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陈列传（三）
陈宠的儿子叫做陈忠，字伯始，他在永初年间被征辟到司徒府中任职，三次升任为廷尉正，以有才能著称。司徒刘恺举荐陈忠通晓法律，应当担任皇宫机密事务，于是他被提拔为尚书，负责协助三公处理案件。
陈忠自认为世代掌管刑法，用心务必在于宽和。当初，陈宠在担任廷尉时，上书要废除汉朝法律中超出《甫刑》的条文，还没有施行，在陈宠被免职后就被搁置。随后的法律严苛繁琐，百姓不堪忍受。陈忠大体按照陈宠的意思，奏报呈上二十三条，补充为《决事比》，以补救现有法律中严苛繁琐的敝端。另外还建议废除蚕室宫刑；解除贪污官吏禁锢三世；精神病杀人，可以减免重罪论处；母子兄弟相互代替服刑的，可以允许，赦免被代替者的罪责。这些事情全部施行。
邓太后去世后，汉安帝开始亲理政事。陈忠认为临政初期，应当征用选聘贤才，以辅助朝廷宣扬推行教化，他多次上书推荐了当时的隐士和正直人士像冯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于是朝廷用公车礼聘冯良、周燮等人。后来国家接连发生灾异，汉安帝诏令举荐有道之人，公卿百官各自呈上密封奏报谈论国事。陈忠认为诏书中既然打开谏诤之门，考虑说事的肯定会言辞激烈，有时会让汉安帝下不来台，就上书做汉安帝的思想工作。其中说道：
“臣听说过仁德之君胸怀宽广，能容纳高山大川，能接受恳切直率的谋略；忠臣应当竭尽忠诚之节，不畏惧忠言逆耳受到灾祸。所以高祖皇帝没有追究周昌说自己为夏桀、商纣的话语，孝文皇帝欣赏袁盎用人猪之事来讥讽皇后，孝武皇帝采纳东方朔把宣室作为正堂的建议，孝元皇帝容纳薛广德以自杀胁迫自己。当年，晋平公询问叔向：‘国家的忧患什么为最大呢？’叔向回答说：‘大臣看重自己的俸禄不敢极力直谏，小臣畏惧判罪不敢直言，由此下情不能上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晋平公说：‘好。’于是下令说道：‘寡人想让大家都进善言，有阻止群臣进言的，其罪当死。’现在陛下下明诏弘扬商高宗的美德，推崇宋景公的至诚，引咎自责，反身自省，向群臣进行咨询。有说事的如果看到杜根、成翊世等人因亲近蒙受陛下录用，身居要职，肯定会随风响应，争相进恳切耿直之言，如果能再嘉奖其奇异谋略，并且及时采纳使用。如果见解偏颇，妄自有讥刺的意思，这也是忠言逆耳，与事实有出入，也要暂且宽容对待，以显示圣朝进言无忌讳的美德。如果有真知灼见之士，对策中中有高明见解，陛下应当召入宫中，亲自问询，特别升职一等，以广开直言之路。”
书信奏报后，汉安帝下达诏书，封有道的成绩优异者、沛国人施延担任侍中，施延后来官至太尉。
中常侍江京、李闰等人都被封为列侯，他们一起秉持大权。汉安帝还偏听偏信保姆王圣之言，封她为野王君。陈忠心中怀有愤恨之情，但没有敢再陈述劝谏，于是写成《缙绅先生论》来讽刺，文字内容太多，所以没有记载在这里。
汉安帝自从继位之前，先后有汉和帝刘肇、殇帝刘隆去世，百姓流亡失所，盗贼四起，郡县间则相互隐瞒掩饰，没有人肯揭发这些情况。陈忠独自认为这些事情堪忧，就上书说：
“臣听说过轻罪是重罪的开端，小错是大祸的源起，所以大堤崩溃于蚁穴一样的小孔，气泄于针芒那样的小眼。这是说明察者要重在防微杜渐，智者要明察秋毫。《尚书》中说：‘小错不能姑息。’《诗经》中说：‘不要纵容诡诈之人，谨防无良之人。’大概这是想从根本上杜绝祸患，并且一定要深谋远虑。臣私下里看到永初元年以来，盗贼接连发生，攻打岗亭劫掠，杀伤很多百姓。对小偷小摸如果不能禁止，就会形成强盗；强盗不能剪除，就会形成盗贼；盗贼成群结队，就会形成大的祸乱。所以要按照法律及时追捕，对于为他们提供通行与饮食的，要判处大辟杀头的重罪。最近以来，朝廷不以此为忧。州郡督导工作进展缓慢，县令县长防御不力，都想收获虚名，大家都忌讳地方上出现盗贼。虽然有时发觉，也不想全部清剿。有些官员逞威渎职，滥发淫威，无辜百姓深受其害。有些官员借追捕盗贼的名义，变相增加赋敛。即使有官吏追捕，也是做做样子，致命受盗贼伤害的人家，不敢申诉控告，左邻右舍相互隐瞒，有的甚至拿出钱财，以便让盗贼赶紧离开。等到盗贼犯大案要案不能掩饰时，才不得不上报朝廷。这都使盗贼渐成气候，从而猖獗不法，有些官吏因此受到诛杀，大概原因都是在此。前年渤海郡贼寇张伯路的事情，可以作为警戒。覆车的轨迹，其实并不遥远。大概这都是从枝节上寻找原因，没有从本源上纠正做起。应当增加修改旧的法律条文，以防备出现类似事件。从今以后，贼寇猖獗时，如果一旦被邻近郡县发现，一经查实，案发地的官吏一律正法，郡尉贬职位一等，县令县长罚三个月的俸禄赎罪；第二次被发现时，郡尉就地免职，县令县长贬职位一等；三次及以上被发现者，县令县长就地免职。可就此撰写设立科条，用诏令文颁布，敕令刺史严加落实纠察惩罚。希望通过猛宽相济，震惊恐吓奸臣。今年已经进行夏季大暑，但气候并不协调，依然寒气袭人，地下涌水成为变异。天降灾异，肯定有其中缘故。陛下对举荐的有道之士，可以向他们策问国家施政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国家施政出现了大的差错，才会导致冷暖异常。如果他们有好的建言献策，要及时采纳，以回应上天的警戒。”
当初，116年邓太后下诏书，让大臣得以服三年丧期，服完丧期后返回任职。陈忠因此上书说：“按照孝宣皇帝的法令，在边疆从军屯垦或在官府服徭役的，在祖父母去世后，未满三个月的，一律免除徭役，令其回家奔丧送终。奏请按照此规定执行。”
邓太后采纳其建议。到了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人奏报，他们认为：“孝文皇帝约定深薄葬之礼，光武皇帝废除官员告假奔丧的规定，这把些制度遗留于后世，确实不能更改，应当恢复建武时期的惯例。”陈忠上书说：
“臣听说根据《孝经》，人们崇尚孝道开始于爱亲，终止于哀痛。上自天子，下到普通百姓，尊卑贵贱，其大义都是一样的。父母和子女同气异息，一体分出，三年后才不在怀抱之中。先圣根据人情而制定丧服礼节，服丧要满二十五个月，所以《春秋》中记载，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招呼其出门，闵子骞身穿缞绖丧服，出来为国君做事，回到家中继续服丧，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所以才说‘国君用人，不合乎礼仪，臣子为国君赴难，合乎礼仪’。周室衰落后，礼制遭到破坏，《诗经》的《蓼莪 （lù、é，音路、鹅）》诗中暗自哀伤唱道：‘盛酒的小瓶空了，这是盛酒大瓮的耻辱。’是说大臣不能尽人子之孝，也是国君的耻辱。高祖皇帝受命于天，萧何创立制度，大臣都有服丧的假期，符合表达哀伤的感情。建武初年，国家刚刚经历战乱，所有国家大政大多简易行事，所以大臣既不能有服丧的假期，群臣也从私心出发，很少有服满三年丧期的，从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礼仪制度实际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而减弱。大汉建立之后，虽然继承了衰敝局面，先王的制度稍后慢慢施行。所以，藉田耕种开始于孝文皇帝，举荐孝廉始自于孝武皇帝，郊祭礼仪定型于孝元皇帝和孝成皇帝，明堂、辟雍、灵台三雍建立于孝明皇帝，大臣为父母服丧形成于陛下这里。陛下的圣功美业，会流传百世。孟子说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臣希望陛下登高北望，用思念母亲甘陵的孝心，猜度臣子的心愿，那样就会海内各得其所。”
宫中宦官从中捣乱，陈忠的奏报被扣压，最终汉安帝还是采纳了祝讽、孟布的谏言，编入到法令中。
黄其军
作于2023年1月11日（古历壬寅年十二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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