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翻翻《资治通鉴》，读到孟子见魏惠王一幕，蛮有意思。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魏惠王是楚国之外战国第一个称王者，可谓野心勃勃虎狼之君。著名的马陵之战就是发生在他的任期，魏国也由此遭受重创，失去霸主地位。孙膑和庞涓的故事正是以此为背景，庞涓兵败后吐出一句“遂成竖子之名”，之后拔剑自刎，使人感慨。虽然是反面人物，这股傲气倒是让人钦佩的。
在这样你死我活的乱世，受到重创而天天谋划着强国之策的魏惠王，孟子曰：“何必曰利”，我忍俊不禁。怪不得一辈子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最终仍是一无所成。孟子主张由道德高尚的圣人治国，推行仁政，与柏拉图宣扬的哲学家治国有一曲同工之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光靠理想化的理论，往往会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甚至灾难。治国，利是首位，这不单单是指经济利益。用现代经济学的专有名词的话，应该叫效用。按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效用最大化是治国应该追求的原则。
魏惠王想要听到的是如何才能国富民强，如何才能压制周边虎视眈眈的齐、楚、秦这些列强，孟子却大谈特谈仁义道德，魏惠王应是大失所望了。试想一个场景，假如你是一个公司老总，特地去找了一位知名管理学教授，咨询如何才能提高公司业绩，加强市场竞争力。当这位管理学大师长篇大论大谈特谈企业家的操守、对员工要如何如何仁厚的时候，你是否会闪现出抽他一大嘴巴的念头？这些谁不懂呀！关键是要如何提高业绩呀，这才是火烧眉头的问题呀！公司都没了，再对员工好有啥用呢？魏惠王还算仁厚，他没有抽孟子的耳光，而是客客气气的说了一句：“善！”
之后，司马光的笔锋就转到孟子向其老师请教的一幕。
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对这个解答孟子不太满意，又说了一句：“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
子思就开始向他解释仁义与利的关系，就是要辩证看待问题，其实仁义的本质也是利呀！但在我看来，孟子似乎没听明白，他到哪里还是要说上一句“何必曰利”。
司马光似乎也觉得孟子跟魏惠王的对话，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加了子思的言论，以此说明孟子其实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他什么都懂。但想想还是觉得难圆其说，所以自己亲自动笔，加了“臣光曰”，把自己的观点直接说出来了。他说，孟子和子思的想法是一样的，但像魏惠王这样的没心没肺的人是不可能听得懂的，所以孟子才会只说仁义，不说利益的。
鬼才信！
如果孟子觉得魏惠王那么不堪，跑大老远去见他干啥呢？
一大把年纪了，还折腾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