当年的学生们的方式流连于山川与风俗之间。在这部分当中，我喜欢他有所见闻，思及当年旧事脑中出现的沉思。作为一个旅行者，他携带的知识也令人受惠。
——李海鹏：《重走》（序一）
这类书我还可以推荐一本：马伯庸写的《文化不苦旅》。2014年，马伯庸和三位好友开始了一趟自驾游，路线正是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北伐之路。
对于多年前的那场战事，我们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么强烈的情感，但诸葛亮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又是怎么走的？他当年面对的挑战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最终惜败？“说传奇则失之轻薄，说悲壮则失之滥情，讲忠义过于迂腐，谈军略又太细碎。”只有重走一遍当年的道路，才会获得切实的体感。
围绕北伐的种种分析和疑问，在你真正置身其中时，说不定便可迎刃而解。即使解不了也没关系，正所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站在秦岭之中，想象着诸葛丞相和蜀军在千年之前就在我身立之处默默开过，朝着长安的方向坚定地前进。我们同样闻着山林的味道，感受着陇西吹来的风，这是何等让人激动的体验。
——马伯庸：《文化不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