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哲
夏日周末，整理旧物，在尘封已久的书箱里，检出著名作家曹聚仁签名送赠给梁启超的一本旧书——《国故学大纲》，不禁感慨万千，缅怀不已。
《国故学大纲》（上卷），是曹聚仁关于国故学的一本专著。1925年，由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1926年8月再版；1929年，上海新华书局再次重印。初版封面是绛红，再版的封面是紫黑色。初版封面，题签内容为：“高级中学、大学教本，国故学大纲，浙东曹聚仁著”，再版的题签内容，则只有：“国故学大纲，曹聚仁著”。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内页，曾用毛笔工整题签：“任公先生教正，聚仁（盖章）”，对梁启超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据查，梁启超号任公，此“任公先生”，当即梁启超。
晚年曹聚仁，曾在《谈梁思成先生》一文中，谈及梁启超：“抗日战争前那几年，有一天，徐懋庸说我和梁任公（梁启超）太相近了。我说：‘不！梁氏是从政治牛角尖中翻出来的人，我呢，从来没进过政治牛角尖去的人！”
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一书中，对梁启超更是推崇备至。他这样写到：
“近五十年间，中国每一知识分子，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此语绝无例外。……我读了当代文士的自叙传，都说到幼年时期，如何受《饮冰室文钞》的感动。”
“我们还在襁褓时期，梁氏已经成为舆论的权威了。我在上海和他见面，五十老翁，白发满头，完全是一个学者了。……接上来，便是《新民丛报》时代，梁启超成为言论界的彗星，创造所谓‘新文体’（即报章文学Reportage）。……这种新文体，影响非常之大，真是风靡一时……，先父的思想文笔，也曾受梁氏的影响。”
曹聚仁在《国故学大纲》《卷首语》中，阐明了他对整理国故的方法与态度：
一、社会是进化的，是向上发展的；人民是应该循进化之轨道而前进的。我们研究国故学，必须抛弃从前主观的功利的态度，臆断的笼统的方法，而趋向于客观的批评的新态度，科学的新方法。最低限度，我们莫在进化的轨道上开倒车！
二、‘世道人心’的‘不古’，是必然的。我们莫叹息于社会现状的不安，就把一切过错都推到‘新’的身上去。也莫受了先哲的哄骗，误认古代真有黄金时代，来做复古的把戏！
三、‘国故’是文化上的僵石，是已经枯败了的骷髅，虽然可以拿来做研究的对象，可是它决不会变成‘万应灵膏’，千万莫用它来普渡众生！我希望读者在翻阅这本书时，对于上列几句话先考虑一下！”
1922年，曹聚仁曾记录整理了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稿《国学概论》，由上海泰东书局结集出版。1926年，梁溪图书馆出版了曹聚仁编著的《平民文学概论》（1935年，上海新文化书社，易名为《中国平民文学概论》）。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编撰的《中国史学ABC》。曹聚仁先后编校刊印了不少国学书籍，如《卷耳讨论集》、《古史讨论集》、《李笠翁曲话》、《老子集注》、《史通》、《元人曲论》、《西厢记》（胡考绘画，曹聚仁配文）、《国故零简》等。
《国故学大纲》（上卷）出版后，时局混乱，抗战爆发，曹聚仁投笔从戎，做了战地记者，直至抗战结束。他无法也无心于国故学的深入研究。1950年，曹聚仁只身赴港，客居香港22年。晚年的他，呕心沥血，研究国故学与史学。1967年，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终于出版了他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甲编)》。在曹聚仁逝世后的第二年，他生前关于国学的文章，结集出版了《国学十二讲》，1986年，易名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权且可以作为《国故学大纲》（上卷）的续集，真是幸甚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