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制度
壹、宋朝朝服的多次修订
宋朝建立后，重拾君权皇威，强化集权成为宋初诸帝的首要任务，这种政治指导思想使得统治者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且渗入到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在制度方面，宋朝的制度建立十分完善，记载也很详细。 《宋史》中有“志”162篇，为二十四史中数量最多。涉及天文、五行、律 历、地理、礼乐、仪卫、舆服等诸多方面，每一部分均详细记载，其中《礼志》28篇，《仪卫志》6篇，《舆服志》6篇，为后世研究服饰制度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服饰制度在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加上宋朝皇帝祭祀制度严格，皇帝亲祀祭祀活动保持良好，使得统治者对服饰制度在现实治理中对意识形态的表征和传达作用愈加关注。其表现在：（1）制定规范标准，形成唯一性；（2）重视服制的学术讨论及修订；（3）服制之争与政治党派之争关联。
《宋史舆服志》中记载了宋朝多次修改服制，具体如下： （1）建隆元年（公元960年） （2）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 （3）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 （4）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 （5）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
宋初服制乱象
《宋史·舆服志》：
宋初因五代之旧，天子之服有衮冕，广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十二旒，二纩，并贯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凤御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钿以真珠、 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里。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导，红丝绦组带。亦谓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龙、雉、虎蜼七章。红裙， 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红蔽膝，升龙二并织成，间以云朵，饰以金鈒 花钿窠，装以真珠、琥珀、杂宝玉。红罗襦裙，绣五章，青褾、襈、裾。六采绶一，小绶三，结玉环三。素大带朱里，青罗四神带二，绣四神盘结。 （绶带饰并同衮服。）白罗中单，青罗抹带，红罗勒帛。鹿卢玉具剑，玉镖首，镂白玉双佩，金饰贯真珠。金龙凤革带，红袜赤舄，金鈒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庙，朝太清宫、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则服之。
贰、大裘冕之争
唐初恢复周制的六冕制度，到玄宗时，因“大裘朴略，冕又无旒，既不可通用于寒暑，乃废不用之。”宋初《开宝通礼》制定的大裘制度，并没有具体执行。到神宗时采纳了陆佃的建议。 定大裘冕为“以黑羔皮为裘，黑缯为领袖及里缘，袂广可运肘， 长可蔽膝。”实际上是在衮冕外面加了一件大裘，而且只在冬天大典时使用。
到哲宗时，大裘以黑缯代替黑羔皮 ，与衮冕不同时使用。到南宋时又有几次变动，才逐渐稳定。事实上，大裘制度的频繁改革，反映了当时政治集团内部的党派之争，以冕服制度改革为载体 ，表达各派的立场，借此划分界限，分清敌友。
叁、武官文治
《宋史·舆服志》中记载：“禁军九品以上的将校军官，均着：朝服、公服和时服。武官的朝服、公服与文官相同。”
宋朝刘松的《中兴四将图》中的刘光世、韩世忠、岳飞、张俊都身着文官服。
民族矛盾下的限服现象
限服制度指的是政府颁布限制穿着某类服饰的制度。两宋时期 ，在与辽、金的对峙中，武力一直出于弱势状态，来自北方少数民 族的威胁成了当时社会的心头之患，与汉唐时期的民族自信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待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也是极力抵制。
《宋史·舆服志》中记载：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服装。”这段关于服饰的描述应该就是胡服的常见形制。
而庆历八年（1048年），又“诏禁士庶效契丹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 、兔褐之类。” 铜绿、兔褐是契丹服饰的常见颜色。
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契丹服中的毡笠、钩塾也在所禁范围。并且在宣和元年（1119年），再次下诏禁用。
【毡笠】，又叫毡冠，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制成的帽子，多用来御寒避雨雪。
钩塾是这一种袜裤，从黑龙江金代齐国王墓出土的实物可以看出它的具体形制。女墓主所穿钩塾，由足袜连腿裤上至大腿根部，而男墓主的钩塾，是裤子不连袜，裤腿下口横着缝有一条带子，穿时登于足心，以便穿套外裤或穿靴是裤腿不致被卷起，与当今的踏脚裤极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