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国风·鄘风·君子偕老》
因为《诗经》里一句优美的词，于是那个瘦弱的女孩拥有了一个倾国倾城的名字——邦媛。1924年出生于辽宁铁岭的她，前半生经历了战争频仍、山河破碎、颠沛辗转。这样的经历自然没有让她过上与其名相称的富贵生活，但是，幸运的是，在有风骨的知识分子的坚持下，她在战火纷飞中仍然得以接受到了系统而正规的教育。正是这样的坚持为风雨飘摇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以及日后复兴和重建所需的人才。
《巨流河》是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的自传，记述了她颠沛波折的大半生，从富饶辽阔的东北流亡到关内，随着战火蔓延，又辗转到西南地区，在那里度过了动荡的青少年时代。大学后，又因为机缘巧合，从大陆去到台湾，后定居台湾。本书一面市即引起轰动，不光是因为其细腻入微的笔触，更是因为，齐邦媛的叙事虽然从小家的变故入手，却将个人成长、情感和国家的丧乱编织在一起。用她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发展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轨迹。
巨流河是清代对辽河的称呼。巨流河是齐邦媛青年时代就离开，直到古稀才得以重返的故乡。以此命名，更有个人无法抵挡岁月的洪流以及生命的巨流之意。
但无论如何，尽管历经磨难，她得以接受了系统正规的教育，为她日后的事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她有幸得以师从像朱光潜这样的名师，并在求知欲和求知力都极其旺盛的青少年时代，像海绵一样饥渴获取知识养分。这些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看来，都是极其幸运的。成就了齐邦媛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坚守和力量，值得大书特书。
硝烟炮火中的弦歌不辍
“在迫不得已的时候，读书人也是要牺牲自己的性命的。不是像军人那样战死沙场，而是用性命来坚持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救国主张。与军人血染沙场一样，这也算是文人报国最悲壮的归宿了。”
——电影《腾越殇魂》
“弦歌不辍”一词出自《庄子·秋水》：“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古人讲究音乐的教化作用，故而也以“弦歌”指代礼乐教化。大学中常用“弦歌不辍”来表达保持教化育人的精神。
上世纪三十年底，日军悍然侵华，战火蔓延处，许多青少年流离失所，食不果腹，更不要提接受教育。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际，仁人志士奋起报国，其中，兴办并坚持教育是一种意义重大并且高瞻远瞩的方式。
说起战时的弦歌不辍，云南昆明——西南联大的所在地是一个圣地。事实上，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地方——重庆沙坪坝。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企图以天津日租界为基地，向整个华北伸出侵略的魔爪。而天津的南开中学和大学不断发起爱国游行，号召抗日。校长张伯苓以其敏锐的对战争局势的判断，早做安排，于1936年就开始着手到四川建立分校。当时，重庆的沙坪坝乡绅们自愿捐地，各界也积极捐款，盖成了校舍。事实上，张伯苓校长的远见在当时极具意义。因为，卢沟桥事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
南开中学屹立沙坪坝，在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齐邦媛的中学阶段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可敬可佩的是，虽迫于战火迁至重庆山城，然而，南开中学的学业水准没有丝毫降低。特别是，其爱国的美名更是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老师从北平或天津来到重庆，一住就是八年。
于是，这个昔日宁静的山城，从此响彻的都是朗朗读书声，学生们在这里用纯正的英文上课，研究深奥的微积分，讲论最精深的诗词，了解最新的世界历史。他们的眼界穿透重庆的重重山峦，投射到整个世界。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本身就是一位教育家。年轻时曾经为了改变张作霖领导的奉军穷兵赎武的现状而参加郭松龄起义，失败后流亡到南京。
日军占领东三省之后，齐世英为家乡子弟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初一到高三的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
后来，中山中学也几经辗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来自东北的人才。其中就包括齐邦媛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人——张大飞。
由于父亲被日本人烧死，家人也被追杀，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认识了齐邦媛。七七事变后，张大飞加入空军，接受了很好的培训，并屡立战功，为国杀敌。可惜，就在胜利前夕，张大飞在一场空战中慷慨赴国难，以身殉国。
二十五岁的他英姿飒爽，有着虔诚的信仰和对齐邦媛圣洁的感情。他对国家的付出更是一种宿命式的投入。他是本书中最令人欷歔的一个人物，像极了电影《无问西东》里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不过，事实上，沈光耀自有原型，那就是二十七岁的清华高材生沈崇诲。
南开中学也好，东北中山中学也好，将总角髫龄之年的孩子收下，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离的路上养护他们。救亡图存，正是对这些风雨飘摇局势中坚持着的知识分子和学校使命的最精准概括。
动荡飘零不减文人风骨
他们的爱与风华，只问自由，只问盛放，只问深情，只问初心，只问勇敢，无问西东。
——电影《无问西东》
国难当头，文人以治学报国，以信仰报国。
“巍巍我南开精神。”南开校歌里这一句歌词就是张伯苓校长无畏不屈的爱国精神的最好体现。晚年时，张伯苓曾这样回忆自己的初衷：
“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齐邦媛一生，结识了许多学识渊博、令人敬佩的知识分子，在《巨流河》一书中也提到了很多。
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是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其实完全可以选择出国保身，然而，更多人选择了在战时不畏艰难，勇敢地与国家共存亡，义无反顾将毕生所学倾囊授予代表祖国未来的孩子们，在战火硝烟中仍然在为着祖国的精神大厦默默奉献着。他们的精神怎能不教人感佩？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有很多，读《巨流河》这一段，一忽儿似在沙坪坝，一忽儿又好像在1940年的李庄。
“南开的老师，以任何时代的标准看来，都是注重性灵启发的有识之士。”南开选师的标准及严格，既要求专业过硬，达到很高标准，有要求品德俱佳，教课认真。在这些老师当中，齐邦媛特别着墨描写了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
她是这样写的：“他的声音中带着相当干涩的天津腔。但当他开始讲课，立刻引人全神贯注。他的语言不是溪水，是江河，内容滔滔深广，又处处随所授文章诗词而激流奔放。”
上大学之后，因为在南开中学受到了很好的英文基础培养，齐邦媛的英文成绩很好。于是，本来学习哲学的她，被另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朱光潜注意到，亲自找到她，问她是否愿意到外文系做他的学生。
彼时，朱光潜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却因为看到了一个大学一年级小女生的考卷，就亲自去找她。这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然而，在那个年代，在心性坦荡的大师们那里，选材惜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无问西东》中梅贻琦与学生吴岭澜的对话，何其相似：
梅校长问吴岭澜：“你读书为何? ”
吴迷茫地答道：“只知读书是对的。”
梅校长又问：“你英文国文都是满分，物理却在不列，为何选实科，而不选文科？”
吴答：“只觉得实科更有用些。”
可见即便学霸如吴岭澜，对于前程也有迷茫懵懂的时候。
梅贻琦问：“什么是真实？”一个设问后，梅校长蔼然给出了答案：“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那便是真实。”
对话至此，吴岭澜确信自己找到了方向。
正是这次转系，让齐邦媛真正领悟了诗词的深刻奥义，一生受用不尽。
一生坚持攀登学问的天梯
“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天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巨流河》
大学毕业后，抗日战争结束，但是，内战纷起。有朋友推荐了一个到台湾大学外文系当助教的机会，齐邦媛接受了。从此，她的人生踏上了另外一班列车，自己在求学的道路上奔跑跋涉，也为台湾重建贡献了一份不可轻估的力量。
在台湾大学做助教几年后，齐邦媛随夫去到了台中，到台中一中担任英文老师。她非常喜欢教师这份工作，也竭尽全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后继人才，找到了“心灵的后裔”。在书中，她这样评价教师的工作：“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不惑之年，齐邦媛深抱为妻为母为儿之愧，到美国留学。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不放任自己的愧疚，她拼命苦读，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之后回到中兴大学任外文系主任一职。
1967年，齐邦媛辞去中兴大学教职，举家迁到台北，开始了她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台北，受故友邀请，她去了“国立编译馆”，初衷是将台湾文学介绍给西方世界。
然而，在国立编译馆，她主导了一场重要的国文教科书改革，就是将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许多篇目进行改革，去掉之前过分强调政治意义的文章，取代以具有真正文学性和美学特性的文章。
这个过程自然遭到了守旧派的阻力，但是，她最终还是成功地推行了下去，为台湾文学的发展贡献了较大的力量。
十年后，齐邦媛再次回到台大文学院重执教鞭，直到退休。
从辽宁的巨流河到台湾的哑口海，相隔万里。直到八十多岁高龄，齐邦媛终于拿起笔，记录了自己漂泊多愁的人生，告慰了那半个多世纪的乡愁。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洪流中，穿破战火硝烟的上空，走过昏暗死荫的幽谷，始终有一盏知识的明灯在指引着她，走向必然的光明。【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