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凉一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人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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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我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遇见你，是幸还是命？

这些年，我和S君经历着跨地域的爱情长跑，期间的酸甜苦辣就不详述了。但是，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这一年我过得并不好，几经崩溃，浴火重生。重重磨难中不乏有爱情的考验，很多个夜晚，我披着星空戴着耳机独自走在寂静的小路上。

星星向我眨眼，我问它，是幸还是命？

它摇头，给不出答案。

就在考前的最后几天，我莫名的烦躁、焦虑，可是又不甘时间的流逝。于是S君放下手上的工作，先是安慰，而后是以现实的残酷给我警示，最后给以鼓励。整个过程不带一点温柔感性色彩，从始至终都是理性的逻辑。

可是我这任性矫情的毛病还刚好得他这剂良药来治。一番批斗下来，我乖乖地回教室继续看书。

后来，我对S君说：你对我而言，亦师亦友。

S君教训我起来，非常严厉，不念恋人之情。但是，宠起我来，也是没有极限。

然后，我明白了：生命中，遇见了是缘，爱上了是幸，失去了就是命。无论哪一种，都是人生的经历，享受当下，过好每一天，才不会在失去后责怪命运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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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想到一个人，上世纪誉满大上海的才女张爱玲。

1920年，张爱玲生于上海，原名张瑛。父亲张志沂是清末“清流派”大臣张佩纶与名臣李鸿章长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是名门之后的张爱玲并没有享受到家族的荣耀和温暖。

无论是父爱还是母爱，对张爱玲来说都是稀有的。父亲沉迷于旧派，而母亲热衷于新潮，两个三观不合之人的结合带来的自然是悲剧。在张爱玲十岁那年，张志沂和黄逸梵协议离婚，而后，张爱玲迎来了生命中的可怕噩梦“后母”，这里的后母跟白雪公主的后母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都是对年幼心灵的摧残。

在受到父亲多次毒打和囚禁之后，张爱玲对家的依恋彻底幻灭了，他连夜逃离到母亲的住处。当母亲看到她满身的伤痕和消瘦的身躯的时候，心疼的收留了她。可是，生活终究离不开柴米油盐，她们面对的是经济上的捉襟见肘。

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读书期间，她多次因自己的寒酸和同学们的阔气带来的反差而感到深深的自卑，也许这样窘迫的经历让她分外拜金。

张爱玲的拜金似乎从出生时就注定了，抓周时，她没有选择后来让她享誉世界的笔杆，也没有沉迷于女人偏爱的刺绣，而是死死地抱住了一块代表金钱的小金榜。这似乎预示着她从小就会是个“财迷”。

当然，张爱玲自己也从不否认这一点，她在文章中说：“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激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名词，我就坚定我是拜金主义者。”

一个在亲情中得不到关爱的少女，将自己生命的张力全部献给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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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她的小说集《传奇》那样，她也成了大上海的传奇。而她的传奇自然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其中就有胡兰成。

胡兰成原名胡积蕊，1906年生于浙江绍兴嵊县的一个偏远山村。胡兰成的父亲行事悖谬，五十八岁死于胃溃疡，胡兰成却称之为“荡子病”。“荡子”在胡兰成看来是个褒义词，意为“行事洒脱、不拘于常情”之人。他称父亲为荡子，也常以荡子自比，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江山和美人多钟情于荡子。

1925年胡兰成娶了第一位妻子玉凤于1925年病殁，两年后再娶全慧文，并在未与全慧文离婚的前提下“娶”了舞女应英娣。1943年胡兰成因言论激怒汪精卫被捕入狱，幸得日本友人搭救才幸免于难。一年后，胡兰成被释放，但汪精卫对他的仇恨并未消退，因此他开始了自己荒诞的逃亡生涯。

张爱玲，正是他逃亡路上偶遇的第一个美丽驿站。

一天，胡兰成在《天地》月刊上看到张爱玲的那篇《封锁》时，对其才华赞不绝口，同时也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欣喜。因为从好友苏青口中得知，张爱玲是个女子。

正是出于对张爱玲文学才华的赞誉和欣赏，胡兰成说出了让现世千万痴男怨女们奉为耳边情话的爱情箴言：“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于是，胡兰成开始了对张爱玲这座孤堡的爱情猛攻。

饱经沧桑的张爱玲看惯了战乱时代父母的婚姻，自然对爱情多了几分冷漠和理智。可是，即便如此，24岁的花季少女也没能抵挡住比她大14岁的情场老手的糖衣炮弹。

也许是造物主定下的铁律：男人是视觉动物，而女人则是听觉动物。自古的痴男怨女们，痴的是花容月貌，怨的是绵绵情话。

胡兰成一日日的到张爱玲的房间与她谈政治聊文学，最终赢得这个清冷孤傲的才女的芳心。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张爱玲渐行渐远，她说：“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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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他们决定结为夫妇，没有婚礼，只有婚贴上的一句祈语：“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可是婚后不久，胡兰成就被自己写下的誓言打脸了。

同年11月，日本人请胡兰成去武汉接管《大楚报》，在汉阳医院里，他认识了16岁的护士“小周”，并很快在一起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胡兰成逃到温州，在逃难的日子里，他居然又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好”。

但是当这一切在张爱玲面前败露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而是很理所当然的讲了出来。

胡兰成就是这样，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恣意选择，过后又不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甚至还抱有天真的幻想。幻想不得，便以自己的文墨粉饰。这种行径，也只能以他自封的“荡子”来形容了。

林夕曾不无感慨地说：“我写了很多词，却最终赢不到一个人。”

仿佛这就是才子才女的宿命：与文字恋得越深，在人间就爱的越苦。

张爱玲伤的是心，而不是灵魂。她爱得深刻，却不忘初心；她爱得盲目，却不失原则。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被胡兰成几番刺伤后，坚定地给他写去分手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定，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随信附上的，还有“嗜钱如命”的她存下的30万法币。

张爱玲不是一个苦情少女，而是敢爱敢恨，于乱世中勇敢绽放的独立女人。继胡兰成之后，她和导演桑弧有一段未被公开的恋爱，而后在36岁那年结识美国剧作家赖雅，并于当年8月结婚直至桑弧离逝。

从灰烬中看到绝望的是俗众，从灰烬中总结经验的是聪明人，从灰烬中发现爱情本来面目，并甘之如饴、赤诚如一的，才是张爱玲。

遇见他，究竟是幸还是命，历经千山万水，我想她已经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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