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官的败坏

明代的言官主要是指“六科”和都察院里负有谏诤责任的官员，所谓“六科”，即户、礼、兵、刑、工，六科设有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 ，《明会典》将其概括为“封驳纠劾”。而都察院是“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都察院御史同样可以纠劾百官、学术、科举考试及刑狱重案。相对而言，都察院御史侧重于对百官的纠察，而六科给事中可以考察天子得失，利用封驳之权约束皇权。在明代，给事中和御史又被称作“科道” ，所以明代的言官又被叫做“科道官”或“台垣”。

明代是皇权扩张的一个朝代，宰相废除、中央集权，让明代皇帝有了更大的揽权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在与阁臣、言官、宦官、其余京城各部官员还有地方势力的互动中，明代皇权得到一定约束，其中，言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明太祖时期，朝廷很重视言官的职能，朱元璋要求他们“有过必谏”“遇事必言”，“谏而不切者非忠也，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 ，这让明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言官文化，犯颜直谏成为一种潮流，诸如杨慎、海瑞、王用汲等官员，都尊奉着这种“谏诤”传统，但正是在他们所在的嘉靖朝，言官的处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言官的文化也逐渐败坏。史书归纳这种变化为：从“帝初践祚，言路大开” 到“厌薄言官，废黜相继” ，再到“酷待言官，力加摧抑”，及至晚年的稍加反省，略宽言路，嘉靖朝皇帝与言官的关系变化反复，但总体上处于一个皇权打压言官的阶段，这个阶段，明代的言官文化明显出现了败坏，从“仗节死义”到“附庸权臣”，言官的变化与皇权膨胀和党争激化相互关联。

正德末年、嘉靖初年被视为一个言路大开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颁布的新皇帝即位诏书，在这份诏书中有多处对谏诤之臣的抚恤和鼓励，比如诏书中的第二条：“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以前，在京在外内外大小官员人等，有因忠直谏诤及守正被害去任降调升改充军为民等项，及言事忤旨自陈致仕养病等项，各该衙门备查明白，开具事情，奏请定夺。”

第十一条：“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紏劾，在外从巡按御史紏劾。”第八十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

第八十一条：“已上兴革政令，诏书到日，有司即便奉行，如有延缓者，许巡按御史按察司访察究问，俱以违制论。”

这些都体现了新皇帝对言官的重视。不过，这份诏书并不是世宗的手笔，而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主笔，写好后与阁臣共同斟酌、润色，最后交给刚刚即位的世宗批红，即位诏书由此颁布天下。它体现的是杨廷和等士大夫领袖革新朝政的决心，而世宗当时以藩王身份入主，在紫禁城无依无靠，自然凡事听从拥戴他的杨廷和。

在大议礼事件爆发前，世宗和杨廷和集团有过短暂的和谐期，这段时期言官的热情高涨，他们积极劝谏世宗，或是提醒他以史为鉴，励精图治，或是基于典章规范指正他的不当行为，对于这些劝谏，“帝亦优容之”。 但这段蜜月期很快过去，为了摆脱杨廷和的控制，树立自己的权威，世宗“渐疏大臣，政率内决” 。言官邓继增因此直言：“陛下不与大臣共政，而倚信群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结果世宗大怒，把邓继增打入诏狱，即便给事中张逵、韩楷、郑一鹏，御史林有孚、马明衡、季本纷纷上疏求情，世宗也没有消解怒气。而在嘉靖二年，礼科给事中刘最弹劾宦官崔文“以祷祠事诱帝” ，反被崔文告状，刘最因此被贬官，这件事也反映了嘉靖初年世宗与言官的微妙关系，言路大开只是一个很短暂的状态，从嘉靖二年开始，世宗就因为议礼、宦官和建造工程等问题与言官发生摩擦，到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这一矛盾达到高潮。

嘉靖二年到三年，围绕着世宗生父兴献王的追封问题，以杨廷和、毛澄、蔣冕为代表的高级文官，和以世宗、张璁为代表的皇帝及中下层文官展开漫长的拉锯，它表面上是议礼之争，实则是皇权及文官内部的权力之争。朝廷百废待新，大批言官不希望正德朝的闹剧重演，所以他们联合起来，集体向皇帝进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杨廷和家的公子杨慎，他对众人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以他为首的二百多位京官跪在左顺门外，表达他们的强硬立场，其中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结果，世宗毫不留情，派人将这些大臣逮捕杖责，有一百八十多人因此受伤，十七位官员被打死，杨慎等带头官员或是被削职为民，或是被发配充军，这就是著名的左顺门事件。

嘉靖初期，言官对匡正社稷、尽忠直言抱有很大的热情，以至于一度出现过火的趋势，从嘉靖二年崔文事件中八十八位给事中、御史的联名弹劾，到嘉靖三年四十四位言官联名反对张璁、桂萼入京，再到同年七月的两百余人伏哭左顺门，集体上疏、犯言直谏成为嘉靖初期的风气。

左顺门事件后，言官集体上疏的浪潮稍挫，但犯言直谏的例子依然不少，比如嘉靖五年，李达福案爆发，二十余位给事中、御史要求严惩武定侯郭勋；嘉靖十一年东，御史郭弘化借彗星天象，上疏道：“今者彗出于井，则土木繁兴所致也。” 劝谏世宗停止劳民伤财的工程；同一年，杨名等言官也借彗星之事上疏谏诤。这一时期，言官风气大体清正，虽然政见不同，但仍秉持公心，所劝谏的，也多是希望皇帝优待士人、体恤民情、远离奸佞、广开言路、不要沉迷玄修、减少不必要的土木工程等。尽管世宗在左顺门事件中展现了他的残酷，但在嘉靖二十年前，世宗还算励精图治，杨廷和、张璁、桂萼、杨一清、夏言等权臣，虽然互相争斗、政见不一，总体施政方针却也有益于社稷，比如整顿吏治、裁汰镇守中官、清查勋戚田地、改良科举风气等措施，都是得民心之举。所以，言官们对朝廷还抱持有希望。

在革新期间，世宗对言官的处置也并非总是残酷，而是随着政局变化保留弹性空间。一方面，他对触犯自己忌讳的言官毫不留情，比如在议礼中与世宗意见不同，维护张太后、杨廷和，或者批评世宗崇玄溺道、荒废国事的言官，常常被打入诏狱，杖责至死，嘉靖初期几次针对文臣的重大打击，基本都与议礼有关，由此可见世宗的政治意图，而与此无关的事，比如只是弹劾当朝权臣，或者揭发地方乱象的奏疏，世宗即便不采纳，也不会将上疏言官置于死地，例如在嘉靖十六年到十九年，御史桑乔、谢瑜先后弹劾宠臣严嵩，世宗没有采纳，但“犹未深罪言者” 。

嘉靖初年，言官秉持着儒家的道德规范，能够立身持正、忠言谏诤，维持着较为良好的监督风气，但在嘉靖二十年以后，随着世宗对朝政的松弛、严党逐渐掌控大权，犯言直谏的言官遭遇到更残酷的对待，而都察院等监督机构也因为塞入了不少权臣的鹰犬，逐渐变得乌烟瘴气、党同伐异，从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党倒台，言官陷入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言官文化也开始走向下坡路。

严嵩掌权后，不仅将夏言陷害致死，而且在世宗耳边巧进谗言，残害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言官。杨爵、浦鋐、周天佐、曾铣、沈束、沈炼、杨继盛、杨允绳、马从谦等官员都纷纷因言获罪，重伤致死者十有八九。以至于《明史》修撰者感慨：“当世宗之代，何直臣多欤！重者显戮，次乃长系，最幸者得贬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批鳞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严嵩陷害这些人的做法破坏了政治斗争的底线。原本诸君意见不同、路线不同，即便在政治斗争失败了，仍有转缓余地，可如果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失败了一无所有，政治的修罗场上，官员就会不择手段整死对方，为此大量结党、枉顾国事。嘉靖初年，杨廷和与张璁虽然也有斗争，但不至于把人整死，双方争论，也多有理有据。但严氏父子对待政敌就毫不留情，他们不仅大肆结党，而且频繁借助皇权诛杀异己，如此当国二十年，政治岂能不坏？

诸多言官被杖杀、充军、流放，以至于到了嘉靖中后期，六科和都察院常常出现缺额的情况，还在的言官见死谏无果，也大多灰心丧气，不复昔日的刚直与英勇。庚戌之变，俺答兵临北京城下，要求明廷授予封爵，每年进贡，严氏父子惶恐之下，在廷议现场力主苟合，结果众官员迫于严党强势，“日中莫出一言”，独独耿直的赵贞吉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许贡，则贼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夹攻，胡以御之？”“为今之计，请至尊速御正殿，下诏引咎。录周尚文功以励边帅，出沈束于狱以开言路；轻损军之令，重赏功之格；遣官宣谕诸将，监督力战，退敌易易耳。” 几年后，倭寇入侵东南，明军将领张经经过周密部署，取得“王江泾大捷”，却遭到严党诬告，被捕入狱，结果，除了给事中李用敬、阎望云上疏求情，没有言官再为张经辩护，眼睁睁看着一代良将含冤而死。也是在那一天，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言获罪，问斩于西市，朝野皆知继盛被严嵩所害，却大多明哲保身。杨继盛临刑赋诗道：“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杨继盛、周冕、聂豹、赵锦等人相继被罢官革职后，朝廷上敢于直谏的人更少了，徐阶、吕本等内阁重臣眼见于此，也就不敢违逆严嵩。嘉靖三十四年，严党已经占据朝廷和地方诸多要职，左右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他们利用嘉靖内心的多疑和不安，给不顺从他们的官员罗织罪名，轻者罢官，重者身死，如此一来，言官分流出两种态势——一种，是明哲保身，不再谏诤皇帝与权臣。另一种，是彼此结为朋党，依附在利益相近的权臣羽翼下，嘉靖末年，严嵩和徐阶的矛盾激化，严党和徐党也各自利用自己的言官力量弹劾政敌。

在严党这边，严氏父子积极利用赵文华、鄢懋卿等耳目，鬻权纳贿，控制言路。而在徐阶这边，为了扳倒严党，他也积极联合林润、邹应龙等言官，搜集严党罪证，等待时机做出致命一击。徐阶深知：要扳倒严党就不能牵连皇帝，严党之所以屡被弹劾却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借着皇帝的命令做事，比如沈炼、杨继盛、张经的冤案，都是严党取得皇帝的同意去做的，一旦追究这些冤案，就会引起皇帝不悦，事情也就功亏一篑。

对此，万斯同记载道：“（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初事（严）嵩甚恭谨。及是，知帝闻嵩贪，及世蕃奸恣状，乃授意御史邹应龙劾之。” 于是才有了御史邹应龙的《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促使世宗下定贬斥严氏父子的决心。到后来，当严世藩、罗龙文涉嫌谋反被捕入京审理时，徐阶密见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黄光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暗示他们如何置严世藩于死罪，又不牵连世宗。《石匮书·林润列传》记载了当时的对话：

徐阶：“诸君子谓严公子当生乎死乎？”

黄光昇等人：“死不足赎罪。”

徐阶：“此案将杀之乎生之乎？”

黄光昇等人：“用杨、沈，正欲抵死。”

徐阶：“别自有说。杨、沈事诚出其谋，诚犯天下万世公恶。然杨（继盛）以计枢上所讳，取特旨；沈（炼）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岂肯自引为己过？一入览，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严公子平平打发出国门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辞责，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诸公方负物望，擢居要地，旦夕冢宰。此举又众所瞻仰，如斯而已乎？”

黄光昇等人听了愕然，请求拿回文书另议。

徐阶：“离此一步，迟此一刻，泄此一语，从中搅扰者必多，事且有变。今当以原疏为主，而阐发聚众本谋，以试上意。依次须大司寇（刑部尚书）执笔。”

黄光昇：“谢不敢当。天下事惟相公能测。”

徐阶从袖中取出事先写好的文书，说：“拟议久矣，诸公以为如何？”

徐阶取代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后，朝廷风气为之一振，压抑许久的言官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不过，徐阶利用言官罗织罪名、构陷政敌的做法，加剧了党争风气，也使得言官日益成为权臣的爪牙。讽刺的是，徐阶利用言官扳倒了严党，到后来，高拱为了取代他，也暗通言官进行弹劾。无论是严嵩、严世藩还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他们都通过拉拢言官，达到影响舆论甚至构陷政敌的目的，党争激化，官员们不得不通过站队来保全自身，久而久之，无党无派、一心为公的言官丧失了自己的生存土壤，谏诤之臣愈发固执于党派成见，言官为了派系私心枉顾政治底线、国家大局，朝野也在混乱中日益颓靡。

其实，皇权缺乏制衡、党争激化造成的言官败坏不只出现在嘉靖朝。例如在南宋，担负谏诤责任的台谏系统常常形同虚设、置废无常，在权相当道时，更是成为权相安插亲信、操纵言路的渠道，比如南宋的权相韩侂胄，为了打击赵汝愚，他利用内批，免去监察御史吴猎职务，将亲信刘德秀、杨大法、刘三杰升做御史，这些人都成为打击政敌赵汝愚的得力助手。到史弥远、贾似道专权时，台谏系统更是被他们的亲信牢牢把控，台谏台谏，一批批自居公正的台谏官，形同奉承主子的太监。

和嘉靖朝皇权打压言官有相似之处，南宋台谏系统的衰落是君权和相权共同侵害的结果。学者虞云国在《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中指出：“南宋高宗以后，台谏‘连章累牍，入而不报’……即便是号称‘小元佑’的端平更化时期，理宗对言官奏札仍然是‘但有报可之虚文，曾无施行之实事，甚者不唯不见之施行。亦且不闻于报可’。”南宋自秦桧始，相权对台谏系统的破坏也有恃无恐。秦桧擅于“择人为台谏”，利用台谏官打击政敌，而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人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不但安插亲信，还要求台谏官将他们言章的副本封呈宰执，便于审查。南宋中后期，台谏系统对权相已经起不到什么制衡作用了。

而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以打击朋党名义对科道官的压制，虽然瓦解了潜在的朋党力量，却也使得言官再无能力制约皇权，原本上纠天子，下察百官的言官，实质上只能行使他们的后半部职能，沦为皇帝制约百官的工具。

在明代，言官的无奈实在于它先天就依附在帝制社会的制度框架中，无法真正与皇权分庭抗礼。他们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他们的仕途命运、经济状况也和与皇帝、权臣息息相关，这就使得言官在制衡皇帝、权臣时具有先天不足，他们往往只能依靠集体力量，制造舆论，或是寄希望于皇帝或权臣个人的醒悟，来达到限制他们权力的作用，可一旦皇帝与权臣联合，用残酷的手段镇压言官，言官就如同脆弱草木，没有反击之力。而那零星的既不想结党，又渴望匡扶社稷的言官，就只能沦为孤臣或道德模范，被众人器重，也被众人疏而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