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清代官场上对迎送排场十分讲究。曾国藩也料到，自己上任时，两江官场和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大搞迎送仪式，也预料到，自己继任后，各路官员一定会时常送礼。

但曾国藩却不想同流，因为早在京官时代，他就认为天下一切弊端根子都在吏治，要挽救国家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但身在官场，对于别人的情谊完全不接受也是不可能的，会显得太不近人情，也不符合他“中年变法”以后的行事作风。

既不想同流合污，又不能过于标新立异，该怎么办？曾国藩也有自己的标准：于己，严格律己，洁身自好；于人，简遵成规，和光同尘。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绝对是严格的，因为当官发财并不是他的志向。他的严格律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活简朴。

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俭朴，甚至不修边幅。赵烈文说，他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是“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有一次宴客时，盛鱼的器皿竟然是一个破瓦盆。

不仅自己如此，家人的生活也非常简单。夫人在乡下时一直手无余钱，事事躬亲，到了安庆官衙以后，全家女眷依旧每天进行体力劳动，洗衣做饭，纺线绣花。后来，曾国藩还为家里的女眷们制作了一个工作日程表，从早晨睁眼，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第二，只纳微礼。

对于各路官员赠送的礼物，如果一点不收，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现实的，但曾国藩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只收“价格线”以下的小礼物，其他贵重的礼物一概退回。

第三，严管下属。

曾国藩给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制定了工作准则：

首先，要求身边的门子不要欺凌地方官员，无论来者高低贵贱，都要以礼相待；

其次，不许给亲友们安排工作，不许向有关衙门推荐自己的亲友。

但曾国藩也不能算是个真正的清官，因为他也有一只脚踏进了浑水的边缘。

第一，吃喝应酬。

刚出任总督时，他也曾经拒绝一切“公款吃喝”，但不久之后，发现这样做并不现实，反而在同僚们之间显得太过标新立异，不利于一些工作上的沟通和开展，所以在一些特殊场合，他也随波逐流了。只不过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使他人的负担降低。

第二，“灰色支出”。

首先是向京官送“冰敬”、”炭敬”，这是清代地方官的一项固定支出。曾国藩所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

其次是”程仪”。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地方官要赠送路费；

再次是“别敬”。就是地方官进北京办事时，离开北京时送给京官的分手礼。

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官场上的“潜规则”。例如平定太平军的军费报销，总额是三千万两，但如果想报销成功，需另交部费四十万两。而这四十万两交到哪里去了呢？都直接进了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

以上这些，每年加到一起起码有三万多两，而曾国藩虽然官位高居总督，每年的工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两，再加上养廉银，也不过一万八千多两，远远不够每年的支出。

那剩下的钱从哪里来呢？曾国藩自己有一个小金库，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就是曾国藩小金库的主要金钱来源。

但曾国藩对公与私，分的很清楚。以上说的各种“灰色支出”，都是出于这个小金库；而自己的工资和养廉银，则供家庭开支使用。

因此，对于曾国藩是否是个清官，世人褒贬不一。一方面他的确清廉，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曾国藩把一丝一毫公款放入自己的腰包；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完全清的见底，也有自己灰色收入的来源。

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一清到底的官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做任何事情都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曾国藩深深懂得，自己之所以当官，不是为了金钱纠葛，而是要为了国家做大事。如果太过特立独行，结果只能是被众人排斥，自己的理想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曾国藩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和光同尘，因为他的志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若璠su，二宝妈，终生学习者。坚持100天跑步，坚持100天连续阅读。今天是我阅读的第48天，输出155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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