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去了一趟县城。四月里大雪横飞，我在雪中疾走。可我并没有任何目的地，我知道我这样的人迟早会完蛋。

瞧瞧，说完蛋以为我这人有多么的无耻。虽然我没能危言危行，但我也不是无耻之徒。扯这些是因为前段日子下乡时，遇上几个虫豸过来对我们指指点点，骂我们的娘。他们使劲地骂，真以为自己“有理”就能骂天下了。我不生气那是假话，但我也只是默默生气，没有理会他们。我把他们当成一坨屎，懒得看懒得闻懒得踩。

生气给谁看？我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不是别人在控制你的情绪，而是你在左右自己的情绪，你不把自己当人看，谁还把你当人看。

澳大利亚作家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说，“命运早晚会让我们和某些人相遇，一个接一个。而那些人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让自己，以及不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今天，去市医院做了个检查，没病。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从市医院出来可不是这么潇洒。以为自己得了癌症，被判了立即执行一样，瞬间天昏地暗的，傻了。雷劈中了我似的，我走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羡慕起那些擦肩而过的人们。我还年轻啊，我还什么都没做，我的父母怎么办呢！ 一下子，太多事情涌上心头，要呛死我。

一个月里，我一下子瘦了十五斤。整个人似乎真的病了，病怏怏的，无精打采的，不想说话，也不想做什么。打垮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别以为你牛逼哄哄，碰上事儿不觉得你比谁牛逼。

人到了最无助的时候，就想找个人。从内心挖掘出那个最想的人，然后去见面。我是这么做了，我没有告诉父母我最近发生的事。而那个我想见的人确实离我不远，于是我去她的办公室找她。好几年没跟她联系了，现在去见她未免有些冒昧。我也只是和她随便聊了聊，然后又跟她再见了。这次简单的一面，让我的心情舒畅了好多，就像神药。

后来，我了解到我并没有得癌症，我那只是一个良性瘤而已，有些人从娘胎里就带着这个瘤。我也渐渐恢复到往日的样子，一切似乎都冥冥注定，一切似乎都有它的道理。她又能出现，就像光亮照亮我内心某处的黑暗，让我变成更好的我。

所以，生活有些事必然会遇到，就看我们如何处置。像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能说出那样的话，毕竟是经历了生活的磨练。不过，我可不希望像他那样25岁时婚姻破裂（这个我没有一点可能了，我现在都在而立了），穿成绅士模样吸着毒拿着一把假手枪去抢银行。他经历了风风雨雨，才才见到了可贵的彩虹。

我现在的朋友和我一样（时代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喜欢把自己隐藏的够深。拿着个破手机，使劲捣鼓，无聊至死的样子。

高明现在一点都不高明了，躲在兰州某一处犄角旮旯里，过着小日子。我知道，他没有写，他估计也不会写了。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写，我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不会写。你们问我写什么？其实，写就是一种生存状态。就如新荣，他用写的方式建造着自己的王国，可惜，他也似乎不写了？我们在干吗？我们现在只是无聊而已。

现在，我是个体制内的人且做着体制外的梦。她说，想那么多有用么！我知道没用，我只是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我也没有说自己离期望的自己还很远。

我想那么多的最大意义就是要把它们写出来，而不是用年轻的资本哄骗自己（其实已不年轻了）。

赛格林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写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何种人的话，活着就很可悲，也有可能活成虫豸。

了解我的一些人，知道我有个臭毛病，就是想的多，做的少。明明我很爱她的，可往往把事情搞得我不爱她的那个样子。明明我能写点什么的，却装作不会写一个字似的。

刚大学毕业那年，我和智在兰州从东到西的找工作。智和我一样，虽然我们不是梦想家，但我们都怀揣梦想。找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工作，未能找到如意的。想必生活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却让我们打满意的卷。

我们在一家现货交易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就是一整天盯着K线图。我一个学法律的，根本就不知道K线图是什么。仅仅上了一天，我们俩就仓皇而逃。

我们天天奔波在兰州的街道上，梦想就像是天上的馅饼永远不会砸下来。后来，他去跑销售了，我去餐饮店做服务生。半年以后，我们和大多数这里的大学生一样，成为了体制内的一员。

五年又过去了，体制内的我们还是体制内的我们。身材开始慢慢走样，发际线越来越高，生活质量没能高多少；越来越胖，没能越来越富有，却变得越来越无趣；以前孤独是一瓢，现在孤独是一湖；以为自己还是单纯的自我，其实是老狐狸的看家狗；梦想变成做白日梦和想入非非……四月天，大雪纷飞，流浪狗就一只。

我拿出我的笔记本，擦去灰尘。随便翻开一页：今日无所事事，无所事事是把锁，锁住今日。还有一句摘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降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初排。如果生活中的第一次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我翻到空白的一页，想画一张自画像，可我终究还是没明白这千千万万人之中，哪一个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