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活动去苏州湾和震泽古镇。由于身体不适，怕晕车，我就坐在了第一排，就在司机的背后。车里冷气正好，我和一位老教师坐在一起，他在我到这所学校工作时就退休了，所以聊了十几分钟后，就无话可说了，且老人家许是累了，双目欲合，我立刻说您休息一下吧。

五十多座的车子，行在高架上，我睡不着，越过司机的头顶，见到的，只是梦一样长的灰路，逃兵一样的汽车和高高扬起，想要扇我耳光的绿色指示牌。开始的时候，我兴致盎然，看着这些，像一个小孩无数的第一次一样。其实，哪怕走在大修的马路上，一堆堆黑土被挖掘机倾翻在地奄奄一息，不远处，一些工人正把五十厘米粗的黑色管道铺在深沟里，我也会一路猛吸着这些泥土渐渐消融在烈日下的元气，甚至我会像一个贼，见四下无人，纵身一跳，跳进安躺着管道的深沟，我踩着烈阳苦苦攻击的湿土，头颅只露出地面，我在里面小跑起来，双手接受着悬崖峭壁的欢迎，就像走出战壕的英雄接受人们的欢呼和握手拥抱。

所以，即使在一路往前的车子和车里的人们，承载车子的高架，车子周围的空气，都静谧得，像一个被时间哄得睡着的梦，我也会兴致勃勃，左顾右盼，我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东太湖像扬州一样的湖水，像中唐一样的阅湖台和像拔去毛羽的喷泉，那里更值得我打开所有的感官。但我这一段旅程，也不应是没有故事的空白。

此时的车上，头脑清醒的，也许就是我和司机了，即使很多人在聊着生活。我忽然对目光之下的司机发生了兴趣，浓烈得滚烫，像在烈日下被炙烤了五个小时，然后被农人在下午三点倒进粮仓时的劲爆小麦。

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客车司机。穿着布鞋，黑裤，淡蓝的衬衫，发短，头大，脸肥，肚挺，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搭在挂挡的长杆上，潇洒，粗莽，无惧无畏，自以为像一头扎进鱼群的鲨鱼。他挂挡，减速，鸣笛，加速，超车。时而眼光狠狠地想在超他车的司机脸上，像一只亚马逊流域里的蚊子，叮出血来；时而闲闲地，竟会腾出放在离合器上的脚，在平地上打着节拍，吹出淡淡的口哨，像《当爱已成往事》一曲中伴着张国荣歌声的渺茫的唢呐声；忽然他又死命地按着喇叭，甚至请出隐居的右手，去重击方向盘，像一个给对方最后一击的拳手，惊得全车的人以为不幸真的会在梦里发生。

这有什么好看的呢？这个普通的司机！就像人们看一个普通的老师一样。但我就是觉得妙趣横生，妙不可言。我想，如果他不这样普通，不这样典型，不好好地，本色地演绎他的角色，这个世界又会多么地轻忽。虽然，我希望他，更立体，更厚实，更有故事，更超凡脱俗，活得更有层次，或者，更有意义，但我知道，我的要求，很是无理，近于苛刻。

下了车，拍好集体照，四散而游，然后再上车，用完餐后再去震泽古镇。但我走不动了，我想留在车上，可是要拍集体照，且司机不可能为我一个人开着空调，于是我还是晕乎乎地下了车，晕乎乎地拍好照，就蹒跚着往回走，去停车场。远远地，看到停车场里有一棵香樟树，它高高大大，蓬蓬勃勃，满树的绿色，像被炉火烘焙得要爆炸的麦香。

像在沙漠里游泳的垂死之人见到驼队一样，我立刻把身体里的所有预备军投入战场，命令双腿，像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的士兵一样，向那棵树冲锋。

到了它下面，一看，那个司机也在，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没有躺在报纸或者席子上睡觉，为了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劳作。他竟然，在拉着二胡。右边，是一个装了茶水的大号塑料瓶子，瓶壁涂抹着厚厚的茶垢，左边，是一个黑色的琴盒，显然是放二胡用的。这个琴盒，丝绒布面，线条圆润，做工考究，如果背在一个漫画少年后面，绝配！可是，它就躺在那里，与一个掉了颜色的塑料水瓶为伍，我立刻觉得，头不晕了。

他见我笑眯眯地盯着他看，就像看一个付了大价钱观看天皇巨星表演的痴呆样，就立刻停了下来，显得非常拘束，就像一个少年听到一段音乐，见四下无人，就翩翩起舞而被发现一样。他极力地调动脸上的皮肤，让它们齐心合力变幻成灿烂的笑容，去遮掩他的举足无措，好像他一个司机拉二胡就像我这样一个语文老师给一群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谈如何搂钱一样。

看着他这样一个满脸油光，脸上肉条翻滚的人一副被人发现秘密的害羞状，我想笑，笑他刚才在车上像亚瑟王一样的粗霸哪里去了，笑他自以为他的行为的不合身份的认错状，笑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甚至引以为傲却放弃自己权利的到此为止。

他笑着，指了指身边的一块草地，说：“坐下来凉快凉快。”

我坐下来感慨 ：“你这二胡拉得真好，什么时候学的呀？”

他又大窘了起来，就像我有人称自己这个班主任为“乔主任”一样窘。他说：“拉倒吧，我就是开车没事的时候瞎拉拉，也是兴趣爱好。你说这拉二胡比打麻将抽烟喝酒好吧？”

我说是的是的，让他继续拉，他见我坚持得很，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他拉得确实好，跟我过世的外公拉得一样的好。我估计老师们正在古镇里参观，要一个多小时后才回来，我就把包里的报纸拿了出来，一张一张铺好，慢慢躺下，我想睡一觉，因为我觉得，我可不要辜负了这片绿荫，这块草坪，这悠扬的二胡声，和老天赋予我的，总是抑制不住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