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陆上映的《我不是药神》继《战狼》后再一次引发了全民观影热潮，纷纷走进电影院为这部国产写实电影贡献票房，今天也跟风说说这部电影。
《我不是药神》影片命题切入了社会上一个民众参与度很高的痛点，医药和生命。
这部现象级影片照映般让我想起了前几年韩国的罪恶剧情大片《熔炉》，看过《熔炉》的人会知道，它是挖掘了真实事件作为蓝本改编的，真实案件要比电影残酷的多，这里不多讲，《我不是药神》同它虽然在题材上不一样，但是同样都围绕和影射三样东西，犯罪，法律，和伦理。
故事发生背景是2002年的上海，主线是一群慢粒白血病患者，慢粒是一种骨髓造血功能异常的慢病，在那个医疗还很落后的年代，几乎医无可医，是死亡威胁巨大的一种血液病，生存率只有30%左右，格列卫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划时代的药物，是对抗慢粒白血病的第一颗靶向药，它靶向作用于癌细胞某个变异的点，不像其他癌症化疗药对正常细胞有巨大损害，服用能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它的研发成功可以说是生命的重大突破。
和《熔炉》一样，《药神》的主故事情节是有现实原型支撑的，影片中走私药贩程勇是一个保健品店的老板，穷困潦倒，交不起租，父亲在医院治病，对前妻暴力相向，即将失去儿子的监护权，就是一个内在外在都不堪的形象，为他后期立起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做反差描写。
真实案件里的主人公名叫陆勇，陆勇自己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也需要靠着当时的天价药物格列卫才能续命，在那个年代格列卫单盒的价格是23500人民币，是一个月的药量，就算自己是企业家，加上治疗费也能在短时间内掏空他的家底，一个偶然，陆勇了解到一款印度仿制格列卫，和正版的瑞士格列卫疗效相近，也能控制慢粒，一盒仅售4000元，但当时的原研发企业瑞士诺华还在专利保护期，属于合法垄断，所以这种仿制品在市场上交易是违法的，陆勇通过自己的渠道买药，并且帮助一千余白血病病友购买这种药，成为中国“抗癌药代购第一人”。
我们回到电影，一个叫吕受益的白血病男子在一天推开了程勇神油店的门，恳请他奔走印度代买对症白血病的昂贵药格列宁的仿制品，程勇是商人，在有利可图和急于摆脱窘境的情况下，他答应了这种和走私无异的请求。
画面一转，一大群穷困白血病患者戴着两层三层的口罩围堵在诺华的中国医药代表公司前举事抗议，声讨诺华的天价救命药格列宁，他们得了病，会死，而救命药价格惊人昂贵，他们吃到倾家荡产还是活不成，原先要他们的命的是病魔，是天，现在是诺华。
“你们凭什么卖那么贵！”围抗人群激愤，然而诺华中国公司的高管全程高高在上的搬出法律这只盾牌，告诉前来闹事的病患人群他们是合法的，是合理的，你们吃不吃的起我们考虑不了。
整部电影下来，瑞士诺华无疑是充当了反派，真实名字出现，连一个字都不带改的，那位衣冠楚楚的代表俨然一副公义正确的嘴脸出现在电视采访上，在那些躲在不见光的地下吃着便宜印度药的白血病人眼里丑恶至极。
站在客观角度看，诺华把格列宁在中国定售天价，间接让底层患者吃不起而死，诺华有罪吗？世上没有这粒药，得病直接等于死亡，药研发出来了，能救命，既然药就是命，命是没有价，但是我的药有价，药物研发的艰辛一般的百姓不会懂，是在巨额资本投资的支撑下，和研发人员花费半个世纪在临床不断试验出的结果，其中还涵盖了无数风险，最后成功了，我是企业，资本是逐利的，不搞慈善，我为什么不能定高价？如果原研药企不能在专利保护期内赚取暴利赚回研发的成本和它应有的资本价值，那谁还去研发新药？这里不是要高举科学之光的旗帜，相反，为什么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2013年以前），诺华售给中国市场的格列卫一盒两万多的单价，是所有进口国家中最高的，这才是值得令人挖掘和反思的。
仿制品印度格列卫是穷苦患病人群的最后稻草，便宜，降低了活命的门槛，但山寨就是山寨，依法禁售，是不允许流入市场的，侵犯研发专利的行为中国不会允许，正因为知识产权能得到有效保护，才有人愿意耗资耗时的去研发，不然人人都去搞仿制品，谁来研发新药？这是不是更大层面阻碍了人类用医药技术来提高生存能力的进步？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张长林的这句话可以说揭示了整部电影揭示灵魂面目，让人身心俱疼的感受到生命在金钱面前的无力感。
说白了，药物研发的成本摆在那里，就算企业家资本家做慈善把每盒药的利润率降到百分之零，也还是有人吃不起。
电影里最晦涩的对白之一，是那位患病老太央求曹警官收手的那一段，“几万一盒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便宜药，你们又说它是假药，这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你们现在把药贩子抓走了，我到哪里去买，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说，正版格列卫是富裕的人生产给富裕的病人，印度仿制药生产给穷人，那“生命平等”这句话早就站不住脚跟，钱在淘汰一些人的生命。
穷病，可在疾病面前又哪里有富人，在这个社会，有哪个阶层的家庭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和家人生得起大病？多有钱是个度？都没有。
钱就是命，命就是钱，什么“生命无价”之流的说法从逻辑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人组成了社会，社会产生了市场，市场创造了一切高于生命以外的东西，包括生命。
疾病是这个世界上摧毁一个家庭的最好工具。
片中那位病友群主思慧，同时是一个母亲，她年幼的女儿得了白血病，为了给女儿治病，她不惜到声色浸淫的夜总会跳脱衣舞，问起丈夫，她轻描淡写一句“知道孩子有病，跑了”
能够面无表情的说出这样一句话，想必早就经历了深渊的绝望，生一个病拆散一个原来还算完整的家庭是那么的容易。
在庆功的时候，夜店经理强迫思慧上台跳舞，哪怕那天她是以客人的身份，程勇一沓沓钱往桌面上砸，让经理自己上去跳，在钞票的气势下，经理上台，像以往思慧那样纠缠钢管，引人围哄，思慧在台下冲台上大喊着“脱！”，喊的比任何人都激动，画面定格在她满眼热泪里。
有钱，什么都可以有，女儿的命，还有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妈妈的尊严。
张长林是片子里名副其实的假药贩子，相比程勇这个伪药贩子，他做的事情才是药贩子这个词真正黑暗的，伪装成院士，雇托煽动群众，他卖的格列宁，成分是普热息痛加面粉，吃不死人，但耽误人的病情，卖出两万一盒，榨取穷患的腰包，更是丧尽天良，后来被程勇一行人打击。
张长林在知道程勇做的事后，到店里让程勇把印度药的渠道给他，第二天还用报警的方式胁迫，程勇妥协，当晚组织了一桌散伙饭，告诉其他人，他不卖这药了，他坐不起牢，药的代理权给了张长林，从程勇卖的5000涨到了一万，而有很多人连原先的5000都吃不起，所有人一开始都以为他在开玩笑，等于程勇在救他们命的半路撒了手，那个因为刚出生的儿子想要拼命活下去的吕受益在最后还咧着嘴笑问，“喝醉了吧都”，换来程勇咆哮般的滚字，高大的身形颤巍巍离开，背影枯槁，王传君把绝望两个字演绎到了骨子里。
人的贪得无厌在张长林的嘴脸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把药价提到两万，再次生生逼断病人的活路，后来被人点了，被警察端了，药也断了。
法律的根基是社会学，它唯物，法律为社会服务，为人服务，但不为个人服务，生命高于一切的说法在法律面前说不通，道德是主观的，而法律是客观的存在，执法者更需要从社会层面去维护法律，正如影片中曹警官向老警长陈述，那不是假药，那是可以救命的药，老警长转身说出，法大于情。再者说，如果法律一旦站在了人情这一边，对仿制药视而不见，那会出现多少像张长林这样真正的假药贩子，吸血群众，残害人命？
说白了，小群体的解救损害了更大层面的利益并且使恶性发展不可控，不会是真正的解救。
一年后，吕受益不堪化疗折磨和拖累妻儿，他绝望的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程勇也在这之后回头看了那些曾经接触过救过的病人，找回黄毛，重新卖药，这时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就开始体现了，他不卖一万，也不卖五千，他卖500，就算后来只能从印度药店以零售价2000买进，他也照样卖500，俨然成为了刘牧师嘴里常念着的那句“God bless you”里的“God”。
整部电影都在人对苦难的悲情，而到黄毛程浩死的时候这种情绪彻底被催化，观众再也兜不住眼泪，出生农村，得了病不愿意拖累家里人来到城市求生，从一出场，眼神，动作，都带着亡命之徒的气息，本就生在底层的人，卑微的地做着对生的挣扎。
“他有什么罪，他只想活命他有什么罪！”车祸发生后程勇声嘶力竭的朝间接导致彭浩死亡的警队暴喊，彭浩才答应着程勇回家乡看看，回去看看亲人，回去告诉他们现在自己的病有的治，有了活路，可那张买好的火车票终究是要永久失效，后面，全国多少观众和坐在彭浩住处的徐峥一起，泣不成声。
穷，真的连活着都是错误的吗？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心脏病还有一些消耗性癌症 ，从现实来看都属于富裕的人才生的起的病，这些病，哪一样摊上了后半生不得靠着高昂的药物或治疗费才能活的好好的，可人生来的身体构造都是一样的，穷富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界限，疾病不会因为谁比较穷就不往谁身上生，所以穷人生富病，活下去的资格都很难争取了，富人生富病，可总有一天也有他生不起的病，在疾病面前，我们都是穷人。
就我们以往对国产电影的映象来看，药神这种题材的电影上映，让中国网民看到了国产片的希望，虽然影片的结尾，在对事情后续的处理上还是有点为国家叫红的嫌疑，但全片的批判力和伦理揭露的力度还是有呈现完全的。
记得早年看熔炉的时候，相信不管是不是韩国人，都去对熔炉背后真实的原事件做了了解，愤慨的同时也看到人性的极端丑恶和穷弱的正义一方抵抗绝望的悲哀，韩国人拍电影这一方面是真的没得说，得承认，没有韩国导演不敢拍的电影，它虽然不像史料一样真实记载，但它达到了揭开一桩被权钱操控的丑恶事件黑幕的目的，以艺术的形式放大在了公众面前，电影上映后，学者，作家，记者开始挖掘事件，跟进，获得全社会的关注，虽然蓝本事件已经被掩盖多年才获得声张，真正的维权斗士也不是孔刘，但也足以令有辨析是非的大众和高坐的政府官员去审视这个黑白颠倒，正义不彰的犯罪事件，这部电影带给了韩国《熔炉法》，韩国弱势群体添了一层保护屏障，政治价值相当大，被称为“一部改变韩国国家的电影”，让人难免想，人家有能改变一个国家的电影，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的电影为什么不能对民生问题直言不讳？药神的上映和获关注度之高是个很好的势头，医药无疑一直是庞势群众中很敏感，痛点很高的一个话题，如今经过艺术加工搬上了荧屏，群众的声音抱成了团，形成舆论，国家必然出手解决问题。
这篇文章绝对不是要借着对生命，对人道主义的抬高去洗刷那些仍在法律边缘或者之外的仿制药的本质，法律终归是在保护人的，但不管是群众还是国家，都需要借助这次药神的热议去把握它带来的医药体系改革推动良机。
熔炉，相信大部分人是没有勇气去看第二遍的，至少我不敢，这是一部电好电影所达高度的另一种体现，在《药神》的评议中，我也听到了类似这样的声音，希望它也能同熔炉一样，用艺术的形式给国家带来点什么。
就如在法庭上程勇说的，以后会好的吧，希望那一天早一点到。
最后，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能够欣然地对自己和身边的亲人说一句，健康真好。
没有什么，比健康更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