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列车一声轰鸣，送来了汤师爷，也为张牧之送来了新的选择。于是才有一伙人骑白马入鹅城，斗黄四郎。
斗争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本能斗争，即利益之争；接着是道德斗争，即争思想；最后落到实处，进行路线斗争，即争群众。这也是矛盾的本质逐渐明朗暴露的过程。前两个阶段张黄两派有来有往，心照不宣，到争群众的时期则完全出乎黄四郎意料，也击中其死穴。
两方对于愚民的看法看似一致，其实把时间轴一拉长就明显不同。黄四郎之流认为人民无可救药，因此剥削以获得当下的物质利益；张牧之则认为也许眼前无望，但以后他们总有明白过来的一天，这一仗功在千秋，所以重构他认为公平的秩序以达成精神满足。这一点在张牧之与小六子的对话之中得以展现，有些爹不得不认，而且叫你认得心服口服。
汤师爷是知识分子。如果说张牧之对黄四郎尚有几分你我光暗互衬的相惜（可能并没有），那对汤师爷之类则是彻头彻尾的鄙视。可参见53年张牧之骂梁漱溟：人家用枪杆子杀人，你用笔杆子杀人……人家那么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看你臭不可闻。
这种愤怒是有道理的，掌握知识和规律会给人一种错觉，一种以为自己有可以逃遁于规律之外的特权之错觉。知识不等于道德这句道理在过去看来是一种大逆。这一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令张牧之等无法忍受的是这个特殊阶层的超然地位，你厌恶他们，还得倚仗他们，你甚至离不开他们，这一点你和你的敌人没有区别。
张牧之深知，十个汤师爷里也出不了一个黄四郎，但他们有将老三老四们发展成黄四郎的本事，甚至还有这个倾向。话又说回来，汤师爷们尚且还关着灯呢，如今冯某杰和钱某胜大约要出乎张牧之的想象，只能说时代在进步。
汤师爷死在胜利的前夕，半截身子还挂在树上。其实大多数师爷的末日在胜利以后，他们没想到张牧之调转矛头那么快。
普通人对于世界的认知相对稳定，一些物质，几种主义，总要存在一点因果。张牧之早年成长于动乱，性格上融入许多混沌的碎片。一开始只是对现状不满，只知道要打破什么，因此要有一段时间投靠无政府主义。早期的张牧之们夹杂着青年人独有的热切的冲动，朝着一个模糊的方向奔走。马拉列车送来一线机缘，是否管用，谁心里也没底。虽然21年张牧之与友人泛舟湖上，他预测“三十至五十年”能赢得政权。这也不能完全看作是对时局的明了下作出的客观判断。
如果说张牧之从一开始对列车就是取而用之而半分不信，那绝对是冤枉了他。两方更多是一拍即合，如他乡遇了异父异母走散多年的亲兄弟。你补充了我，我发展了你。
谁也说不清怀疑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实践的继续向前要求新的解释，动荡和斗争增长了手段和能力，熟悉的东西也就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终于，64年张牧之问老三老四：马克思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吗？到这时，一切都是可以被颠覆的，张牧之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面。他的世界没有因为胜利而稳定。那些将打倒黄四郎这一胜利看作是革命目的本身的战友，在他看来是一种背叛，甚至成为新的敌人。张牧之在否定中陷入茫然，这位孤独的革命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断发动革命以期维持短暂的理想世界。
随着张牧之早年间对于小六的期望落空，他只能寄希望于在新的斗争中培养出新的小牧之。天生的怀疑论者也许是旧世界优秀的掘墓人，但也能转型成为新世界的拦路人。不完美的稳定意味着妥协，是对于理想的背叛，这样的胜利没有意义，黄四郎不过改名叫武状元罢了。 如果鹅仍然没有做人的道路，鹅城永远是鹅城。
然而又不能简单将张牧之归为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可能问题恰恰是他在新建立的秩序中看不到通往理想的道路，只能回到自己熟悉的手段，推翻重新来过。就张牧之个人看来是一种悲凉的英雄主义，从鹅看来又是一次沉重而不能理解的苦难。张牧之听的是远方的哭声，只可惜太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