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对鲁迅产生极大影响的书。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就阅读了此书的日文译本《支那人气质》。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民族劣根性，一部分源自于厨川白村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一部分是受此书的影响。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再次提到这本书：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本书的作者亚瑟·亨·史密斯清末到中国传教，定居中国几十年。这期间，他对身边的中国人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最终写成此书。
书的结构一目了然，每个章节都用短小篇幅介绍一个中国人的特征，时时感到国人之可怜与可恨一体，可笑与可悲混杂。
作者把中国人最重要、外国人最摸不着头脑的特征列在第一项：面子。
在做任何事的调解时，和事佬都必须在正常规则之外考虑双方的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正因为对面子的重视，中国人天生具有戏剧天赋，习惯以戏剧方式进行思维，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尊严（所以中国人的尊严十分脆弱，例如网络上的讨论常常离开主题捕捉言辞中莫须有的不敬）。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的问题。不是一切出于“本心”的自然流露，而是为了“撑门面”而“装模装样”，即“做戏”“瞒和骗”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正是鲁迅所深感忧虑的，他说中国实际是个“文字的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的花样”，不仅是“戏剧化”，更是“游戏化”了。
不得不说这位传教士观察能力和概括能力都十分惊人——对“精确”的漠视，至今深植于中国人思维方式里。摘录部分有趣内容：
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公理“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也已不起作用了……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
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
无所谓精确，就大家都是“差不多先生”。凡事不求甚解，美其名曰“难得糊涂”。大家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深得中华遗产之精髓，以之为美，死抱不放。
几乎每个特征都在佐证乔治奥威尔的“双重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25章以“诚信”为例专门描述了这一特异功能。如《春秋》中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实为赤裸裸的撒谎。中国人的历史，其实是隐匿真相的历史。秦晖就曾撰文论述：历史进程中真正关键性的，还是“社会思想”而不是“典籍思想”。此社会思想不仅是有别于精英的“民间思想”，也包括精英们通过“行为”而不是通过言论著述表达的、往往对社会实际影响更大的那些思想。
作者最后总结说，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智慧，不是耐心，也不是实际性，而是人格和良心。——但是这两样东西，一直以诗文传世啊！读之热泪盈眶激情满怀，行之满口胡言瑟瑟缩缩…
当然，由于作者是个传教士，为中国人开的药方是开放改革，接受基督教文明。不喜欢这种论调略过就是，重点是其中现象，虽逾百年，犹数之历历。不如就听鲁迅先生一言：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