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罗振宇老师的《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直播，收获很多，感慨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联想武汉万人工厂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案例。
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那天，这家工厂也停产了。但是因为电子设备是疫情期间的战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这家工厂就开始筹备复工复产了。
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招工。最多的时候，一天招工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到了3月31号，这家工厂万人到岗，开动马力生产。
请注意，武汉正式解封，你在新闻上听到的是4月8号。我们对那之前武汉的印象，是空荡荡的大街。没有想到吧？就在那个时候，居然有如此忙碌开工的万人工厂。
回头看这家工厂的故事，有几点事实令人感到非常惊讶：
第一，电子工厂招的工人，要求可不低啊。工人要能认识英文字母，必须得能看懂机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须认识物料的编号，才能避免上错料；还要有一定的数学能力，因为交接班必须要做数据盘点。武汉封城期间，居然能招到这么多高素质的工人。这是因为联想的招工能力强吗？不只如此。这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的本钱、多年的积淀啊。
联想武汉厂长齐岳说，在全中国，曾经干过电子产品组装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万人，仅在湖北一省就有几十万。以往这些工人可能在华东、华南地区打工，今年因为疫情，就都留在了湖北。联想工厂一招工，这群工人正好就来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招到如此多符合条件的工人，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想象。联想在海外的工厂都只有千人规模，因为海外的劳动力状况支撑不起武汉这样万人规模的大厂。
第二，在疫情期间啊，招来这么多人，得给工人做核酸检测。在当时的武汉，这么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是没问题的。
政府从各地调派人员提供帮助，有人引导，有人登记，有护士服务取样，企业压根就不用操心。
同样是给全体员工做核酸检测，联想在海外的工厂就千难万难了：找核酸试剂难，找护士难，还得自己协调车和场地，现场遇到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发现了发热的员工更不知道怎么处理……每件事都需要企业自己想办法。
所以齐岳厂长很感慨，在国外，你会感觉一个企业是悬浮于社会的，遇到事只能以个体的方式去解决，缺乏社会支持，寸步难行。
第三点，工人进了厂，防疫怎么抓都行。但是工人得下班，得回家，得回到自己住的社区。回到社区万一感染了，第二天再来上班，这工厂的防疫系统不就形同虚设吗？
但是在武汉，这家工厂的一万多工人住在大邱、凤凰等很多个社区，社区的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区和工厂构成了一个没有缺环的防疫链条。
而联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厂，这一套就行不通。员工在工厂里戴着口罩，一出工厂门就把口罩摘了，工厂内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现在这家工厂怎么样了呢？最终结果是，这家一万多人的工厂，开足马力生产至今，零感染；4月就实现100%满产；6月还上了新的生产线。
请注意，可不是这一家工厂啊，全武汉都这样。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了就追平了，三季度猛涨，前三季度，武汉的GDP在全国的大城市里，排进了全国前10。
从这家工厂的例子当中，你体会到了什么？就是一种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节点都处在其他节点的层层包裹当中。这个也正是中国能取得连续4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最大内因，也就是制度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