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绪论部分
《天朝的崩溃》绪论是从琦善的卖国谈起，总结了当时和后来研究者对琦善卖国的几条理由，并对这些理由一一进行了剖析和错误指出，得出琦善并非卖国的结论。当然，作者也说得很清楚，并非为琦善翻案，琦善不过是当时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
奸臣模式
之所以琦善会成为卖国贼，根由在于他在冲突和对抗中表现出来的的不抵抗和妥协方式。而在当时的危急时刻，“‘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P019）。但是，琦善在处理事务中，尽管有自身的问题，妥协一策却出自道光皇帝的圣裁。
在皇权社会中，天子是君，是父，是圣明的，是不会出错的，更是不能批判的。于是，当皇帝决策出现错误时，就得有人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所以，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奸臣模式”就有了用武之地：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就会）重开，万众欢腾”。（P021）
于是，执行妥协政策的琦善就这样成了“卖国贼”。当然，这也与朝堂清议们的秉性是一致的。善于清议的朝臣文人们在评价一事时，往往是以事后结果为凭据的，妥协政策失败了，当然要由主政的大臣来承担这后果；如若妥协政策获得胜利，自然是圣心独到，运筹帷幄了！而一旦某人成为这种坏结果的承担者，就会被永远地视为“奸臣”、“卖国贼”。
更为深刻的是，朝臣士子们的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态度并非由于当时的专制主义，并非出自于思想上的压制，恰恰是他们在思想上的自觉。（P021）这就是千百年来儒家“君臣”思想演变和僵化的结果，是儒家学说占据主导地位形成的无形的思想自我压制和阉割效用。
研究与宣传
“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糅合到历史著作之中”。（P025）
琦善的卖国定论坐的更加踏实是在一百年后的日本侵华时期。这是一个比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的救亡图存的局势。一切妥协或投降都被视为卖国，于是，琦善的行为在这时候被更加强化，成为妥协或投降的典型，与此同时，抵抗的林则徐受到推崇。“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P025）
学人在做研究时，或许出于本真并未注意时局走向，得出本于历史事实的结论。但是一旦结论发表，就会自然地与时局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具有“借古鉴今”作用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局。所以，茅先生指出“历史著作和文章在效果上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P025）于是，当蒋廷黻先生在1931年11月的《清华学报》上“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时，引起了知识界强烈且持久的反弹，甚至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
不得消磨民众抗日之决心，这当然是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所以，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历史学家扮演宣传家的角色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今日国家承平，再无宣传之必要，依然因袭旧时论点对待历史问题就不免矫枉过正了。所以，当局势平静后，历史研究应当回归到真实、客观的规则中来。
结论
作者其实就是想借这一话题来说明由此可见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某些问题和弊病，最后提出研究历史的真正作用：“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因此，对历史的研究应更看重过去出现在哪里，何以发生，为今提供何种教训，即“以史为鉴”。所以在对待历史时，应本着真的原则，不对本民族有所偏袒，坚持史学的批判。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