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数千载浩瀚的史册，酷吏总是司空见惯地出现，可以说，酷吏贯穿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的始终。如若不谈酷吏，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政治史，则是不完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酷吏在洞悉传统君主专制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然何为酷吏？首先酷吏之“酷”，并非现代意义之上带有褒义色彩的字，乃是极具贬义色彩的字，为执法手段的残酷。故而，所谓酷吏，亦绝非外貌帅气的官吏，乃是执法残酷严苛，下手狠毒血腥的官吏。
酷吏需要具备的特征：
首先，酷吏是官吏，即政府体制之内，由皇帝为核心的政府授权，具有一定合法伤害权的人。其次，酷吏必须执法手段凸出“酷”字。既然是执法，其主要活动于具体执行之上，而非决策；既然是执法，其活动领域则为刑法断狱与监察百官。再次，酷吏严格遵守“政治上正确”的原则。何为“政治上正确”？政治上正确，即只对君主本人负责与效忠，不畏惧权贵豪强，急皇帝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为皇帝之所不敢或不愿为。最后，酷吏善于阿谀奉承，揣摩君主心思。
由以上酷吏的特征来看，酷吏的大量出现与酷吏高压政治的盛行，亦相应地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君主权力强盛之时。君主权力极度膨胀，意味着猜忌与防范群臣的心理异常增强，权力欲与控制欲异常强盛。酷吏的任用，官职的拜除以及权力的授予均出于封建专制君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酷吏只能绝对效忠与服从于君主。换句话说，封建专制君主才是酷吏肆无忌惮的坚强后盾。譬如，汉孝景帝刘启时的郅都，汉孝武帝刘彻时的张汤，江充，赵禹，杜周等。
第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之时。居于体制之内的统治上层的政治斗争，为实现自己党派的利益最大化，必须义无反顾地打压异己敌对势力，将异己极尽可能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即所谓的政治边缘化。如明朝末年规模浩大的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与客氏为核心的阉党政治主导权之争，出现了以“田尔耕，徐显纯，崔应元，杨寰与孙云鹤”组成”五彪”为代表的酷吏集团，依附于阉党，屡次大兴冤狱，残酷血腥地迫害正直的东林党士人，以实现其在朝堂之上一手遮天的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第三，上两者兼有，即君主权力异常强大以及政治斗争非常激烈。如铁血女强人武则天在临朝听政以及后来革唐建周之时，无论是宦海失意屡遭贬谪的官僚，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居庙堂之高的大臣，还是远处江湖之远的李唐宗室，或是由于其与武氏政见不合，或是由于杀戮太多导致仇人敌视，或是女主临朝听政，不合传统伦理，或是由于篡唐立周的不满，总之，武则天的既得权力与武周政权似乎总是风雨飘摇。为了维护与巩固自己多年争取与奋斗的权力及武氏政权，不惜通过任用大批酷吏（来俊臣，丘神勣，周兴，万国俊，侯思止，索元礼），通过酷吏铁血高压手段与政策，血腥清洗政治上的异己敌对力量，使新生的武周政权在强权高压之下得以稳固并壮大。
为何酷吏总是那般之多？其一，因为酷吏是直接服务于专制君主的，深受皇帝的倚重，位卑而权重，仕途升迁快。其二，由于封建社会上下层流动性差，底层人物（尤其是文化素养较低的平民）要想通过正常渠道与程序进入体质之内并稳居高位，或许只能是想象的事情。其三，酷吏大多是技术性官僚，不同于正常渠道与程序升迁上去的文化官僚，其一般文化水准与道德水准相对较低，行政执法与断讼冤狱不会严格遵守制度化或固定化的程序与准则，因此，办事效率相对较严格遵守制度与程序的传统官僚高。其四，以宰相为核心外朝官员，在某种意义上对君主专制有所制衡（如唐谏官制度，太常寺属官太史令通过史书功过评价来限制皇帝无限特权），而皇帝任用大批酷吏，通过酷吏之手来使自己权力无限发挥，提高自己的权威，保证皇权的独尊性与政治中心的一元化。由此可见，酷吏不仅是极权皇帝与外朝行政官员政治博弈上的需要，也是底层平民除狭隘的正常渠道外进入官僚权力系统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两者一拍即合，故而，从这种意义来说，酷吏与宦官相同，均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由此看来，皇帝不急，不仅太监急，酷吏也急。）
毋庸置疑，皇帝任用酷吏有大量的好处，至少是对专制皇帝来说，总体上是利大于弊。
其一，由于酷吏群体，最大的权力后台乃是至尊无上的皇帝，严格遵守“政治上正确”的官场政治底线，绝对效忠与服务于皇权，不畏权贵，打击豪强，维护皇权独尊，与皇帝根本利益相一致。其二，酷吏很少甚至不会形成党朋威胁皇权。酷吏乃是由独尊皇权衍生出来的次生特权阶层，从跟根本上决定了其依附于皇权，效忠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性质。既然是绝对服务与效忠专制君主，自然离不开阿谀奉承，曲意阿从圣意，以君主所是为是，君主所非为非，毫无主见与原则，见风使舵，在专制君主与以宰相为首的外朝行政官僚系统的政治利益博弈之中，自然义无反顾地站在皇帝的一方，加之以酷吏乃多为底层平民出身，文化水平较低，属于技术性官僚，受到正统出身并迁升高位的文官集团的鄙视与敌视。除此之外，酷吏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与正统出身的官僚，几乎不遵守既已固定化与制度化的程序，办事效率远高于严格遵守程序与制度的正统官僚，受君主信用与重用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外朝行政官员，仕途升迁速度亦远远快于一般官员，这种后来居上的权力格局，无疑加剧了一般官僚对酷吏的仇视。人际关系如此之差，不然不可能亲密到结党的可能。其三，酷吏乃新生力量，便于皇帝操纵与控制。由于酷吏是基层民众出身，家庭及社会关系浅，由皇帝直接提拔进入体制，能够依靠的除了皇帝再无别人，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加之以其文化水平差，道德水准整体相对较低，升迁速度快，给其他官员造成心理上不平衡，人际关系差，以便于皇帝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与操纵。其四，酷吏由于其办事效率之快，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大批冤假错案，并借助皇帝的庇护以及酷吏执法以酷为主，作威作福，屡兴大狱，致使无数人家破人亡与妻离子散，仇人政敌必然不在少数，因此，酷吏名声肯定是满地狼藉。
专制君主，进则大力用之。借酷吏之手整顿吏治与社会治安，打击不法权贵豪强，排斥异己敌对势力，维护与巩固皇权的独尊性与权力结构一元化。酷吏着实是得心应手的工具。退则冷血杀之，以谢天下，酷吏毕竟是名声非常之差，仇敌自然数不胜数，置之死地之人亦不在少数，杀之来平息众怒，转嫁矛盾，实在是一群不错的替罪羔羊。（原来正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乃是人们所憎恨的酷吏，莫非历史在跟人来玩笑吧）例如，武则天结束酷吏高压政治之时将责任推诿得一干二净，竟然说自己也是酷吏所陷构的无辜的受害者。（以前宰相顺成其（酷吏）事，陷朕为淫刑之主。）
酷吏可恨吗？肯定可恨，他们屡兴冤狱，血腥残酷迫害他人，致使无和美的家庭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酷吏可悲吗？当然可悲，其至始至终都是别人的可用可弃的棋子，虽然绝对效忠于君主，但最后不免为其所服务的君主或主动或被动的血腥屠杀。
酷吏可叹吗？着实可叹，他们可是总体上绝对效忠与服务于君主，而且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这点来看，正统出身的官员远远不及。
总之，任用大批酷吏，是封建专制君主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因为其收益最大（打击异己敌对势力，维护皇权独尊，政治稳定），风险最小（顶多就是杀酷吏以谢天下，自己只是被酷吏蒙骗而已，或者只是任人不明之过罢了）。
酷吏现象与宦官现象相似，总是伴随着专制君主制度的始终，同时也是封建至尊皇权衍生出的次生特权阶层，酷吏与宦官的横行不法，是封建专制君主纵容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皇权的异常强盛的产物。
秦宏亮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