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时候上学，要坐半个小时的公交，春夏秋冬我都不分季节地赖床，于是早餐就固定下来，揣两个白水鸡蛋，再加一块站台旁烧饼摊子上的甜烧饼。那时候家里的条件一直不好，又正是嘴馋的年纪，对面包子店的顶上总飘着源源不断的猪肉的油香，我却只能在这头啃着烧饼咬牙切齿。
不过，这家摊子上的烧饼味道是很好的。听爸妈说，出摊的那个中年男子，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烧饼了。案台上的擀面杖已经被磨得发亮，有买烧饼的人过来，他就殷勤地招呼：“要甜的还是咸的啊？”有了答案以后——很神奇的——不管有多少人排队等着，他总能记得清楚，然后有条不紊地从面前的糖罐或者葱花罐子里挖出满满一大勺，我还没能看得真切，他就已经把馅料妥妥帖帖地和面皮子融为一体了。方方正正的白面胚子顺着他的掌心打了一个旋，只消一点点清油，就能够紧紧贴着圆桶的内壁，在朗亮的火光里一点点地蒸发掉水分，变得焦香酥脆。
春夏的时候不太遭罪，天亮的早，红色的阳光水润润地落到他的摊子上，我算是他最早的顾客，于是能占着便宜，让他给我多加一勺白砂糖，后来熟悉起来，连烧饼的个头也比别人大一些。到了冬天，公交是最难等的，他就会招呼我去那个大圆桶旁边取暖，我总喜欢探头往里面看，红通通的，但又不很强烈，像是一轮变了颜色的月亮。我缩着脖子听他讲故事，他说他做了大半辈子的烧饼，这门手艺让他养活了全家，供着大儿子上了大学，也能给小儿子买喜欢的鸡腿和游戏机。他黑红色的脸被火光映得亮堂堂的，揉一把鼻子，很自负地跟我说：“我的烧饼就是好吃，只要能做得动，我就还要做。”
刚上高中我就搬了家，很长时间再没去过。去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特地绕了远路去看他，是一个昏黄的傍晚，他的头发白了很多，我要了一个甜烧饼，他似乎不记得我了，羞涩地朝我笑了下，然后动作麻利地擀面和贴饼。他干这个干了一辈子，面前总是整整齐齐地码着擀好的面皮子，列队给他喝彩似的。他跟我说过，加多少水，用多大的劲，面饼在桶里的时间，都是他试出来的，做了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没停地去琢磨，怎么才能把烧饼做得更好吃。
后来，我读到了季羡林在哥根廷大学的图书馆钻研吐火罗文，读到了沈从文在二丈见方的住处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甚至读专业相关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手写版本博士论文，很奇怪的，都会想起他。他们有的漂泊万里，有的安居一隅，有的呕心沥血为留存文化燃尽生命，有的穷其一生只为做好一炉烧饼。有区别么？又有什么区别呢。
年初的时候在中央台看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非常偏爱。周末赶论文的空闲里，去看了同名的电影。不是很赞同宣传的时候用的“工匠精神”，用言辞轻易定义一些东西总是不踏实的。他们该是一类人，和做烧饼的大叔一样，天真赤诚，对事物热爱到了痴迷——或许用电影里屈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以身格物的人。《礼记》里面讲过这样一段话：“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我印象极深。我们在这世界上走一遭，不见得能够做到治国平天下，但总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期待的。许多人跟我抱怨说，哎呀现在的生活真是太没意思了。可是，什么又叫做有意思呢？人这一辈子这么短，能做成一两件事情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在这一两件事情中，又真的能有一桩让人求之不得不计回报的东西，那就是很有意思了。
汪曾祺老先生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的世界很平常。”我们的人生都再寻常不过，可是，对一些事情真诚的热爱，这种草木生长似的钟情，才让平淡变得很有情致。
做人该是一场修行，汪老说过的：“不要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