戌时三刻，附近寺院的鼓声已经敲起来了。昆明的温度，此时大概有十四五度的样子，还算舒适。前期中心筹备阶段，一切都在准备中。经销商选址经过一周的奔走考察，最终定在了江宁湾的一处底商。前期工作没有太多的事情，左不过是要陪着人们四处走走看看。向来爱四处乱走的我，最近一周都没有什么心情。
离居住地不远处，大概是有一座很小的庙宇。每天凌晨三点和晚上九点，准时钟鼓齐鸣。于是，我也总是在凌晨三点的时候醒来，听敲钟的声音。如果说工作是我的主业，倒不如说是为了写作，然后选择了漂泊的工作。扔下卢先森一个人在北京，一来要承担每个月不到两千块钱的房租，二来要面对一个人生活的清寂。走之前，我开玩笑说，要是有更顾家的好姑娘，不妨找一个。他淡淡地说，不用管我。
昨天晚上，虽然不是万念放下，但也终于能够略略轻松地看一会儿书了。无意间通过《三联生活周刊》的整理，大致读了民国作家萧红漂泊的一生。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呼兰小城，1942年病逝于香港，病逝时年仅31岁。《三联》在谈到萧红故居的时候，印有这样一句话“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多么渺茫，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风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萧红在诗中喟叹着她漂泊的大半生，她对温暖和爱永恒的憧憬与追求，至少在以文字翱翔的精神世界中实现了。
萧红的一生是任性的，从她二十岁为了抗婚离家出走，自此漂泊十一年。只在中途借与汪恩甲的假和，回到过呼兰县外，便再也没有归去过。好像离家，是我多年的愿望般。好像漂泊，是我多年的归宿般。好像文字，是我的生命般。如此这般的萧红，与我如今的状态，有着极为相似的心境。
出发前，卢先森为我收拾东西，事无巨细地将一应物件通通打包好。我看着他，还是像多年前我们认识的时候一样，在打包行李上格外拿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些年，从初识到相恋，再从分手到复合，然后草草地办了一个婚礼，又想起这些年家中变故，在北京几年漂泊。忍不住暗暗感叹，时光如梭这样的词，虽然用的俗，倒也是不假。如今31岁的我，到了萧红的年纪，还是觉得庆幸的。论其遭遇，好在不至于此时此刻躺在医院里，一副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戚。
决定出发前，对于以后的生活，我是有所预料的。好像星盘上显示的，三十岁后，上升星座终于双重射手归一，大意是注定漂泊，四处奔走。尽管前些年，作为一名妻子，家庭责任使得我曾经十分自责自己无法顾家的状态。而如今，好像认命了一样，还是遵从了本心。一个人拉着行李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生活了七年的北京。
前两天翻书，看到萧军在对萧红的追悼词上说，“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这句话用在我和卢先森身上，真是觉得恰如其分。卢先生在最初我们刚刚成立家庭的时候，是有这样要求过我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以贤妻良母做追求的。但现在想想，不管是人各有志也好，还是命运所驱也罢，最终我还是选择离开。就像我妈说我小时候，刚刚会走，晚上十点多了， 拦也拦不住地跑出家门。远离故乡这件事，恐怕是命里带的吧。
所以，我自认为我是缺乏这一“妻性”的。从不愿意向体制内妥协，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即便过去，我默守陈规那么多年，但骨子里仍然流动着一股叛逆。那就是，根深蒂固地向传统生活发出疑问和挑战。所以，我天生不太适合与人做妻子。
离家之前，相约闺蜜在高市的一家麻辣烫老店吃火锅。下午天刚擦黑，打了一辆摩的，早早地就去了。店面还是一如既往，没有扩大，但做了简装，比原来干净了很多。这对四川夫妻，穿着上也讲究多了。男人好像每天都穿着一身银灰色的西装，女人也精致地打扮了起来。从面部表情上看，两个人好像没有了往日奋斗中的焦虑和紧张。想来，这么多年，钞票应是挣了不少，大概生活上也宽裕了吧。店面仍然灯光昏暗，有点拥挤、吵闹。基本上想要静静地聊天，需要扯着嗓子喊，对面的人才能听得清楚。于是，一顿饭下来，饭没怎么吃，嗓子反倒扯坏了。
分别，既是隆重的，又是平常的。我一边给闺蜜夹菜，一边说，这次回来，可能要好久才能回家。闺蜜边吃边问我日后的安排，听了我大概的复述，一边表示钦佩有加，一边小心地说，老杜，我跟你说句话，你不要生气。卢，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你确定你要撇下他吗？或者说，值得吗？
这个问题，不仅是闺蜜的疑问，也是我很多年的疑惑。可是，好像你吃火锅一样。一顿火锅是你的快乐，但是你会只吃白菜吗？想必不会的，如果人生只简单到只需要一个良好的伴侣就足够的话，我势必也不会选择走出去。只是人类的幸福，一定首先基于个人价值的体现，而后才能安定家庭。首先，我们是一个人，有着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独立需求。只有先实现了个人价值，才能实现团体价值。好像，我是一个人，而后才是一个女人，再然后才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个体幸福感的消失，带来的是无疑团体幸福的危机。
就好像，一顿火锅，若想吃得痛快，只有白菜，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