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的日子里，我最讨厌下雨。
每逢下大雨，家中只有不满三周岁的小侄儿高兴。这小家伙手舞足蹈，仿佛是在过大年：他把两只小手举得老高，接住从屋顶漏下的雨水，浇在头上，抹在脸上，两只小脚还不停地踏着积水，把脏水溅得到处都是。
嫂子心痛侄儿的衣服，想拉他走开，却无济于事：屋内哪有干地方？小侄儿玩得正欢也死活不干。嫂子无法，只好吓唬他：“小心爷爷打你的屁股！”
这时，父亲总爱蹲在门角里，闷闷地抽着烟。明灭不定的烟头，时而照亮阴暗的墙角。父亲的脸色很难看，眼睛盯着漏雨砸的坑发愣。
母亲正在忙碌，找一些能遮雨水的东西盖住谷屯，一把破雨伞撑开放在那座老式座钟上，又把洗脸盆放在我的床——里屋那两块木板上。于是家里像是有了乐队，“噼噼叭叭”响成一片。
二姐把她的衣箱塞进床底下便来到堂屋，左躲右闪地走了两圈，揩掉衣服上的泥点，极为不满：“这老屋该拆了！”
“拆了容易，你来盖新的呀？”父亲瞪了二姐一眼，狠狠地抽了两口烟。
二姐不敢再说了，扫视了一下坐在门槛上的我，哼了一声回到她的房间里去了。
我有点坐不住了。嫂子也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两眼，我觉得那目光明显的有些气愤了。我的泪水在眼里打转。
我知道是我的错。
夜深了，不得不睡觉了。望着“床”中央的那个已盛半盆水的脸盆，叹了口气，心里说：“只有将就一夜了，明天是个晴天吧？”飞快地把水倒掉，又慌忙地放回床上。脱下衣服，躺在“床”边一动不敢动，屏息宁神地聆听漏雨的嘀嗒声。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只好轻轻地端起盆，然后小心翼翼地躺下，把盆放在肚皮上。随着呼吸的频率，脸盆上下左右摇晃，里面的水“哗啦哗啦”动荡不安，常惊得我一身冷汗，不得不紧紧抓着盆沿，松不得手。可想而知，那滋味比在断头台上好不了多少。何况我的心正汹涌澎湃，怎么也宁静不了呢。
老屋确实很老了，大约有十几年了吧。记得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筹备盖屋了。那年秋天，父亲割掉稻田的谷茬，用石磙子碾平碾实，再用特制的工具将泥块切成土坯；又和母亲在山上拉了几车石头，买了些红瓦，砍了几根木头作檩子，老屋就这样动工了。几位叔叔都来帮忙，我姐弟四个也凑凑手——尽管他们都说我帮倒忙。但人多力量大，屋还是盖起来了，而且并不比邻居差。父亲很高兴，我姐弟几个就更不用说了。
那几年，家里经济条件还不错，后来就不行了。父母供我们上学整日操劳，还是不行。哥和两个姐姐相继辍学，唯有我一人幸免。原因在于，用我二姐的话说，我是父母的宝贝蛋子，是父母的希望。对于这种说法，我很是不满，可父母并不反对这个说法。
我上了高中，家境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了。每年几千元的学费、生活费使得父母有苦说不出，再加上哥娶嫂子的彩礼钱，父母就只有垂头丧气的份了。
贫穷的村民还死要面子，父母一直供我上完高中进入大学。我考上大学，对父母来说，无疑是吃了糖衣药丸，开始还是甜的，后来便苦得咽不下去了。一年近万元的开支，增多了母亲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把一生好强的父亲磨练成低声下气、求爷爷告奶奶的“乞丐”了！长年失修、破烂不堪的老屋在邻居们的新楼底下扎眼得很，但父母却无暇顾及了。只有当别人或善意或无奈地安慰“你的儿子毕竟考上了大学”的时候，父母才会咧咧嘴干笑几声。
哥结婚也有几年了，吃够了“连坐”的苦头，老实的哥靠下苦力挣来的钱也不得不抠出来支援我。村里几位婶子曾鼓励哥嫂“分家另过”，嫂子有些动心了，但哥坚决不同意：“我老弟上大学，我不帮他谁帮？”每当有人讲给我听，我总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心里有一句话默念了许多次：“打虎还是亲兄弟！”
直到现在，一家老小共处一室，我总是在愧疚和不安中度过，可也无可奈何，唯一的期望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我毕业有能力盖新房为止，天总是晴的！
第二天醒来，我非常惊奇。一个是我居然在脸盆的动荡下睡了一夜，再就是肚皮上的脸盆不见了，从屋顶的洞里居然漏进一缕阳光来！
天真的晴了！
穿好衣服，刚想迈出屋门，听见院内一阵大笑。二姐和嫂子笑得最为厉害。
正当我迷惑不解时，就听见小侄儿那稚气的声音：“奶奶，叔叔抱的就是这个盆吗？”
“是的，他整整抱了一夜，我端下来的时候，他还不肯撒手呢！”
我笑了，涩涩的泪挂在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