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我从北平来到杭州，进入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美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祁先生。
那是在第一节国画课上，上课铃刚响过，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走进了教室，讲台下忽然传来了低低的嘘声。那人三十岁上下，穿着一身半旧洗褪色的灰蓝色褂子，面孔苍白，头发不长，却乱糟糟的，一副沉重的圆眼镜架在鼻梁的半中腰，然而胡子却被刮得干干净净，有几分落魄且怯懦的意味。
我是插班生，不明就里，忙问旁边的同学这嘘声的缘由。这才知道，这个祁先生家世复杂，有一个在满洲国为日本人做事的父亲，又有一个日本母亲，未娶太太。早些年他曾在日本东京帝国美术学校读书，回国后却不知为何离开了沈阳，碾转到了北平卖画为生。那个年代，怎么会有普通人有闲情买画，他的日子穷困潦倒，无以为继，幸而最终遇到了懂画的人，资助他在北平办了一场画展，从此一鸣惊人。
民国十七年，国立艺专在杭州成立，他在一位国画大师的推荐下，南下杭州，被聘任为艺专的国画课教授。这位先生兢兢业业，从来未出过任何过错，只是在为人和讲课方面有些不合时宜的迂腐。当时的学校招纳了一大批留过洋的教授，思想风气开放，教授之间，甚至学生之间，对国内国际形势也都是各执己见，常常有一言不合争吵起来的。只有他一言不发，每天邋里邋遢，上课下课，批改作业，每逢有人问起，总是诚惶诚恐地一笑，唯唯诺诺地攥着衣角，仿佛总是怕自己被牵连其间。时间长了，便有思想激进的教授开始瞧不起他，偏颇地将对日本人的厌恶发泄在这个可怜人身上，冷嘲热讽在所难免。渐渐的，学生们竟然也开始瞧不起这位先生——几年之间，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小丑，只有他自己仍不自知。
不过平心而论，他的确是一名丹青好手。听说他曾经为了完成一幅巨幅山水，把自己足足在宿舍里关了一个月，常常废寝忘食，隔壁的老教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每日为他送去三餐。据说后来那幅画被藏家高价买了去，后来几经辗转被英国皇室收藏。
令人失望的是，他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教育者：低沉乏力的语调，嗓音微微颤抖，有时还会尴尬地破音，缺乏自信得紧。他总是一只手拿着课本，另一只手紧紧攥住桌脚，仿佛在极力避免摔倒一样，看起来像是一个可笑的小脚老太太。
这一年夏天，在举校庆祝建校十年校庆之际，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公历七月八日，《大公报》头版赫然刊登着一行触目惊心的标题：卢沟桥中日冲突，日军炮轰宛平县城。不出一日，中日开战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一时间，学校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紧张的氛围。一部分学生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返乡，而另一部分学生则随时准备奔赴战场，为国效命。我收到了家里拍来的电报：“一切无恙。”从此完全失去了家里的消息。于是我每日晨起第一时间买来报纸，头版的战况紧紧牵动着我的心。
这时，一部分教授开始停课，每日的授课内容由绘画变成了抗日救亡，有几个较为西式的教授，带着学生上街作抗日宣传画：硕大的鬼子头上，用鲜红的颜料画着一个大大的叉，生动又解恨。而这边的祁先生却依旧上课下课、批改作业，对战争的消息似乎充耳不闻。起初几天，有个别学生拒绝来上他的课，后来的情况竟然发展到令人尴尬的地步：有激进的学生开始在私底下称他为“日本腿子”。那段日子，总能见到在课堂上一脸尴尬的祁先生，有时像是被学生责骂了，红着脸，攥着衣角，站在讲台上手足无措。
八月，日军上海派遣军开始进攻上海，且日益增兵，学校里开始掀起新一阵的恐慌，这一次的恐慌不同于以往，这种不安的情绪是如此真实，并且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学校。开始有个别教授陆续离校，常常是今日上完课第二日便远走香港。然而祁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地上课，他的姿态着实惹恼了不少学生，甚至有学生往他的宿舍门前泼油漆，触目惊心的红色，就像是一地鲜血。他也只是尴尬地笑笑了之。
直到一日，国画课上终于不见了祁先生的踪影，学生们心照不宣：这位国画先生虽教授中华艺术，但骨子里到底流着一半日本人的血。战火连天，这位平日怯懦无比，且对战争毫无怜悯之心的“日本”先生，自然是回他的满洲国去了。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战争的氛围越来越浓。上海方面节节败退，战争使更多人流离失所，报纸上整版整版都是寻人启事。直到当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日军登陆金山卫，杭州危急，整个学校不得不开始撤退了。于是剩下的一百多名师生，在林风眠校长的带领下，首先到达了诸暨吴墅，未及十日，日军逼近杭州，学校决定继续西迁，又到达龙虎山天师府。在天师府里，我们恢复了上课，也算度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我也抽了空给家里写了信，能不能寄到就全凭运气了。
此时距离祁先生离开已经有将近三个月了，就在我们将要淡忘掉他的时候，一件事情彻底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有一天，那个当年在他作画时为他送饭的教授，在讲课时忽然停了下来，沉默了几秒，然后问我们：“你们知道祁先生去了哪里吗？”
讲台下立刻有人露出了嫌恶的表情。
老教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自从上海陷入战事，祁先生每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便是阅读报纸，目之所及满是死亡与流离失所，眼泪满襟。无奈他天性不善言辞，又因幼时受过惊吓不喜与人打交道，常常被人误会指责却无力还口。他常常感叹，国家之难，匹夫不能免于其外，于宏大的民族危难之中，常常能窥见人的怜悯之心。他当年从东京归国，便因理念不同，与父母一言不合独自出走北平，宁可卖画为生都不愿再回到欺世盗名的所谓“满洲国”。如今战事终起，他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决定弃笔从戎。”
讲台下立刻安静了下来。几秒之后，学生们纷纷窃窃私语。
“当他告知我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也被他吓了一跳。”老教授说：“不过平时木讷的他，此时却忽然开窍了。他委托故友安排，几番周折，终于成功混进了第八集团军。”
“第八集团军？那不是在战场上的部队？”我惊讶道。
“是啊。”老教授说：“一个拿了二十几年画笔的人，现在竟然端起了枪，你们说可不可笑。”但老教授的脸上分明没有笑容，反而是深切的沉痛。同样的表情也出现在了学生们的脸上，上海沦陷了，日寇的轰炸机炸碎了每一个学生的企盼。
那一天，我们所有人都沉默了。仿佛一个巨大的石头压在心上，浓重的愧疚笼罩在我们的头顶。
我们深刻地明白，这个国家所罹受的灾难，本就是我们共同承受的痛苦，根本就没有希望，却偏要创造出希望来，那么就缺少不了这些人：他们从来不曾抱怨和仇恨，从不辩解、从不愤怒，然而他们的心中自有一片天地。面对危难，有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他们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却不能担承担起与这荣誉同等的责任；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时候默默地扛起枪，然后撑起了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让这个国家庞大的身躯不会倒下，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魂。
杭州艺专全体师生几经辗转，最终于1938年初到达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个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祁先生，他或许已经阵亡了，但我仍温柔地企盼他还活着，并且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如他所愿的那样，安安静静地作一辈子山水，将这个国家的所有宏伟江山都画于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