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   分类： 《原创》感悟人生                                  

                                         十年下乡的岁月（一）

       六八年十月十日，带着满腹的惆怅和无尽的牵挂，听着车下撕心裂肺的送别哭声，我和荷苓离开天津登上北去的列车，向我们的下乡地进发了。

         走前，我们已经被分好了组，要和几个并不熟悉的男生（四班）一组，这是我们俩“落魄”后最纠结的事情了（荷苓曾经想和我一起去大庆，我们买好了车票。我去不了，她当然只能放弃，幸好没有人知道，不然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列车在行驶，我俩忧愁满腹，怎么办啊！

       11日下午我们走出了黑龙江省的泰来车站，下车后，带上简单的行李（一个柳条包、一个行李卷、一个网兜），迎着让人几乎寸步难行的狂风（沙尘暴），爬上等在站外的大客车，司机把我们送到了泰来县中学。晚饭是米饭酸菜猪肉炖粉条，这是我们吃的第一顿地道的东北饭！

       12日上午还是坐着大客车，来到内蒙扎赉特旗首府音德尔。宿营地仍然是学校，我们走进临时当食堂的教室，看着桌上早已摆好的饭菜，很是一番感动！只是那些大粒的米饭让人迷惑不解？吃上后才知这是白色的苞米饭（东北的苞米碴子）！此后的十来年苞米碴子就是我们的主食了。

       置身在音德尔镇，已经是另一番风土人情。一条石子土道东西走向，沿街随处可见拴马桩、换马掌的铁匠炉、还有那身穿蒙族服装，骑在马上扬鞭而去的蒙族人、听着满街叽里咕噜的蒙语，陌生、恐惧、茫然不知所措，只让人觉得来到了异国他乡！以后我们就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了？而且要和自己不熟悉的人分在一个知青点？沮丧、惆怅！命运啊，真不知你要把我们抛向何方？

       午饭后，我俩沿着唯一的一条街漫无目地的走着。突然后边传来嘻嘻哈哈的怪笑声，吃惊的回头望去，竟发现是我校先我们一批来的同学（他们是高三和初三的几个男生），穿着打扮已经俨然是农民了！兴奋之中我们竟忘了男女有别，急忙跑上前去，大家七嘴八舌的问候、亲切的握手、欢呼跳跃，只差拥抱了！这样的好机会岂肯错过，我俩当即决定就去他们组了，和他们一说当然欢迎！因为他们还要赶六十里山路回知青点，太阳下山前大家依依惜别，相信不久定会再见！回到宿营地和知青史主任一商量他竟欣然同意（真是感谢他）！好高兴，终于我们能决定一回自己的命运了，兴奋扫去了几天来笼罩着我们头上的愁云！虽然行李已经运到别的公社，我俩全不在乎。

       我们下乡的地方是扎旗巴达尔胡公社乌恩扎拉嘎大队索特冷小队。

       记得我们知青点房后的山，当初我们曾经在山上用苞米杆搭了“厕所”，不想如厕时引得隔壁小学生“围观”。哭笑不得！无奈之下只好撤去，于是只好漫山遍野寻找“宝地”，饱尝如厕之苦。

        不想当初我们参加过劳动的四队几处民房，几十年后还“健在”如初。

                                           十年下乡的岁月（二）

    来到索特冷屯，走进这个知青点，一切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顺利”。

    最叫人难堪的是，当我们兴奋地走进知青点，受到男生（在校就都认识）的热烈欢迎，我俩和女生打招呼时，竟然无人理睬，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们刚来的喜悦。

    我俩落魄中走来，又走进了这样的境地，心情可想而知。  

    知青点是借小学校的房子居住，共五间；其中一间当了仓库，剩下女生一间（5人，初三同班女生）厨房一间、男生两间（2人初三同班、6人高三同班）。比我们早一步来的是女生的同学，加上我们两人，全组就有了16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住在哪里？点长找了小学校，我俩暂时借住在了老师办公室，睡在办公桌上。晚上，靠烧些苞米核取暖。

   直到我们搬进了女生宿舍（五队队长给我们盘了刀把炕），炕还没全干，我俩就住上了，因为那已经是东北真正的冬天了。每次进屋，我俩都是低着头走进去的。几个月了，和女生的关系还没有多少改善！

    劳动艰苦，并不可怕，不知和人相处怎么这么难！我俩招谁惹谁了呀？不过想有个地方劳动“改造”而已。

       石人山、绰尔河大桥，是我俩经常驻足的地方，那个年代，历尽沧桑的“石人”、湍湍急流的“河水”为我俩排除了多少忧愁啊！以后每次回扎旗，这里都是我最想看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我俩“外出”天黑了才回知青点儿。低头迈进堂屋，发现几个男生神色匆匆的要外出找我们去，女生竟然七嘴八舌的问询，那一刻，我俩高兴的哭了，我们之间的隔阂终于解开了！也许是我们？也许是男生？也许就是她们自己的领悟。

                                        十年下乡的岁月（三）

     刚到索特冷屯，第二天就参加劳动了。

     我和荷苓去时正赶上秋收，在索得冷屯的三、四、五队轮流干活。 一把镰刀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劳动！ 用没有开刃的新刀、刀不快不说，加上谷子、糜子难割，我俩又是后来的，一切都是第一次！一垄地一里多长还算短的，"劳动力”割到头了，我俩还在半截，人家回头割了，我们还没出垄，就这样从中午干到月亮出来，还是在男生的帮助下才算走出垄沟。

    一屁股坐在垄台上一动也不想动，大家都走远了我俩才拖着疲倦的步伐往回走，七里地的回村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进村就迷了路，村里一片黑暗，煤油灯的亮光犹如黄豆大小、人一走动，招来一片狗吠，我俩慌乱中闯入一户人家，一番连说带比划的“解说”好心的老乡才带领我们回到了知青点。疲劳、沮丧、哪里还想吃饭，加之又是羊油煮土豆，实在吃不下。只是大碗的喝米汤，灌个水饱。

    时间不长，五队队长孙永山的关心“征服”了大家，我们决定在最穷的五队“落户”，结束了三个队轮流劳动的生活。

    劳动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春天的风沙，原始的播种方式，我们每天重复地踩格子，单调、困乏、让人烦透了。好不容易种完地，又开始铲地了。

    第一遍只是苗小草也不大，混杂在一起不好铲，因此经常要蹲下拔草，一蹲一起，实在难受，一天下来头昏脑胀、腰酸腿疼、饭也吃不下，只想喝汤，灌个水饱。

    第二遍苗大了草也长大，草铲不掉，只好拔，力气小，锄头不快，技术也不到家，眼看别人跑到前面去了，心里甭说多么着急。我真的要感谢组里的男生，他们常常铲到头返回来帮我们，他们自己已经很累了，还这样无私的付出，真叫人由衷的感动。

   铲第三遍地的罪更难受，此时已经是盛夏了。苞米地已经长成青纱帐，人进到地里，如同进了蒸笼，马上衣服从上衣湿到裤子，眼镜上雾气腾腾，什么也看不清。草已经长得比人高了，力气不够，锄头铲不动、手又拔不动、只听见周围苞米叶子哗哗响，一个人也看不见，烦躁、委屈、失落、一起涌上心头，眼泪不由地流了下来。那样的罪实在难受。

    而草原的天气更是瞬息万变，刚才还是万里无云，一会儿竟乌云翻滚，大雨将至；四周的地平线围成了一个圈，天就象一口大黑锅倒扣下来，人在天地之间，让你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难以逃脱。我们干活的地方离家很远，常常是队长一声令下，大家撒鸭子就跑，但还是全身淋了个透。不过我们还是常常盼着下雨，因为只有这时才能休息一下。

    春播、夏锄、秋收、冬天转到场院开始打场了。干活、吃饭、睡觉，前途无暇去想；但是在地里滚一辈子，谁也不甘心。

    几年里劳动的艰苦体会了，生活的艰难更是细细的品尝到了。

    知青生活什么也得会，牵上毛驴推碾子、在丈深的井里打水、贴饼子烧饭、喂鸡养猪、什么不会也不行。记得第一年秋后腌酸菜，先要烧开水，水开了，一掀锅盖，墙壁上的苍蝇全落在了锅里，捞也捞不净，又把白菜放在锅里一烫拿出，本来要放在缸里用石头压上、我们一是菜多，加之又没有缸，不知是谁的提议，找生产队借来水箱（铁皮），把菜就趁热码在了里头。到春天吃时，拿出来一看，不是腐烂，就是沾上了铁锈，就那样我们也挑挑拣拣的吃掉了。而做的大酱，盐放少了，味酸；因为没盖好盖子，大蛆满缸爬，做饭把大蛆捞出做了菜，我们也就吃下了。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无聊之时，常常盼着吃大锅饭。有时下地干活，发现马车上带着锅、捆着羊，那就有饭吃了。在地里离绰尔河不远支上大锅，点上大火、就地杀羊，取河里水，煮一锅肉粥。大家敞开肚皮吃，香喷喷吃上三、四碗，满嘴冒油。如果在队部吃，人当然很多，一些闻讯赶来的人就吃便宜饭了，几年插队生活大锅饭没少吃。至今想起来还觉香气逼人。

    几年的知青生活，饱偿了恶劣的东北气候。夏秋的蚊虫叮咬、特别是太阳下山后，‘小咬’钻进头发里的叮咬；冬天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晚上躺在热炕上，必须戴上帽子；早上醒来，脸盆里的水已经结了厚冰。出门去更冷，只好把所有的衣服全穿上，毛衣、小棉袄、大棉袄；全副武装，还是冷，只好扛着。

   秃山荒岭、没有电、全队只有一口井、每天听到的无非是鸡叫、狗咬、牲口的嘶鸣、年年月月就这样过下去。农民已经习惯了，知青也要守住这份寂寞，实在不容易。

    我们去公社供销社转转，买点糖果，已经是“奢侈”了；偶尔去趟绰勒(必过绰尔河大桥）供销社也是一种“幸福”。想当地的农民，就是这样过得一辈子，毫无追求，有点不可思议。

       最“庆幸”的是在那样的年代，不通的语言反而成全了我们，我们躲过了阶级路线斗争的“锤炼”，在那个小山村，村民们是把我们看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了。

                                                下乡十年的岁月（四）

     七二年夏天，天津有关方面到各地招高中知青回津培训一年当老师，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求是家庭历史清楚。

    父亲当时正在受审查，虽然大家和招生的同志一再解释我的情况，但是无果。最后还是六个男生通过，组里只剩下七个初中同学（五个女生、两个男生）和我（荷苓已经去了加格达奇），我又一次因家庭问题所累，“落难”留了下来。真怕经历分别那一刻的“难堪”，我提前给大哥打去电报，我请假他接我去了大庆。

    七二年以后兴起了推荐上大学，我先后被推荐过两次。一次知青办以“可以教育好子女”报上去，结果我的档案里父亲并没有定为“敌我矛盾”？令人苦笑，看来我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

    一次参加了考试，只有三门，记得有数学、语文、政治，我的成绩是甲、甲、乙，从成绩讲应该是没问题了，况且知青办史主任了解我的情况也很同情我，据说已经准备报我为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员了。

    但是突然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叫张铁生的考生在试卷上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白卷先生”事件。此信一出，立刻被四人帮之流捧为至宝，说是大学要招“工农兵学员”，出身有问题的我“当然”又失去了机会。

    两次推荐都没成功，别人有意见了，第三次大队不再推荐，我只好背着家庭的包袱继续劳动。抽空到公社、去旗里，说明情况、打听消息，我还是不甘心这样的结局。

    七四年呼盟召开妇女代表大会，我竟然作为扎旗“知青代表”到海拉尔参加了大会，想不到的“好运”突然降临了。

        其实，这一次我还是以知青“可以教育好子女”身份出席的大会。想不到的是结识了扎旗的两个好朋友，一个是乌兰牧骑的独唱演员小芬、一个是机械厂的工会主席张姐，她们的大名叫什么忘记了，真是对不住。更遗憾的是只留下了我和小芬的一张照片，妇代会的合影丢失了！我们很是谈得来，以后每次到音德尔，她们的宿舍就是我的住处，那是我终于有了“回家”的感觉了！

    以前每次去旗里，住过大车店；那是一溜土房，隔成一个个只有一铺炕的“单间”，一人居住，进门脱鞋上炕、炕上一领炕席而已，男女混杂、价钱低廉，只是因为搭乘大车而去，返回时怕被拉下，只好“委屈”于此了。

    住过旅馆；价钱贵些，但是“舒适”多了。一次住了几天，取回晾在外面的衣服，不知为何上面都是黑点，问过同室的住客，竟然告知是苍蝇屎，真叫人无奈至极。

    后来和老乡们混熟了，再去旗里就到他们的亲戚家投宿；亲戚家的热情是叫人感动的，只是常常要和男人们住在同一个屋里（有对面炕的），甚至睡在同一个炕上（只有一铺炕，全家睡在一起），不要说睡觉时的“尴尬”，身上传上虱子那更是经常的事情了。

                                               下乡十年的岁月（五）

      七四年春节和母亲在老家见到了前来探望的堂哥，他因为看相算命，在附近很有名气。这竟和他的绰号“鸭子”有关。

       据说，他早就和别人讲，他的儿子是他的克星，一次他赶着生产队的马车，年纪还不大的儿子坐在车上，半路马惊了一路狂奔，把他甩下车来，大车从他腿部压过，车停了下来，儿子稳稳坐在车上，竟然毫发无伤。而他伤好后，走路就一瘸一拐了，人送外号：鸭子。于是他算卦的名声大振，三里五乡多有人找上门来。

       母亲从不信这些的，想是我的境况实在叫她担忧，竟真动了心思，这次堂哥自己送上门来，一定要他给我相相面。我虽然不信这套，但母命不想违，就转过身来任他摆布；他先是问了生辰八字、又看过我的天庭、地府···，而后口中念念有词的叨咕一番。

        而后发表了他的高论：

                1、说我此前心里有一件关于婚姻的闹心事，不过已经结束。

                 2、今年一定会有好运，时间是秋天。

                 3、我的婚姻解决要到三十四岁了。

       后面的两件事虽然还无法预料，但是前一件事情竟然说的很准（我的初恋上次被招回津，我留下，继续了几年后，最终我们只好分手）。我还真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

       事实证明，他的后面两个预测，也都说对了。简直不可思议！

       七四年十月的一天，突然接到旗知青办通知，要我去一趟。到后才知是选调的消息，给了我个想不到的惊喜。有两个工作任我挑选；一是去扎兰屯纸浆厂当工人，一是去图牧吉中学当代课老师（半年转正）。权衡利弊，二十七岁再当工人学徒，岁数太大。我最后选择了当老师，因为半年转正太诱人了，也许这样我就可以回津。

       到旗文教局报道时，几句话谈下来，巴金局长马上决定我教语文，说我一定适合。

       我深怕夜长梦多，马上打点行李出发去图木吉公社。不记的当时是怎么去的了，自己？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卷、还有脸盆等物，我是怎么折腾去的？天知道！我去后，马上接管了初二的一个班并任班主任，从初二到高中毕业，教他们语文和历史。以后的三年，我和我的学生们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是我知青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终于能抬头挺胸做人了！

       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很快我的教学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全公社语文老师听我的公开课，讲毛主席的“坏事能否变成好事”一文。讲后老师们给了我极高的评价，只是说学生和我的水平差的太远；当时听了好高兴，现在想起来才知道针对性教学不够，那是大家给我这个初出茅庐者的鼓励。双和大队那个村使我感到很亲切。我的学生大多数住在那里，暑假不能回家，学生们就邀请我去串门，家长们用丰盛的酒菜一家不落地招待我，睡在炕头上、吃着百家饭、听着肺腑之言，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尊师重教的情感，给了我更多的启发和信任。

       那时班主任老师不好当，什么都干，什么都管。因为需要，我教过物理、语文、历史、化学、体育、政治；是个老师。带学生去农村秋收、抹房顶、叉墙、打井；又是个生产队长！当时多亏了班长宋立志，他代我当了这个“生产队长”，指挥派活，可帮了我的大忙。晚上，我没事儿，就到学生宿舍聊天，我和他们讲天津的事、他们给我讲农村的故事、那是多么快乐的夜晚，我们常常笑的前仰后合，融洽的感情、真心的沟通，那是留在我心中的一段永远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我和学生们的感情日渐深厚。临近毕业，在学生们的提议下，我们骑自行车到远离学校九十里地的泰来照了一张合影。万分遗憾的是合影找不到了，两次回扎旗也没机会见我的学生，想复制一张竟一直也没能实现。

       那是个狂风怒吼的冬天。为了超近道，我们是在芦苇荡里骑自行车的。整个芦苇荡是个大冰场，白光一片，又滑得很；骑车要技术、更要勇气，可惜我这两样都不够，但是决不能打退堂鼓，等到跌跌撞撞出了芦苇荡，我的棉袄都湿透了。总算到了平地，才感到大地的可爱。

       学生们毕业离校，我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他们走上高坡又下坡去，再也看不见。回到宿舍我躺在炕上沉默无语，和我朝夕相处的学生走了，心中空荡荡的，泪水不由的流了下来。懂事的宋立志、朴实的吴有贵、成熟的张文宝、满腹经纶的焦德思···，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怎让我放的下！我第一次尝到了师生离别的痛苦！

       虽然只有三年多的教书时间，可留给我的太多太多了。这是七四年十月到七八年三月，我在图木吉中学度过的难忘岁月，我感受到了人间真情、它给了我一笔永远用不完的财富。

                                                                                       安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