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口口相传的历史中，湖广填四川和袍哥应该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了解和传递这些故事是每一个四川人的责任。”

　　我感觉四川的历史应该是有几个明显的断层，有些时期是没有史料而不可考证的，也有时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发生巨大变化，但因史料不全难以究其原因的。这些未能得窥全貌的历史隐秘，无论对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在近代，从湖广填四川到新中国建国这期间，则多了许多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又大大超出了先辈故事的范围，其中很有多让我觉得有意思，在此以摘录和我只言片语的补充作为记录，让喜欢这段历史的人们有更多的了解。

第一部分　序曲－湖广填四川

　　我对书中内容稍作归纳，从背景、历程、城市、人口、农业、商业、文化、语言、会馆、川剧、传承和精神等方面予以描绘，从物质到精神的发展，由浅入深的感受那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进。

　　01　背景

　　湖广填四川的口述历史中，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张献忠剿四川”，但实际在明末清初比较混乱的三十四年中，还发生过明军与清军的长期鏖战。吴三桂的叛乱，号称“摇黄十三家”的遵天王袁韬、逼反王刘维明、黑虎混天星王高、夺食王王友进、邢十万、扈九思、黄鹞子、景可勤、震天王、白蛟龙顺虎、混天星梁时政、王光兴、杨秉允、陈琳等起义军余部的抗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匪患和灾疫……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四川人口稀少，乃至万里无烟的境地。

　　还是来看看《蜀龟鉴》一段比较客观的总结：“川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张献忠）者十三四，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这里没有说到明朝和清朝军队对四川的践踏，算是历史和历史学家对于王朝史实的遮掩。

　　02　历程

　　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期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

　　然而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有十分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物质基础。当十多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按当时户籍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

　　03　城市

　　清朝初年，成都城垣经历了3次建造，新城竣工以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重现了成都城昔日胜景。

　　04　人口

　　四川人谈起祖籍大多说是湖北省麻城县或孝感乡。这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孝感乡于明代成化八年（1472）撤销行，政建置归入邻近的仙居乡，按照清代县乡建制，麻城和孝感算不得什么大县大乡，其人口数量也是有限的。乾隆六十年（1795）人口统计，麻城全县共28万余人，但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上述两地迁来的呢？

　　一种是因为元末明初就有入居四川的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老移民，是人尽皆知的移民原籍。因此，后来的外省移民中回答原籍是哪里时，为了减少解释的必要就回答麻城孝感乡。然而谎言说了一千遍就变成事实了。

　　另一种是按照清朝政府对此次移民准备充分、计划周详的事实来看，一定是在麻城、孝感这样的移民中转站设立过专管移民的组织机构负责“执照”的检验、人数的统计等事项。而且移民还可能在麻城、孝感做短暂的休息和调整，因为这个地方离四川已经很近了。因此，麻城、孝感在移民心目中就有了某种特殊的地位，它们对于移民进入四川是有恩的。在此情况下，上述两地很可能就会在这次移民事件中扮演“宫口”的角色。就如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宁化石壁。

　　关于各省移民的生活状况，一首关于成都的《竹枝词》这样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05　农业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使得残破的天府迅速重现了勃勃生机，请看一些文献记录川省复苏后的喜悦：“雍正五年，各省米谷唯四川所出最多！”“苏松镇江等地一亩收谷不过三四石，蜀地有一亩收至六七石者！”本来我国的蔗糖出产原以台湾、广东两省为最，但自从道光年以后，“川新产之糖，价廉而物美，诸省争趣之，台糖因而减市”。

　　06　商业

　　清朝初年，移民带来了各行各业技术和经营理念。陕西随清军南下定居或经商的人在成都从事的主要行业有棉织业中的“绒线”生产行当；成都城内的当铺也大多为陕西人所开设。这些临街的有着高大柜台的店铺，最初是贷款给初来成都赤手空拳的移民，后来才发展成为各种物品的典当行。全兴酒的前身的据说也是两个陕西凤翔府远道而来的烧酒作坊的技艺人开创的，最初酒坊名为“福升全”，以从薛涛井挑水回来酿酒而得以闻名。绵竹大曲据传亦为陕西人开创。

　　江西人陆续在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移民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归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江西移民还在成都城内开设有大量的银钱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钱庄。

　　而成都城内的瓷器店，则大多是湖南、湖北籍的湖广人所开设。

　　1804年，陈姓移民的后裔因为经营这种豆瓣发了财，便在郫县县城里开了一家“益丰和”酱园，专营郫县豆瓣。由于经营有方，货色上乘，很快声名远播，每年都能卖出豆瓣千斤，“益丰和”的人数着叮当作响的银元，暗地里高兴。但是到了光绪年间，郫县东街忽然冒出来一家“元丰源”，也经营郫县豆瓣，两家酱园就展开了竞争。“益丰和”是老字号，老板陈竹安经营郫县豆瓣多年，因此经验丰富。在他的卧室里，摆满各种各样的小缸小碟，里面装着豆瓣、酱油等试制品。每天他从“益丰和”的店堂回到卧室，都顾不得疲惫辛劳，像一个科学家做实验似的研制最新、最好的产品。

　　07　文化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展现出各异的文化特征。民国《泸县志》对于清代四川民俗杂糅的现象有一段精辟的议论：“自外省移川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其习尚虽镕铸混合，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大抵属湖广者常信巫觋，以楚俗尚鬼也；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转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什么是“本俗”？本俗就是移民从故乡带来并且早已渗入他们血液的一种民俗表达方式。按照《泸县志》的说法，从湖南湖北入川的人多信仰巫术，因为楚俗历来尚鬼；而从广东入川的移民则多“趋利益好争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喜欢“商战”，原因无非是广东那地方历来就有为利益而奋勇向前的习惯；而江西、福建来的移民则喜欢行商走贩做生意，因为上述两个地方或临江或临海，交通便利，有经商传统。当然几百年的演进，今天来看上述三地移民的习性判断却已经不够恰当了。

　　08　语言

　　总的来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经过两三百年的激荡整合以后，四川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方言体系，一是占主导地位的四川官话（又称湖广话），另一种就是客家人所秉持的客家话（又称土广东话）。两种方言同属汉语八大方言之一。书上说客家话曾一度覆盖到牛王庙一带，但随着普通话推广、人口流动等原因，现已经逐步退到龙潭寺一带，我一直想去探究一番，担心再不去听听看看，怕就没有机会了。

　　09　会馆

　　清代移民遗留下来的人文和物质景观，最重要的一个便是“会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修建各式各样雄壮豪华的会馆？《威远县志》的解释是：“清初各省移民来填川者，暨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连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蜀都曰惠民宫，两湖曰禹王宫，两粤曰南华宫，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荣禄宫……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

　　一炷香在会馆的大殿明灭着，冒出缕缕青烟。这一燃，就是两三百年。虽然会馆这座圣殿的神龛里端坐着的仅仅是一些被称为“故地名神”的泥偶，但实际上它却给艰苦环境中的移民带来了无限的心灵慰藉。据传说和资料显示，这些兼具庙宇功能的会馆供奉如下人物：

　　湖广会馆供奉大禹王；

　　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

　　陕西会馆供奉关羽或刘备、关羽、张飞；

　　广东会馆供奉南华老祖（禅宗六祖慧能）或庄子；

　　福建会馆供奉妈祖（或称天后圣母）；

　　贵州会馆供奉关羽（关帝）；

　　山西会馆供奉关羽（关帝）；

　　浙江会馆供奉关羽（关帝）；

　　四川土著人士修建的川主庙供奉李冰父子或杨戬。

　　10　川剧

　　川剧是四川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戏，它包含了高亢、细腻、清脆、婉转、活泼、悠扬等多种戏剧元素，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显得如此丰富、热闹、斑斓和动人心弦。然而明代的川剧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它还不具备“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丰富性，而仅仅只是一种单调的高腔，“一声蛮了一声呔，一句高了一句低”，可能跟嘉陵江边的船工号子差不多。然而自从各省移民把其他省份的地方戏带入四川后，川剧忽然变得如此生动复杂，妩媚多姿。川剧是在其他地方剧种树枝上绽出的繁花。

　　康熙二年（1663），有八个善唱昆曲的人从江苏来到四川，他们作为官宦人家的私人戏班，寓居在成都江南会馆的合和殿内，这是一种柔美的、带有江浙一带甜美口音的唱腔。恰好此时四川总督吴棠是江苏人，对家乡的戏曲格外迷恋，于是常常请四川的地方官到总督府去听戏。到了乾隆初年，在四川经商的江苏商人更是返回江苏置办像样的戏箱，邀请当地的名角来成都演堂会。川剧于是蒙上一层昆曲所特有的温婉细腻的影子。

　　陕西人来到四川以后，也把三秦大地高亢嘹亮的秦腔带入蜀地，这是一种有着辽阔天宇、漫漫黄土和炽烈情感为背景的北方剧种，它跟川剧的结合，便派生出了川剧的弹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川梆子”。康熙末年，陆箕永在绵竹任知县，看了一场山村的社戏，就听见“一派秦声浑不断”，真有黄土高坡的雄浑和缠绵。

　　川剧的胡琴还吸收了徽调中的某些戏剧元素。徽调是中国著名的地方剧种，“四大徽班”进京和它最终促成京剧的形成，都是戏迷们耳熟能详的旧事。乾隆年间，在成都的戏班里用胡琴伴奏唱西皮调，会被人称作“淫声”，可见徽调擅长细腻缠绵的乐声，特别适合讴歌男女情怀。

　　11　传承

　　作者记忆中故乡村落中有些汉字对联至今仍觉得熠熠闪光：一幅是，先代坚困勤稼穑，后人承继重读书。横批：承先启后。另一副是，惟建基业艰难险阻锱铢必计，欲守成规勤俭耕读半文不奢。横批：石室流芳。

　　但亦有发家致富就变得高大上的，拿匾来说，李姓总挂“紫气东来”，未必皆是老聃后裔；陈姓总挂“妫汭遗风”，未必皆是虞舜族人；冯姓总挂“大树家风”，未必皆是将军子孙；曾姓总挂“三省堂”，未必皆是孝子后人。凡我川人，绝大多数都有移民远祖，当初尽是穷苦农夫。发迹之后，不免多方掩饰，强认伟人名人为自家的祖宗，这是常有的事。

　　12　精神

　　虽然美国的移民运动时间稍晚，但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铸造了一种包容和自信的民族精神，乐观的生活态度，享受生活的那么一种处世理念。作者提到四川作家洁尘关于成都这座城市（乃至四川全境）与人群特性的看法：“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在经历过“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荡涤以后，真的产生了一种“新四川人”和“新四川文化”。

第二部分　终章－袍哥人家

　　01　背景

　　袍哥对他们的起源却有自己的一套解释。“袍哥”又叫“汉留”，它的兴起始于郑成功，他“悯明室之亡，痛生父之死”，所以于顺治十八年（1661），“与所部兵将，约会金台山，效法桃园，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召，约盟来归者，四千余人，秘密结社，开山立堂，是袍哥之始”。当时的文件称《金台山实录》，“即当时之组织书，亦为今日汉留之历史教材也”。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攻克台湾，“郑子克琰（应该为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恐先人遗物，被敌攫去，遂将此书用铁匣装妥，沉之海底，故后称社团之组织书为《海底》者本此”。

　　02　规模

　　袍哥即四川的哥老会，是从清朝到民国在四川社会影响最为深入广泛的秘密社会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底分布有多广，在地方人口中到底占多大的比例，虽然众说纷纭，但几乎都倾向于认为袍哥数量非常之大，在成年男性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之高。正如1946年的一篇文章所称：“袍哥在川省的势力，真正庞大得惊人。听说，单以重庆一地而论，至少也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三教九流，简直无所不有，尤以工商界及军人最多。”1947年的一篇文章也指出：在四川，几乎三分之二人口“加入这一组织的”。据1948年的观察，“凡是在社会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乡村亦不能例外”。重庆的袍哥大爷范绍增则宣称，袍哥成员要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

　　如果说上面的数据都是记者或者文人根据自己的感觉做出的猜测，那么廖泰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也在1947年发表的文章中估计，四川男性成年人 70%以上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03　发展

　　袍哥势力在四川的扩张，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它从清初反清复明肇始，到辛亥革命风光一时；从清朝被严密查禁的非法团体，到民国时期成为半公开的组织；从早期边缘人群的秘密活动，到后期渗透到党政军各级机构，这些都表现了这个组织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其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政府为摧毁这个组织进行了极大的努力，但都没有成功。直至1949年之后，这个组织才最终消失。

　　民国后期，地方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力量控制这个组织了。从清到民国，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控制的若干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开始的从保甲到团练的转移。在民国时期，团练的首领多由袍哥担任。其次是袍哥参与税收。传统社会中地方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收税，各地的捐税经常不是由县衙直接征收，而是通过乡绅这个“中介”进行，乡绅是县衙能够按时收足捐税的保证。每岁秋初，县令邀城乡绅粮至官府，讨论捐税征收办法。地方捐税往往先由乡绅垫付，再由乡绅向乡民收取垫付部分。乡绅之所以乐于垫付，是因为一方面可向政权表忠心，在地方显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捞到许多实际的好处。在1930-1940年代，许多地方的这类“乡绅”，实际上被袍哥所取代。

　　04　成员

　　初时参加袍哥者多为下层，“其组织法，先询其人之身家己事。如身家清、己事明、不为群众遗弃者，即业惊、培、飘、猜、风、火、爵、耀、僧、道、隶、卒、戏、解、幻、听等均能入会”。他们“或作侦探，破彼方之秘密；或司传达，使各方之联络；或任调查，明各方之消息，均于汉留有绝大补益”。这里官方所列的所谓惊（算命）、培（中医）、飘（行乞）、猜（设赌局）、风（行骗）、火（炼金）、爵（卖假官）、耀（春相）、僧（和尚）、道（道士）、隶（衙吏）、卒（兵）、戏（优伶）、解（卖艺）、幻（巫术）、听（音乐），皆为民间骗术。不可否认袍哥的成员非常复杂，但是官方也是有意把袍哥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盗窃诈骗者联系在一起，有助于他们对这个集团进行打击。在清代的官方文件中，经常把袍哥与土匪相提并论，干脆称之为“会匪”，显然这种称呼和定义，给了官方镇压的口实。

　　当然，袍哥中也不乏乡绅和地主，“初由不法匪类结党横行，续而绅富相率效尤，亦各立会名，以图自保”。“有的“绅粮”则“名为借此保家，实则广通声气，以自豪您”。以至于川省有“一绅、二粮、三袍哥”的说法。到清后期，袍哥除了广泛进入政府和军队外，还吸纳了不少知识界的成员。

　　05　组织

　　袍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组织特点和结构，演变出许多形态：“川省下流会党，千流百派，而大别不过两类。甲类为江湖会，乙类孝义会。江湖会起最早，纠结日久，多亡命无赖及不肖绅衿，常为乡里所苦，于是孝义会起而敌之。其初由乡里有籍之民，互相结集，以抵御江湖会之侵扰，既而手滑势急，羽附日杂，其为患遂与江湖会无异。

　　各会党中又自分两类：一种各有正业，特借入党以联声势而为缓急之恃者；一种别无正业，而专以不法行为为业者。”可见，当时有川省哥老会分江湖会和孝义会的说法，江湖会出现于前，孝义会产生于后。按照这个说法，江湖会更像袍哥中的“浑水”，或“浑水皮”，或者叫“无正业”者，即有的是以人会为护符，而有的是以入会为生计，没有其他谋生手段；而孝义会则接近袍哥中的“清水”，或“清水皮”，或称“正业”者，他们有正经职业，并不需要以当袍哥来维生。

　　所谓哥老会的“清水皮”与“浑水皮”之别，“清水皮者，树党结盟，自雄乡里，专尚交游，不事劫掠；浑水皮则良莠不齐，大率藏垢纳污，敢于触法犯禁”。清水有比较强的纪律，在政府军队都有关系，并相互依靠，部分袍哥成员还在地方担任一定的职务；而浑水，却是以袍哥为职业者，经常干不法的勾当，成为政府打击的对象。

　　06　内部结构

　　袍哥不同的分支、派别和帮别称为“山堂”，每堂内部各有等级、帮规。李榕曾描述过哥老会的内部结构：

　　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人数多寡不等。

　　以上所称的“牌”，实即“爷”，即哥老会的等级，由于忌讳四和七一因四字音“事”或“死”，七字音近“截”，均视为不吉——因此袍哥内部只有大爷、二爷、三爷、老五、老六、老八、老九、老么。大爷又称“龙头大爷”“舵把子”等，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二爷一般为出谋划策的军师；三爷则为日常当家者，公口的产业、金钱等，皆由其负责管理，他还主管接待等事。五爷则有红旗管事、黑旗管事之分，前者负责议事，后者负责行事。

　　这种分层，有利于内部的控制和命令从上到下的传达。这样，袍哥形成了内部的等级制度。上层是舵把子，发号施令，掌控一切；下层是小兄弟们，只能服从命令，接受控制；而中间是三哥、五哥、六哥（“哥”可以和“爷”互用）等，承上启下，可称为“中间阶层”。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他们应享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好像政治集团中的领袖与其臣属一般”。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袍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心，各个码头各自为政，各个公口相对独立、互不统属，但是有时候若干码头也组成一个联合会。因此，袍哥各社之间的控制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不同，尽管各个分社都遵循《海底》，但是版本众多。这种互不统属，也造成了各社之间的互相争斗，冲突和火拼时有发生。当然，各社之间也有很多合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这个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

　　07　仪式

　　袍哥举行会议或新成立一个公口，称之为“开山堂”，或“开山立堂”，或简称“开山”。开山仪式有着巨大、神圣的力量，起着凝聚成员、同仇敌忾、鼓舞士气的作用。袍哥的这些信仰，是他们能够团结一致的重要支柱。在清代，这种信仰是民族主义的支撑；辛亥革命以后，反满不再是他们的目标，那些早期的革命信仰，转换为他们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这种革命信仰，和大众宗教崇拜（特别是关帝崇拜）结合在一起，成为非常有效的黏合剂，保证了他们对自己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无条件忠诚。

　　08　势力

　　除了人数众多，四川袍哥势力和影响到底大到什么程度？以1946年重庆第一届参议员的选举为例，参加竞选者，“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均为袍界人物领袖”。而不是袍哥的候选人，觉得获选机会渺茫，为了竞选成功，“大肆活动，临时要求参加袍界组织”。

　　当然，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社团。它从一个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发展成在四川无处不在、最强大的公开活动的社会组织，并在地方社会秩序甚至地方管理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地方官也无从实施权力。他们同时也是一个暴力团伙，不时扰乱地方安宁。简言之，袍哥一方面是地方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却经常成为破坏地方秩序的一种消极力量。

　　09　隐语

　　袍哥与汉代、汉族、大明扑朔迷离的联系，成为其秘密语言的重要部分。袍哥“盘《海底》”时，通过十分隐蔽的会话方式，揭示了其政治意识的起源。下面是许多诸如此类的问答之一：

　　问：创兴汉留为何人？实行者为何人？

　　答：创兴者为王船山，实行者为郑成功。

　　问：郑成功于何时起手？于何地实行？

　　答：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起手，于台湾实行。

　　问：汉留既由王船山创兴，何以不尊王船山而尊郑成功？

　　答：王船山为理想家，郑成功为实行家，汉留不重理想而重实行。

　　袍哥的隐语有各种叫法，其名称与他们使用的文本和秘密活动的方式有关。由于他们的经典为《海底》，因此他们的隐语又称“盘《海底》”，或叫“亮底”“切口”“春点”“与天同姓”等。问其秘密语言对袍哥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他们说：“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宁给一锭金，不传一句春。”成员之间的沟通经常是隐语与暗号同时进行。

　　袍哥成员对《海底》的熟悉程度，显示了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经验以及能力，并成为一种验证来人身份的特殊的沟通方式。一个到访者可以用这个方式自我介绍：“龙归龙位，虎归虎台。启眼一看，在坐有会过的，有没有会过的。会过的重见一礼，没有会过，彼此问候……”然后通报姓名、公口、头衔等。桌边的其他袍哥也同样做介绍。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人不亲，行道亲；行道不亲，社会（汉留）亲。”公口接待的来客可能有各种需要，一些不过是游历四方，一些为差事奔波，一些因冲突而求援，一些犯事而逃遁等等。对那些犯有命案的袍哥，一般是给够盘缠，让他们尽快离开。因此，袍哥来到某个地方，总是能得到当地同仁的帮助，或获财物，或得保护。这个传统成为使袍哥们精诚团结的黏合剂，也使这个组织更具吸引力。

　　10　茶馆

　　袍哥最为公开的活动地点是茶馆，“摆茶碗阵”是袍哥另一种主要联络方式，也是其秘密语言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仪式中的“阵”显然是来自古代战场上军队的阵势，借用这个字显示了当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进行对话时，犹如战场上的厮杀，是事关生死的力量角逐。当然，如果他们的联络地点是在酒馆，那么则用酒杯；如果在饭馆，则以饭碗代之。

　　除了摆茶阵和吟诗外，袍哥也用手势，即使“对面不相识、不相交一言之人，赖一举手之微，即知其为自己弟兄，而发生‘生死与共’之义气”。据称手势是“百千万变”，不像隐语可以写出，而“必须亲为传受，亲为指点”。例如关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两脚并拢，双手在头顶相交，代表“金”字，站立，双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

　　蹲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代表“土”字；马步，双手举齐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马步，双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图7-1）。如果说隐语受标准语言和行业语言的影响的话，那么肢体语言则是由秘密社会自行发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生存，以及开展种种活动的能力。

　　11　秩序

　　袍哥在解决地方的各种纠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沈宝媛发现，这个集团可以有“社会制裁”，范围非常之广，遍及“法律、信仰、教育、风俗”等方面。袍哥的这种“社会制裁”可能与中国传统存在的“宗族制裁”有一定联系，但它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远远超出了宗族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地方社区的活动。“吃讲茶”或称“茶馆讲理”是由袍哥来判断和解决民事纠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失，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茶馆讲理”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按“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

　　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深厚的社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其实，传统中国乡村的社会控制，更多的是依靠人情利和道德。过去中国农村地方实行乡约制度，依靠邻里乡党关系，例如乡约中一般都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纲领，包含爱惜、规劝、勉励等合作和友情关系。过去乡村社会都有三约：社学、保甲、社仓。乡约为纲，三约为目。社学是教育机关，社仓是经济机关，保甲则是自治自卫的政治机关，这样教育、经济、政治都包含进去了。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的地方结构被打破了，代表地方的是乡公所和乡镇长，违法则送官惩办，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只注意事而不管人”，缺乏了“爱惜人之意”。

　　12　地租

　　地租一般分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在乾隆时期，定额租制已代替分成租制而成四川地租的主要形式了。定额地租即按田地大小规定地租数额的租佃形式，定额租的租额一般按分成租的最高额确定。由分成租过渡到定额租，农民生产独立性加强，由于租额固定不变，收成好坏并不影响地主收入，因而地主给予了佃农较多的种植自由权。佃农改进生产技术，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增加产品全部归己所有，这种租佃形式刺激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另外，定额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因灾害造成歉收时，有时定额地租也可改为主佃均分。

　　由于佃农对地主依附关系削弱，地主企图以经济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利益，于是押租制就应运而生。押租制即佃农必须向地主缴纳押金才能佃种土地，地主以此防范佃农抗租，并在人多田少、佃农“乞田而耕”的情况下趁机苛索。四川可以说是押租最发达的地区，押租钱一般为地租的1.5倍。与押租并存的还有另外一种类似形式—预租。预租与“欠课扣抵，辞地还钱”的押租不同，它已具有地租性质，即先预付第一年租钱，以后每年预付次年的租钱或隔年预付租钱，也有的在每年收成后纳实物作第二年租钱。

　　清代由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在实物定额租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地租支付方式的变化，即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发展。据对重庆府租佃关系的研究，清中期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并行，嘉庆以前大约实物地租占80%—90%，货币地租占10%—20%；嘉道年间实物地租占 60%—70%，货币地租占30%—40%。一般来讲，货币地租在经济作物区要多一些，而粮食作物区要少一些。在川西平原，水稻是最重要的农产品，故以稻谷为主要收租计算单位。

　　13　佃农

　　佃农地里90%的收成归地主，这里说的收成主要是“稻麦”，而其他产品，特别是杂粮，佃户留下的比例大得多。川西平原的纳租习惯，以水稻为主，佃农所得不过是水田收获量的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三，如每亩产谷2石，则纳租谷1石6斗，即80%交租了。如果只看稻谷，这个比例非常高，但是小春和杂粮则全部归佃农，包括蔬菜、小麦、菜籽、红薯、玉米、胡豆等。在华北平原，一年只能一熟，而川西平原一年两熟，加上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收成有保障。所以尽管田租收取了稻谷的80%以上，但是佃农仍可以靠小春作物、杂粮和经营副业为生。因此，如果把小春杂粮等计算在内，佃农一般交给地主的地租为50%左右。

　　14　鸦片

　　袍哥经营和吸食鸦片，与当时四川鸦片的泛滥是分不开的。四川大量种植鸦片是在道光之后，1869年据上海总商会代表报告，四川的物产中鸦片已居首位。迄光绪末，四川鸦片产量居全国之冠，140多个州县都有鸦片种植。1906年全川产23.8万担，当时全国产量约58.48万担，川省占40.7%。鸦片亩产一般在50两左右，那么鸦片种植占有川省耕地约761.6万亩，相当于全川1.02亿亩耕地的7.4%。鸦片成为清末川省出口商品的最大宗，根据日本人根岸佶的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川省出口商品价值约3000万海关两，而其中鸦片就达1200万海关两，占40%。

　　四川也是鸦片吸食泛滥的地区。清末，四川总督锡良发动了禁烟运动，先限种植，然后杜绝吸食，禁止烟馆，在成都设立戒烟总局，到清末，四川鸦片种植和销售基本断绝。但是在军阀时期，鸦片种植、销售、吸食又在四川死灰复燃。二三十年代，四川鸦片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烟价低迷，低价又刺激了消费，瘾民数量不断增加，进而刺激了烟馆业的繁荣，以致出现了烟馆、茶馆、酒店三脚鼎立的局面。1934年，成都有烟馆近600家。

　　四川瘾民究竟有多少呢？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瘾民在防区时期（1918—1935），约占全省人口1/19，即每19个人之中，有1个人抽大烟。这一时期，四川有人口6000多万，所以估计全省瘾民达310万人之多，真可谓鸦片极盛。大范围吸食鸦片的结果，造成四川各地“烟馆林立”，在各县各乡，哪怕是极小的地方，即使没有旅店、饭馆，也有烟馆。如果外地旅客到偏僻乡间，夜间找不到旅店时，可以在烟馆借宿；白天找不到饭馆时，也可以在烟馆吃饭，“可见四川烟馆比旅店饭店还要多”。据估计，这个时期四川的烟馆数量超过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多达20万人，加上烟灯、烟盒、烟具制作，鸦片贩运等劳动力，从业人数可达30万人。

　　15　抗战

　　我们还应该看到，抗战时期，许多袍哥成员纷纷加入和支持抗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图3-3）。如1942年为蒋介石55岁生日祝寿，四川袍哥发动了几十万人捐款购买飞机，命名“忠义号”。袍哥是抗战可以利用的力量，当局在这个时期对袍哥的限制极少，袍哥又成为一个公开的组织，并在地方与政府有许多的合作。川军出川抗日，袍哥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时人便指出：“川军的武器不如人，训练不如人，然而他们能够打仗，这原因就是有袍哥组织在做精神武装。有许多川军部队，部队长自己就是‘舵把子’，干部是大哥或三五哥，士兵则有弟兄一样的亲爱精诚，平时弟兄们有事，做大哥的代为解决，一旦打起仗来，自然乐于效命了。”迁都重庆后，中央直接控制了四川，国民政府主持举行县乡基层机构选举，这给袍哥进入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若想在竞选中获胜，必须拜码头，以得到袍哥的支持。这样，袍哥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基层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