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吴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谓须添一“和”字，则所谓敬者方不是勉强把持，即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之意。
吴竹如即吴廷栋，吴竹如与曾国藩谈“敬”，何谓“敬”?孔子说“执事敬”、“修己以敬”、“行笃敬”，可知“敬”乃一种对人对事的恭肃态度、不怠慢。朱熹对“敬”大为推崇，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 “敬”的反面就是“慢”，看来，对人怠慢是曾国藩一个很突出的缺点。继陈源兖批评他的怠慢后，好友吴竹如又来迂回地跟他谈“敬”。
曾国藩深知“敬”的重要，他更提出一个 “和”字来互补。曾国藩的此种认识，基于对礼与乐之间互补的理解。礼以别上下尊卑，社会秩序得以建立，故而礼的根本在“敬”；乐以调和差异，万物和谐得以共生，故而乐的根本在“和”。儒家以礼乐治国，外借礼来等级有序地予以节制，内借乐来陶镕心灵予以教化。
曾国藩认为“敬”字因发自内心，潜移默化成为习惯，而不是勉强把持，就像礼乐之道片刻不离身心一样。
《礼记·乐记·乐化》：“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君子说：礼乐片刻都不能离开身心。乐是影响人的内心的，礼是端正人的外表的。乐使人极其平和，礼使人极其恭顺。内心平和而外表恭顺，那么人们看到这样的气色表情就不会同他争斗，看到这样的仪表举止就不会产生轻佻怠慢的念头。因此，德性的光辉萌动于内心，人们就没有不听从的；行为的准则表现在外，人们就没有不顺从的。所以说，详审礼和乐的道理，再把它们付诸行动，天下就没有难事了。
而倭仁则鼓励曾国藩说：勉强去做是差了点，但常勉强去做也挺不错，因为做着做着，就习惯了。所以曾国藩以“和”补“敬”这个认识从此支配他的一生，成为他齐家治国的重要理念。同治七年七月初二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家道之兴，全在肃雍二字。肃者，敬也;雍者，和也。”晚年又亲笔书写“肃雍和鸣”四字，家人将他制成巨匾，悬挂于富厚堂内，世代奉为圭臬。
日记：
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一早起来，曾国藩高声朗读《孟子》中的养气篇章，感觉到有所领会。他表示愿意终身做孟子的私淑弟子，希望到死之日可以得到万分之一的孟子真谛。曾国藩此心，甚是虔诚。
《孟子》中的养气章说的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温习这段著名的孟子语录：“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这句话，成为两千年来，无权无势无财富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力量源泉和自强自尊自信的根基所在。依赖着心中的浩然之气，也就是道义正气，无数真正的中国士人能保持节操，守住底线，做到如孟子所说的“说大人则藐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人所仰慕的“大丈夫”。
作为一个贫寒家庭出身的翰林院低级官员，曾国藩非常能认同这种浩然之气的重要性，所以他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孟子的几下。除这点外，还有曾国藩对孟子的文风极为喜爱的一层原因在内。我们读《论语》，看到的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我们读《孟子》，看到的是一位滔滔雄辩的强者。孟子的体内，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强大气流，发而为言，则气势雄浑，为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令人为之慑服。这种文风，后来为韩愈所发扬光大，一直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派。我们细读曾国藩的文章，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孟韩文风的卓越继承者。曾国藩论文喜欢谈气，这种气即来源于孟子的浩然之气。心中有一股倔强之气，这是曾国藩与天俱来的禀赋，这种天赋正与孟子的浩然之气合拍。应该说，这更是曾国藩喜欢孟子的内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