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1.

南边的兄弟出事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治安状况很差，走夜路经常会遇到拦路抢劫的。不过，那时候江湖道义还在，谋财的不害命，害命的不谋财，一人做事一人当，祸不及家人。

如果你走同一条路，连续两次遇到同一伙抢劫的，他们多半会直接放你过去，或者只收你一半的过路费意思一下，不会竭泽而渔，不会只对着一只羊拼命薅羊毛。

如果你常年走一条路，来来回回遇到的都是同一伙抢劫的，大概可以办个年卡，或者开个会员，定期去拜拜码头交个年费即可。总之一句话，一切好商量，咱老百姓的事情自己说了算。

那次我跟大伯一起回老家，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路上没有路灯，漆黑一片。大伯开着破吉普车载着我，走在凹凸不平的村路上。虽然天黑路不平，但是因为路上没有人，车速不算慢。突然，大伯猛地踩了一脚刹车，我差点从后座上飞出去。

我问大伯，怎么了？大伯说，坐好了，别说话。我从后座上偷偷探出头，看到前面的路已经被路障挡住，路障旁边站着五个人，都是男的，有的叼着烟卷，有的手里拿着手电筒，有的手里拎着短木棍或者工兵铲之类的东西，我没有看清，因为全靠大伯的破吉普车上不怎么亮的车灯照明。

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不怎么亮，发出昏暗的黄光，应该是电池快没电了。手电筒一闪一闪的，可能接触不良。我看到那个拿手电筒的人在大腿上磕了两下，手电筒才重新亮起来，发出昏暗的黄光。他又拧了拧手电筒的灯头，应该是调整了焦距，以获得最佳的照明效果。这一系列的操作在当时幼小的我看来，无不透露着一种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他拿着一把手电筒向我们走了过来，就像拿着一把激光剑。跟他并排着一起走过来的那个人，完全没有他这么帅气，因为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短木棍。我猜那根木棍的顶端应该有两颗尖尖的露在外面的铁钉，当然这纯属我的主观臆断，毫无科学依据。假如我的回忆没出现问题的话，那天晚上很黑，光线很暗，我能看清他的手里拎的是木棍已经很勉强，根本不可能再看到木棍顶端上的两颗铁钉。即使有，我也看不到。

何以在我的幼小的记忆里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前一个男人手中的激光剑太帅了，我不愿意他的同伴拿着过于原始的武器。如果他们不够强大，等会我大伯战胜他们时的身影也就不那么高大了。

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头戴老头帽的中年男人。他的年龄最大，空着手，嘴里叼着烟卷，我能看到一个挺显眼的红点。他穿着一身深色的衣服，老头帽也是深色的，藏青色或者黑色。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因为他两手空空，甚至没拿一把像样的兵器，只是叼着烟卷，从远处看是一个忽明忽暗的小红点走了过来。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正是因为他没拿兵器，才是这些人里面的老大，因为指挥官不是战斗员，他只负责说话。他来到车前，开始跟大伯说话。那个手拿木棍的年轻人绕到车的后面，手拿激光剑的年轻人则用他的激光剑往车里照了照，激光剑照到我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刺眼的，不过只照了我一下就把激光剑对准了大伯。

他粗鲁地拍了两下车门，对我大伯喊，兄弟，下来，我大哥有话跟你说。

我大伯没有下车，也没有熄火，只是把车玻璃摇了下来，冷冷地看着车旁边的两个人。头戴老头帽的长者猛吸了一口烟，我看到他嘴边的小红点狠狠地亮了一下，随后他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抽了一半的烟夹在手里，伸出右手食指放在嘴巴边上对着手握激光剑的年轻人吹了一口烟，幽幽地说了一句，嘘，不要吓到孩子。

我那时候还小，没打过几场架，但是托当地治安状况比较差的福，我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打架的，既有单挑的，也有群殴的，还有一群人单挑一个人，以及一个人群殴一群人的。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我没吃过猪肉，但是绝不能说我没见过猪跑，我是见过大世面的。

对于打架这件事情，可能我的理论知识过于丰富了，导致我实战经验略显不足。我还是被吓到了。不过，吓到我的并不是那个手握激光剑的年轻人，因为他虽然咋咋呼呼大喊大叫动作粗鲁，但是他那两巴掌全都打在了车上，他的话是跟大伯说的，是跟他一样的大人说的，而老头帽则不同，他的话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他说不要吓到孩子，言外之意就是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吓到孩子，甚至还包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只要大伯接下来的一言一行不够文明礼貌，不符合江湖道义，他们随时都可能吓到孩子。就这样，本来是一件与我毫无干系的事情，却把我这个可爱的小朋友裹挟了进来。

我着实被老头帽吓到了，差点没哭出声来，眼泪已经在眼睛里打转，幸好我的眼睛深，不然泪水早就溢了出来。我双手死命地抓着安全带，仿佛安全带能给我提供安全感一样。不过，安全带只有系上才能提供安全感，我那时候坐后排从来不系安全带，所以我从安全带那里获得的安全感寥寥无几。

摇下车窗之后，激光剑看见大伯没有下车的意思，又狠狠地踹了一下车门，咣的一声，我感觉破吉普马上就要散架了。

大伯冷冷地说，有事吗？老头帽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帮个忙吧。大伯说，怎么帮？老头帽说，攒个钱，看着给，多少是个意思。大伯说，这忙我要是不帮呢？老头帽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你要是这么不仗义的话，就不要怪我们也不仗义了。大伯说，明白了。

说完，大伯侧过身去，好像在掏钱包，但是他掏的并不是钱包，而是自己的配枪。大伯职业特殊，再加上当时的管理没有现在规范，那天晚上他刚好带了枪。大伯掏出枪，从车窗探出去朝天开了一枪。我吓了一大跳，尖叫一声。同样吓了一大跳的还有激光剑，因为枪响之后他就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道是趴在了地上，还是蹲在了地上。过了大约一分钟，他才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的激光剑又摔坏了，一闪一闪的，好像能量不怎么足的样子。

跟激光剑相比，老头帽明显见过大场面。枪响的时候他没有蹲下，更没有趴下，只是身子稍微倾斜了一下，双手抱住了头，但他很快就站直了身子，并且将双手抱头的动作变成了整理他头上戴的老头帽。

一开始见到他我还有些不理解，大夏天的，又是晚上，没有太阳又很闷热，完全没有戴帽子的必要，为什么他要戴一顶老头帽呢？在他双手整理老头帽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这顶帽子既不是用来遮阳的，也不是用来保暖的，它是一个道具，用来缓解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尴尬。

尴尬随着枪声一点一点消散在漆黑的夜里。老头帽说，既然大哥着急赶路，我们就不留您了，南边兄弟的事我们自己想办法，您慢点儿开，路上注意安全。说完，他对着不远处站在路障旁边的人摆了摆手，说，大哥着急赶路，放行。

大伯听他说完，猛踩一脚油门冲了出去，从刚刚打开了一半的路障中间灵巧地穿过，将他们几个人远远地甩在车后。我趴在后车窗上又看了一会儿，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在夜色中，跟漆黑的夜融为一体。

那天晚上的夜五彩斑斓，仿佛是我幼小的心灵里的一段奇幻冒险，有激光剑，有老头帽，有路障和自制的带铁钉的短棍，还有大伯和尖锐的枪响，最后的那一声枪响把我从一件闹心的麻烦事中拯救了出来。南边的兄弟出事了，与我何干？

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了大伯很多问题：南边的兄弟是谁，他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些人为什么说我们不仗义，随后他们为什么又说自己不仗义，到最后他们为什么说你着急赶路呢？

大伯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我，他只说等我长大了就会知道。我说，那我什么时候长大？他说，等你上了初中就长大了。

2.

我上了初中，很快就长大了。我也明白了那句“南边的兄弟出事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某天晚上，下了晚自习，我在宿舍里再次听到了这句话。

我们学校初中和高中都有，虽然初中部和高中部的教学楼、宿舍楼都是独立的，但是食堂、操场、图书馆都是共用的，所以初中生和高中生并没有完全分开。初中部的小女生疯狂迷恋高中部的学长，高中部的学长争风吃醋为他心爱的小学妹来初中部打架，初中部的小男生跟高中部的学姐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在小花园里搂搂抱抱，此类事情在我们的校园屡见不鲜。

那天晚上我正坐在自己的床上啃干脆面，宿舍的门被一个身穿高中生校服的男生一脚踹开了。我吓了一跳，从床上站了起来，嘴里的干脆面还没有嚼完，但是嘴上的动作已经停了下来。我的嘴巴里塞满了干脆面，仿佛人质口中塞着的毛巾或者臭袜子。

宿舍共有八张床，分四组，上下铺，我的床位是进门右手边的下铺，所以不管谁进来，第一个看到的肯定是我，除非宿舍门是朝另一侧开的，那样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胖子了。

踹门进来的那个男生留着当时最流行的毛刺，前面一缕头发很长，他歪着嘴角吹了一下那一缕长发，然后又歪着脖子径直朝我走了过来。从他歪脖子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有比较严重的颈椎病。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左手一直揣在校服上衣的口袋里，仿佛里面握着一个核弹发射器，关键时刻按一下世界人民就会消灭一半，高考压力骤减。

颈椎病站在我的面前，比我高了半头。他举起右手一巴掌朝我扇过来，我以为他要打我的脸，下意识躲了一下，但是他并没有打我的脸，而是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脖子上，然后滑到我的肩膀上捏了一下，按着我的肩膀说，坐下。

他没有打我的脸，我有些意外，高中生欺负初中生的时候都是打脸。我对他心存感激，于是顺从地坐在了我原来的位置上。我坐下之后他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找兄弟们借点钱，多少不限，看大家心意。

这句话说得非常高明，跟我小时候坐在大伯吉普车上听到的那句几乎不相上下。他首先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南边出事的兄弟，这就是仗义；然后他又说，找兄弟们借点钱，本来南边的兄弟出事跟我们初一的学生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但他一叫我们兄弟，那么南边的兄弟自己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兄弟，兄弟现在出事了哪有不帮的道理？行走江湖靠的不就是一个义字吗？何况人家也说了，是借点钱，不是要点钱，这钱最终是要还的，只不过未约定明确的还款日期；之后他又说，多少不限，这句话一听就很江湖，跟街头卖艺的民间艺人一样，铜锣一敲，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一点儿都不勉强。只是最后这一句看大家心意多少有点道德绑架和人身威胁的意味，言外之意就是，我掏心掏肺拿你们当兄弟，你们不要不识抬举。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的班主任。有一段时间我上课总是走神，学习成绩也有些下降，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里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最后跟我说，我看你表现。而现在，看我表现的时候又到了。一般情况下，我不是那种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的人，越是关键时候我的表现越好，发挥越稳定。如果用数学术语来说的话，那就是平均值很高，方差很小。

我侧了一下身子，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还有八块钱，一张五块的，一张两块的，还有一张一块的。我本应该将这八块钱全部拿出来，捐给南边出事的兄弟，但是一想到自己还要留一块钱放假的时候坐公交车回家，还想花两块钱买个新本子写日记，我便犹豫了起来。最后只把那张五块的拿出来，给了颈椎病。

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颈椎病并没有看着我，他环视了我们宿舍一周，与宿舍里的其他人一一对视。这种对视是一种无声的交流，相当于把他刚才跟我说的那句话又跟宿舍里的其他人说了一遍。因为他忙着跟大家眼神交流，所以并没有看到我的钱包里到底有多少钱。我把那张五块的拿出来之后，速度将钱包合上，装进裤兜里。

颈椎病接过钱，塞到上衣口袋里，然后又拍了我的脖子一巴掌，说，仗义。我长吁一口气，为自己临危不乱蒙混过关感到庆幸。与此同时，我又有些幸灾乐祸，我看着其他舍友，不知道他们该如何渡过此劫。颈椎病看大家没有动静，提高音量一字一顿地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你们没听明白吗？

对呀，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你们都没明白吗？终究是一群没有长大的孩子，不像我那样从小就见过大世面，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感谢我的大伯，感谢老头帽，感谢激光剑，感谢那个五彩斑斓的夜晚。

我不该在这么严肃的时刻吃干脆面，但是由于心情过于放松，我还是忍不住啃了起来。宿舍里很安静，没有一丝声音，只有我在嘎嘣嘎嘣嚼着干脆面。我听到床铺吱呀响了一声，看到三哥从上铺爬了下来。他的床位在靠近阳台的左手边上铺。他手里捧着一个水杯，颈椎病进来之前他正在自己的床上捧着水杯喝水。

水杯没有抓手，只能捧着，因为它在成为三哥的水杯之前只是一个装黄桃罐头的玻璃瓶。玻璃瓶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能在罐头吃完之后继续发光发热。当然，它没有想到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它没有想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没过几天就结束了，它也没有想到自己结束的方式竟然如此轰轰烈烈，它更没有想到自己粉身碎骨的原因竟然是被当成了投掷武器。

虽然它的命运曲折离奇，但是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因为从它成为玻璃容器的那一刻起，它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破碎，早晚有一天会破碎，不管它一开始被做成了一个精致的茶杯，还是被做成了一个装黄桃罐头的瓶子。

想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只觉得世事无常，人生无望，为了几块钱跟高年级的同学翻脸实在犯不着，毕竟颈椎病之前也说了，多少不限。我希望他们放弃无谓的抵抗，乖乖把钱拿出来，息事宁人，早点睡觉，明天还有很多课要上。

人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急着去死，因为死是早晚的事情，早晚的事情都没有必要着急。除此之外，人活着就有可能遇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吃一个黄桃罐头。三哥那个黄桃罐头是全宿舍一起吃的，我也跟着吃过一口，很甜。

3.

南边的兄弟出事了，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说这话的人至今让我毛骨悚然脊背发凉。他们胆敢在和平年代做这种事情，往往都留有后招。他们的后招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赌徒，赌的就是那个隐藏在黑暗里的后招。我们赌他们有没有后招，他们赌我们敢不敢赌他们有没有后招。

颈椎病胆敢一个人闯进有八个人的男生宿舍——虽然是低年级的——肯定也留有后招，这才是我最担心的。我出五块钱，选择不看他的底牌。但是，总有人不死心，想要看一眼底牌，见识一下他的后招，例如三哥。

三哥捧着水杯从上铺爬下来之后，胖子也从自己的床位上站了起来。三哥对着胖子大喊一声，胖子关门！然后他把手里的玻璃杯扔了出去，砸在颈椎病的胸口。颈椎病下意识用胳膊挡了一下，但玻璃杯还是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玻璃杯掉在地上，碎了。它追随那些早已被我们吃掉的黄桃罐头永远地去了，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使命。

胖子将宿舍门反锁，然后从背后紧紧抱住捂着胸口呻吟的颈椎病。胖子长得并不算高，但他在体重上却有着绝对的优势，近二百斤的体重让他在面对高中生的时候丝毫不落下风。

我和胖子都睡下铺，但是我们两个人睡下铺的原因却不相同：我是因为性格懦弱，只能选别人不要的床位，而胖子是因为他的体重只能睡下铺，一是上铺他爬不上去，二是他睡上铺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他一翻身感觉床板马上就要压塌了。为了他自己的安全和睡在下铺的兄弟能苟全性命于乱世，他最终选择了下铺。其实，凭借他的战斗力，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跟三哥位置相同的上铺，因为除了三哥之外，他是我们宿舍最能打的人。

三哥是我们宿舍最能打的人。三哥姓孟，外号孟老三，一米八五的个头，身材偏瘦，皮肤黝黑，年龄比我们大两三岁，具体大多少谁都不知道，他的年龄始终是我们宿舍的一个未解之谜。因为他上学比较晚，才跟我们成了同班同学。

三哥是家里的长子，按照当地的习俗，他应该叫孟老大，而不是孟老三，因为前面两个孩子是他的姐姐。但是，三哥还是喜欢我们叫他孟老三，因为孟老三这个外号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仿佛在说像他这么能打的人至少有三个。

三哥很能打，一身腱子肉，浑身都是劲儿，我们一度认为他在武校练过，正儿八经学过几年拳脚。多年以后才知道，他身体强壮是因为两个姐姐出嫁比较早，父母又上了岁数，他独自一个人干了很多农活。

胖子用他粗壮的胳膊，紧紧地锁住颈椎病的身体，让他无法动弹。三哥三步并作两步，飞奔过去，对着颈椎病的下巴就是狠狠一拳。其他舍友见状纷纷上去帮忙，你一拳我一脚将颈椎病打倒在地。

颈椎病双手抱着头倒在地上，蜷缩成一团。我也想上去帮忙，但是早已没了我的位置，大家骂着脏话狠狠地踹他的头，就像他进来的时候踹我们宿舍的门那样。在颈椎病死命地护住自己面门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的颈椎是没有毛病的。我大骂一声，操，骗子！然后往他的身上吐了一口唾沫。

在一阵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之后，三哥喊了停，因为颈椎病已经蜷缩在地上不再动弹。三哥从颈椎病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蝴蝶刀。三哥对他说，这玩意玩不好容易伤到自己，我帮你扔了吧。说完他打开窗户，从二楼把蝴蝶刀丢了出去。

蝴蝶刀我见过，学校门口的文具店里就有卖，十块钱一把，没有开刃。校园里打架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蝴蝶刀，然后在手里耍几个漂亮的刀花，把他的对手逼退。强不强我不知道，关键是帅。强是暂时的，帅才是一辈子的事。

三哥从颈椎病的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零钱，一块的、两块的都有，大部分都被团成了一个球。三哥对颈椎病说，学长来我们宿舍训话，我们也没给你倒杯水喝，是我们做学弟的不对，但是学长也有错，不该摔我们的杯子，这些钱就留给我们买新杯子吧。

说完，三哥把那些零钱放在了宿舍里唯一一张桌子上。他从颈椎病的身上跨过去，打开门，对地上的颈椎病说，现在你可以走了。颈椎病躺在地上没有反应，三哥过去又踹了他两脚，他才爬起来。

就这样，三哥一脚一脚把他踹了出去，从二楼我们宿舍一直踹到了一楼。初一其它宿舍的男生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他们刚刚被颈椎病恐吓，为南边出事的兄弟捐了钱。他们站在走廊两边，看着一个初中生一脚一脚把一个高中生踹出去。我们跟在三哥身后，亦步亦趋，狐假虎威，招摇过市。

我从其它宿舍的同学那里听说，跟颈椎病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高中生，那个高中生负责把风，一直站在楼梯口那里盯着宿管大爷和来查寝的老师。但是，他没想到自己的同伴会在初一新生的宿舍里翻车，一听到宿舍里乒乒乓乓的打斗声，他就知道坏了，出事了。他撒腿就跑，回去叫了几个同学过来，但是他们也没敢贸然冲进去，只是在楼下徘徊了一会儿。这时候看到颈椎病已经出来了，虽然灰头土脸，但也没有缺胳膊少腿，于是留下一句狠话就讪讪地离开了。我说，什么狠话？他说，留一只手。

回到宿舍，三哥让我们把桌子上的钱分了，大家都没有动。三哥对我说，周文明，你年龄最小，你先拿吧。我走到桌子前，看着一桌子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零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一堆零钱里，我看到了一张崭新的五块钱纸币无比显眼，因为它足够新，还因为它是里面唯一一张面值五元的纸币。没错，那五块钱就是刚刚我捐出去的。我把属于我的那五块钱拿了回来，抻平，重新放回自己的钱包。至于桌上其它的钱，我一分都没有动，一方面我觉得那些钱并不属于我，另一方面我在担心颈椎病的打击报复。

三哥让其他人拿钱，他们也没有拿。最后，胖子说，要不我拿这些钱买点零食，大家一起吃了吧。三哥说，就你嘴馋，快去快回。不一会儿，胖子拎着一大包零食回来了，里面有瓜子、薯片、辣条、面筋、饼干等等，还有我最爱吃的干脆面。零食最下面是一个黄桃罐头，胖子先把黄桃罐头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在吃零食，没有人去动那瓶黄桃罐头。我们知道，那个黄桃罐头是三哥的。

三哥也没有推辞，把那个黄桃罐头打开，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吃了。吃完之后那个装罐头的玻璃杯依然没舍得扔，三哥又把它留下来当成了水杯。那天晚上，三哥好像有心事，只吃了一个黄桃罐头，而我却吃了三包干脆面。

第二天，我们宿舍火了，整个初中部都把我们当成了英雄，但是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我。因为整个初中部只有我捐了五块钱，其他宿舍的人最多只捐了两块。

在面对威胁的时候，每个人的表现不尽相同，除了三哥之外，甚至包括三哥在内的所有人，各有各的懦弱。只是在这些懦弱的人眼里，总是能找到一个比自己还要懦弱的。大家都说，只有最懦弱的人才会给五块钱，勇敢的人只给一两块钱意思一下。

从那之后，我对三哥的感情很复杂，又爱又恨。爱的是他让我免于高中生的欺辱，恨的是如此一来，他在无意间让我成了其他学生争相嘲笑的对象。懦弱的标签在我的头上一贴就是三年。

我终究还是花两块钱买了一个新日记本。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日记本的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南边的兄弟出事了。

4.

我们宿舍很快就迎来了高中部的报复。

某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他们十几个人手拿长棍短刀，杀气腾腾地想要冲进初中部的宿舍楼，带走三哥或者我们宿舍其他人的一只手。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人数多，目标太大，引起了宿管大爷的注意，大爷把他们拦在了外面，没让他们进来。周旋了半天，最终他们骂了句大爷的，离开了。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人数太多，过于显眼，进不了初中部的宿舍楼；人数太少，能成功进入初中部的宿舍楼，但是又打不过我们宿舍的八个人。这个悖论很像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抛物线的顶点位于最高点，代表着他们的最高有效战斗力，x轴上对应的那个点便是他们能进入初中部宿舍楼的最大人数。我想计算出他们的人数上限，然后跟我们宿舍的实际作战人数进行对比，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我成功绘制出这条抛物线之前，三哥挨了打。我想不到的是，高中部的学长对这类数学题毫无兴趣，他们根本没有去计算能够进入初中部宿舍楼的最大人数，而是选择在三哥离开宿舍楼之后偷偷跟踪他，然后找个合适的地方揍他一顿。

不过，他们还是小瞧了三哥的战斗力。虽然他们人多势众，三哥双拳难敌四手，但是三哥壮得像头小牛犊子，再加上性格犟得像头牛，坚韧不拔，不怕挨打，打起架来不要命，所以他们也没从三哥身上占到太多便宜，算是惨胜。

整个初一一学年，我们宿舍都在围剿与反围剿之中度过。三哥隔三差五就要带着我们宿舍的人出去打一架，每次他跟胖子都冲在最前面，他们有的时候拎着拖把，有的时候扛着板凳，有的时候拿着钢管，而我的武器自始至终都没有变，是半块板砖。

我找了半块不怎么咯手的板砖用报纸包了起来，方方正正的，好像一本新华字典。平时我都把“新华字典”塞到书包里背着，随时准备响应三哥的召唤，跟他一起去打架。小打小闹他们一般都不叫我，叫我的都是大场面，需要我去捧个人场。

我把板砖揣在怀里，跟在队伍的最后面，看起来更像个抢了第一排座位的吃瓜群众，而不是即将上台演出的演员。我的舍友手握各种不同种类的兵刃，杀气腾腾，仿佛是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勇士。

三哥不停地叮嘱我们，打架的时候不要慌，更不要乱，要注意保持阵型，互相掩护。他还说，打架的时候下手一定要狠，但是也不能下死手，我们是去打架的，不是去打仗的，要注意分寸。

我参加的群架大部分都是顺风局，三哥和胖子冲在最前面，抗住敌人大部分伤害，其他人在旁边辅助即可。在三哥和胖子的猛攻之下，敌人溃不成军，阵型大乱，不知道互相掩护，做鸟兽状散去。到这个时候，战斗基本结束了，只剩下收拾没跑掉的残兵败将，再说几句狠话吓唬对方一下。而此时，我的板砖往往还没从怀里掏出来。

在我方处于绝对优势且战局稳定之后，我偶尔也会冲上前去踹两脚，但是大部分时候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不太懂三哥说的分寸，我做不到下手一定要狠，但是还不能下死手。我更擅长在平面直角坐标系里计算出抛物线的顶点坐标，然而这并没有卵用，即使我还会做受力分析，计算出动能、动量、加速度，熟知热力学第一二三定律，我依然无法做到下手跟三哥一样有分寸。可见，我并不是一个分寸感很强的人。这大概就是我当年早恋失败的根本原因吧。

为了提高我在团战中的参与度，我是所有人当中喊得最大声的那个，不过我的嘴里翻过来倒过去就是那几句脏话，说完一遍再来一遍，无限循环。我可以喊很久，只是没有太多花样。

三哥负责物理攻击，我负责魔法攻击，我相信我的语言早已击穿了他们脆弱的灵魂，让他们不堪一击。我骂得上了头，偶尔也会冲过去朝他们吐口水。但是这种情况不多，三哥和胖子嫌我碍事，让我站在最后面。

站在最后面虽然参与度明显低了不少，但是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遇到逆风局，我那个位置是最方便逃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丈夫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套逃亡派的说辞我知道很多。我甚至记得《三国演义》上也说过类似的话：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逃，不能逃则降，不能降则死。

一看打不过，我立马三十六计走为上，选择保存有生力量，寻找合适时机再战。对于我来说，战略转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见情况不妙立马撒丫子就跑，这种方式简单有效最直接，成功率也是最高的，但是风险也是极大的。这种风险倒不是源于敌人，只要我跑得足够快，敌人肯定追不上。这种风险源于自己人，一见我临阵脱逃，三哥回到宿舍里肯定骂我。

他说，周文明，你的这点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多你一个少你一个不影响战局，但是你临阵脱逃太影响士气，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

我无力反驳，于是再遇到逆风局的时候我选择了第二种战略转移方式。第二种方式主要靠演技，而我的演技一向很好。我揣着板砖跟在队伍最后面，有的时候把板砖从怀里掏出来，有的时候一直在怀里揣着。一见情况不妙，我就往后缩，一点一点缩到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中去。

我手握板砖，但是很少有人怀疑我的身份，因为那半块板砖用报纸包着，太像一本包了书皮的新华字典。我看上去不像来打群架的，更像是一个专心读书的初中生无意间遇到了一场群殴，于是手捧新华字典，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三哥他们在前方与敌人鏖战正酣，我躲在人群里袖手旁观；三哥他们且战且退，我躲在人群里一路跟随。等到他们战斗结束，我就拎着新华字典冲过去查看他们的伤势，很像一个战地医师。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医护人员在战斗中不受侵犯。他们不能打我。

我帮他们包扎伤口，打水买饭。他们则一遍又一遍地复盘，分析战败原因。这时候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不要插言，因为我一旦插言，他们就会问我打架的时候跑哪去了，我总不能说自己去当战地医师了吧。

初一那年我打了很多架，几乎每篇日记的开头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又去打架了。班主任也找过我们，让我们宿舍收敛一点。

班主任跟我们宿舍所有人谈完之后把我单独留了下来，说，你怎么也跟他们一起去打架呢？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知道吗？我用《三国演义》上陈琳对曹操说那句话回答了班主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班主任说，你少看点《三国演义》吧，打打杀杀对你没有好处。

5.

初二那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三哥学会了抽烟，并且成功把胖子教会了；第二件大事是因为我们宿舍打架越来越少，在学习之外我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我谈了个恋爱。

三哥教会胖子抽烟之后，两个人一下课就去厕所里吞云吐雾，晚上回到宿舍里也要在睡前抽一根。三哥说，睡前一根烟，快乐赛神仙。胖子说，抽烟长力气，抽烟长精神。

他们两个人不停地安利抽烟的好处，最后除了我之外的人都学会了抽烟。我实在受不了那个味道，何况我也不想长力气，因为我不怎么打架；我也不想长精神，因为我的精神每天都挺足的，白天上课从来不困，晚上睡得很好，各科成绩名列前茅，数学和物理最好，作文写得也不赖，经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作文课上读给大家听。

我说，我抽你们的二手烟就行，一手的我实在抽不来，抽了也是浪费，不如省下来让你们多抽一点，长力气，长精神。

三哥说，周文明啊，抽烟是男人的社交礼仪，你不抽烟以后会吃亏的。

虽然三哥把抽烟上升到了男人不男人的高度，但是我依然没有从抽烟中找到任何快乐，也没从抽烟中找到可以代表男性力量的东西。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男子汉气概，因为我是我们宿舍第一个有女朋友的人。我的男子汉气概肯定展现在了他们未曾关注过的地方。

我女朋友叫刘丽丽，是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她长相一般，身材很好，性格也不赖，活泼开朗很爱笑，一笑起来左边的脸蛋上有一个酒窝。我第一次在小花园里吻她便是亲吻她的酒窝，她的酒窝里没有酒，但是我吻一口就醉了。

刘丽丽有些偏科，文科成绩很好，理科成绩一般。她的作文写得也不错，甚至比我的还要好一些，语文老师经常拿她的作文跟我的一起当范文。有些女同学说她的作文没有我写得好，她的作文被当作范文纯粹是因为她是语文课代表，跟老师走得近。而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对好作文的标准不一样导致的吧。

我的数学和物理是全班最好的，这个标准不管怎么变都是同一个结果，因为几乎每次考试我都是满分。刘丽丽一遇到不会的数学题、物理题就喜欢找我讨论，一来二去我们就熟络了起来。

讨论问题之余，我们还会说点别的事情。那段时间，刘丽丽总是到我的位子上缠着我给她讲题，有些同学开始传我们的闲话，说刘丽丽暗恋我。我没有在意，因为我觉得女孩子肯定不会喜欢我这样又内向又懦弱的书呆子，她们喜欢的应该是三哥那样的盖世英雄。我甚至觉得她们喜欢胖子的可能性都比喜欢我的可能性大，虽然胖子体重两百来斤，躺着睡觉的时候就像摊在床上一块硕大无朋的五花肉。

某天大课间，我们像往常一样在我的座位上讨论完问题，开始了闲聊。刘丽丽说，最近我听到了一些闲话，是说我们两个人的。我说，说什么？她说，说我天天黏着你，你对我爱答不理。我说，不必在意，我们自己问心无愧就好。她说，倘若我问心有愧呢？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因为那时候我只看过《三国演义》，还没看过《倚天屠龙记》，不知道这句话是周芷若对张无忌说的。她还对我说，你有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去我那里讨论。

听到她说这句话之后，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她好像在质疑我的能力，质疑我最引以为傲的东西。退一万步讲，如果真的有问题我不会，她又怎么能帮我解决呢？她还不如我。于是，我冷冷地说，我没有什么不会的问题，我全都会。

我觉得自己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就是客观事实，这完全是基于我们两个人的真实能力所做出的判断。但是，刘丽丽三天没有理我。我不知道她生的哪门子气，真是莫名其妙。

三天之后是作文课，刘丽丽还是来找我了。她说，周文明，我看看你的作文。我说，好，我也得看你的。她说，好。于是，我们交换了作文本。那次她的作文写得极好，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我不得不承认，在写作文上她比我更有天赋。

看完之后，她又来找我。她说，你写的还有其它东西吗？我想多看一些你写的文章，我觉得对我有启发，你的想象力很丰富。我不如你。我说，你太谦虚了，我那都是胡思乱想，你走的才是正路。我写的确实还有其它东西，不过……她说，不过什么？我说，不过那是我的日记。她说，我拿自己的日记跟你换。

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那可是女孩子的日记，说不定她会在日记里写一些她这个年纪才会有的小秘密，例如生理上的困惑，还有对男生的那种莫名的情愫。不过我的日记里倒是没有什么，除了打架就是吹牛逼，夸自己是个数学天才、物理奇才，偶尔还意淫一下自己成为大作家，不用上班，每天在家里写写字就能赚钱。我说，那我们交换日记吧。

刘丽丽的日记也写得很好看，情感细腻，语言富有感情却不矫情。在她的日记里多次出现了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李冒。我猜想李冒是一个化名，应该是怕被别人看到了说闲话，所以才用李冒这个名字的。根据我的推测，李冒是她的同学，而且她有些喜欢他。不过，我思来想去，班里并没有一个跟她日记里描述的那个李冒相似的男生。在她的日记里，李冒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成绩优异，但是感情方面又有些大条的男生。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很好。看到这里，我就有些不服气了，明明全班就数我的数学和物理最好，凭什么又出来一个叫李冒的男生跟我平起平坐。

看到最后一篇日记，我宛如遭受了一个晴天霹雳。她在日记里写道：文明礼貌，大家都有，我却没有。

李冒该不会就是我吧？我的手心都攥出了汗。这可怎么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不要自作多情，先要弄明白她日记里写的李冒到底是不是我，然后再考虑其它的事情。于是，我约了刘丽丽晚自习之后在小花园里见面。

我走到刘丽丽座位那里约她去小花园的时候，她周围的同学都在起哄，刘丽丽的脸都有些红了。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小花园一般情况是情侣约会的地方。但是，我不得不约她去那里，因为一下晚自习教室就会关门，执勤的老师会在校园里面驱逐还没有回宿舍的学生，唯独小花园花团锦簇郁郁苍苍，能避开老师的检查。

晚自习之后，我在小花园里见到了刘丽丽。我们找了一个情侣不多的地方，站在大树的阴影里说话。我还没有开口，她先质问我，为什么我跟她吵架那天日记里写的是“没有打架，无事可记。”我当时有点懵，约会之前在心里想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场景一个都没有发生，刚一见面就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拷问。我顿时觉得，这个女孩不简单，能轻松驾驭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

幸好我的文字功底也不差，随口编了句瞎话。我说，因为我不认为我们那次是吵架，我们只是对同一件事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且，当我发现我们的看法不相同的时候，我彻底慌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种内心的慌乱，语言已经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所以我写下的是无事可记。其实，那天的心情我根本没有办法记下来……

还没等我说完，刘丽丽紧紧地抱住了我。本来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的，例如李冒是不是我，她是不是喜欢我，她为什么会喜欢我等等。但在她抱住我的那一刻，我忽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只想拼命对抗自己的生理反应。我的大脑中冒出了很多话：男女授受不亲；君子不欺暗室；早恋影响学习。

可是，刘丽丽是个香喷喷的女孩子，我从来都没抱过这么可爱的东西。那是我第一次抱女孩子，我根本没有什么经验，我甚至不知道跟女孩子抱在一起的时候，手应该放在哪里。既然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那就放在屁股上吧。我不但把手放在了刘丽丽的屁股上，我好像还捏了一下。捏她屁股时的那种手感，一连许多天在我的脑海中迟迟不肯散去，哪怕我捧着三哥的黄桃罐头水杯，里面还刚倒了热水，我依然觉得那种手感是刘丽丽的屁股。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难得灵光一次，竟然没做受力分析，也没求最优解，而是选择编瞎话骗人。果然，学好数理化，不如编瞎话。不得不说，我成长了。

同样成长的还有三哥。这种成长主要反应在我们宿舍的打架数量上，到了初二我们宿舍打的群架越来越少了。三哥的教诲也从原来的“打架要下狠手，但不能下死手”，变成了“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原来的时候，一打架三哥就拿着长棍短刀带头冲锋，跟敌人正面硬刚；现在再打架，三哥往往赤手空拳，嘴里叼着烟，走到最前面跟对面的带头大哥谈判。看到三哥叼着烟走过去的时候，我忽然魂穿到小时候跟大伯一起回家的那个夜晚，老头帽就是这样叼着烟走过来跟我们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想不到，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想不到，一转眼我也成了他们。

后来的三哥不再像一名战斗员，更像一个指挥员。他是话事人，他是和事佬，他是维托·柯里昂，他是我们初中部的教父。他叼着烟跟一群高中生谈判，他给他们分烟，他也接过他们分过来的烟，他跟他们成了朋友。

我们有的时候会嫉妒三哥，因为他有了新的朋友，还是高中部的。三哥跟我们说，他们只是我的朋友，而你们才是我的兄弟。如果有一天他们出事了，我只会表示遗憾，而如果你们出事了，我会去拼命。

那一刻我听得热血沸腾，甚至在自己的脑海里想象出了一个略带个人英雄色彩的场景：三哥为了救我们，独自一个人拿着一把短刀在高速路上逼停了一辆跑车，他对车上的富二代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帮个忙。

6.

我跟刘丽丽是在高二上学期分开的。中考之后，我去了一中，一中理科成绩好一些；刘丽丽去了二中，二中文科成绩好一些；三哥和胖子他们则留在四中继续读高中。我跟刘丽丽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是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次的书信往来。

高一上半年分了文理科，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最后爱情也无疾而终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之间的信越写越短，每周写一封信也成了一种负担。我们都有了新的朋友，新的环境，新的心情，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甚好甚好。

三哥上了高中之后成了整个第四中学的教父，他成为了一座桥，连接了初中部和高中部。在他的教导下，整个学校的环境好了很多，打架都比以前少了。只是，他的烟比以前勤了，原来的时候他抽烟只是因为那是男人的社交礼仪，而后来，抽烟完全是因为他已经爱上了抽烟，再也戒不掉了。

胖子转型失败，他依然像以前一样喜欢打打杀杀。但是，当三哥成为教父之后，胖子作为三哥的左膀右臂，便是当之无愧的第四中学二号人物，已经没有人敢动他了。高二那年，他跟老师打了起来，被学校开除。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为胖子惋惜，好赖也得混个高中文凭吧。胖子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即使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当它面对一个二百斤的胖子的时候，知识也无能为力。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时的惋惜是多么的愚蠢。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是知识从来都没向我们透露过，它会把我们的命运改变得更好，还是改变得更糟。我们宿舍的人几乎都读了大学，有好有坏，只有胖子没读过大学，但他却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百万富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宿舍过年聚会都是胖子买单。我们过年聚会的时候喝什么酒，完全取决于胖子那一年接了多少订单。我们其他的人混得都算不得好，最多只能说解决了温饱。

当年我的成绩是宿舍里最好的那个，但是上了高中之后，我发现我只是在初中时有些小聪明，我的那些小聪明在那些真正的学霸面前什么都不是。我的成绩最终还是平平无奇了。原来，我竟然也是一个普通人。

认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这点是相当痛苦的，就像欧洲人第一次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一样。我觉得生活缺乏意义，学习没有动力，每天浑浑噩噩，看小说，写日记，最后高考考了一个不好不坏的成绩，上了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真的成了一个普通人。

在我接受了自己是个普通人之后，生活变得轻松了不少，我跟谁都不比，我时而躺平，时而表演，但是从不内卷。毕业之后，我听了母亲的劝告，直接接了父亲的班，到某国企上班。那时候父亲还没有完全退休，所以我只能暂时当合同工，不算正式职工。朝九晚五，打卡坐班，周末双休，月薪三千。

三哥大学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去了工地。开始他只盯一个工地，后来在三四个工地来回转，每天累得跟狗一样。干了两年，他再也不想干业务了，开始负责在全国各地的工地上平事。

大学毕业之后，每年的大年初五我们宿舍都聚会。聚会一般由我负责组织，因为我比较有时间；由胖子负责买单，因为他比较有钱。其他同学大部分都在外地，就我跟胖子在家，所以这种事情平时都由我跟胖子做。

某年大年初五，我们宿舍的八个人在一起喝酒，三哥坐在正中间，告诉我们他现在负责在各个工地之间平事。我说，什么叫平事？他说，贾岛的《剑客》会背吗？我说，当然。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背完之后，胖子带头鼓了掌。他说，还得是周大才子，这么冷僻的诗都会背。我无奈地干笑了一声。我说，三哥，你在工地当剑客了？三哥说，我的平事，跟诗里的平事没有半毛钱关系，哈哈哈哈！

大家都笑了，三哥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不过，我有点理解不了三哥的幽默。三哥接着说，施工队大部分都是外地的，干工程的时候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施工队跟当地人的矛盾，也有施工队内部的矛盾，矛盾小的时候可以自己解决，矛盾一旦严重了就会出事，出事之后就需要平事。

胖子说，一般都会出什么事？三哥说，例如施工队遭到当地人阻工，不让工人进场，不让车辆通行，砂石料强买强卖等等，还有施工的时候遇到安全事故，工人之间出现冲突等等。

说到这里，大家都来了兴致，让三哥展开讲讲。三哥说，他上个月刚平了这样一件事。在某个施工队里，由两个人共同负责砌墙，一老一少。这两个人拿的工钱是一样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欺负他的同伴，砌墙的时候那些墙角全都让老头来砌，因为墙角的活不好干。他的同伴是个老头，开始忍气吞声，后来就爆发了。

某天早晨，两个人又一起砌墙，老头跟小伙子商量，想平均分活。小伙子不同意，还骂骂咧咧的。结果，等小伙子爬上墙去干活的时候，老头已经骑在墙头上，一看到小伙子，一榔头下去把小伙子的脑袋砸烂了。小伙子从墙上摔下来之后，老头又补了无数下，把小伙子整个头部全都捶烂。

我们还沉浸在这个血腥的故事里，三哥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三哥说，你们想想，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抢答了，三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与人为善，不可欺负人，还有冲动是魔鬼。三哥说，扯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在工地上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啊哈哈。三哥的幽默我越来越理解不了了。我甚至对人生都产生了一丝的怀疑，为什么这么严肃的事情能说得如此轻巧。

聚会的尾声，大家单独敬酒。三哥端着酒杯坐在我旁边，他握着我的手说，文明，一定要记住，多说好话，多做善事，做人留一线，不可以偏激，与人为善，不可欺人。我说，三哥，你为什么这么说？三哥说，因为人命太不值钱了。我说，有多不值钱？三哥说，一只手只要三千块钱就能买到。说着，他握我手的力量突然大了很多，我的手被他捏得很疼，所以这番话我至今记得。

我不知道是人命太不值钱了，还是我的工资本来就不低，我一个月竟然能挣一只手。如此计算下来，等到我退休，我挣的手够我当千手观音了。

三哥一圈酒还没敬完，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三哥把酒杯里剩的白酒一口气干了，说，对不住了各位，南边的兄弟出事了，我先走一步。

胖子让他的司机把三哥送到了高铁站。我问胖子，三哥去哪了？胖子说，不知道，只知道往北边走了。我说，不是南边的兄弟出事了吗？胖子说，大概是南边的兄弟在北边出的事。

7.

在跟三哥的最后一次聚会上，我喝多了，他后面说的话我一句都没听到，大部分内容都是胖子转述给我的。

三哥平事多年，积攒了一些钱，他觉得平事的人早晚出事，他想金盆洗手，干点别的。他说，不允许九转大肠和爆炒腰花这么美味的东西，南边的人吃不到。他立志要将济南名吃带到南方去。我不但理解不了三哥的幽默，我还理解不了三哥的口味。

三哥想到南方开餐厅，主打济南名吃。大家都劝他一点一点来，他不听，他非要搞连锁店。他说，他已经把江湖上的这套规矩玩明白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挡得住他。这话他倒是说得不假，我们都相信他最懂江湖，也最懂人情世故。

酒喝到最后，三哥张口找我们借钱，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喝了太多酒，趴在桌上睡着了。三哥开口，大家都借了一点给他，多少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胖子借给三哥的最多。胖子想把我叫起来，三哥说，算了，让他睡吧。如果他真的睡着了，我们不该叫他起来；如果他是假睡，我们更不该叫他起来。

之后三年，我们宿舍没再聚会，因为疫情爆发，不是这个在静默，就是那个在静默，人始终凑不齐。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哥失联了。我们尝试一切方法联系他，依然没有找到。

他投资的生意失败了，一方面是因为他缺乏市场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好。他的资金链断了，到处都是催债的，他自己的钱血本无归，他借的钱也无力偿还，还有一些钱有很高的利息。开始的时候他东躲西藏，后来直接人间蒸发。有人说他去了海南，因为那里冬天不冷，睡在马路上也冻不死，渴了可以爬到椰子树上摘个椰子喝，饿了就把椰子砸开，吃里面的椰肉。

后来，我们宿舍的其他人也聚过几次，但每次都不欢而散，因为我们在喝了酒之后总会谈起三哥。

胖子说，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这件事，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我接受不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觉得这不仗义。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有的是真不在乎钱，有的可能不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跟着说两句，这时候大家又会临阵倒戈，将矛头都指向我。他们会说，周文明，三哥当年对你可是不错的，你又没借给三哥钱，你再这么说三哥，可就不仗义了。我无力反驳。

后来，他们再议论三哥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了，但是，他们看我不说话，也会将矛头指向我。他们会说，周文明，你没把钱借给三哥，就想在这里当老好人，你不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可就不仗义了。我还是无力反驳。

再后来，每年初五的聚会我不参加了。有一年初五，妻子见我没出去参加聚会，问我怎么了。我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今年不去了。她笑了一下，可能根本没听懂我的意思，她只知道我不去聚会了。我很想告诉他，我真的有一个兄弟在南边出事了。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敢，我应该拿着短刀为他拦下一辆车，跟司机说，南边的兄弟出事了，帮个忙吧。但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

妻子说，既然你不去聚会了，去厨房做个番茄炒蛋吧，孩子想吃。我说，好。

我在厨房里做番茄炒蛋，窗外面下着大雪，我希望北方的风雪不必席卷到南方去，因为华北平原足够辽阔，吹到遥远的南方并没有好处。这些年来，南边的兄弟总是出事。

最后，我的兄弟也在南边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