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是天下第一大等事，小时候听得最多的，便是“雷公不打吃饭人”，无论多急，吃饭都最重要。

但并不是谁都能吃到“饭”。

小时候父母离异，被扔在外公家。父亲数十年无音讯，母亲偶尔有音讯，却也万事不管。外公七十多岁，带着我，穷得叮咣响。

小学五年期开学的时候，我没有学费。外公是个爱读书的人，虽然正式读书的时间不长，但没事都会捧着书，当然他所有的书也只有三、四本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三国演义》，他每个清晨或黄昏，一天无事的时候，就摇头晃脑地读得笑眯眯的。后来有一段时间，村子里外出打工的人借了很多武侠书回来，外公就让我先看，然后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他太忙了。

所以他不会让我辍学，尽管辍学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为了凑学费，外公带着我去他其他几个儿女家，要求他们每个人出三百斤稻谷，先供我把书读了。然后又写了欠条，让我签了字，要我以后还。

虽然姑姑们都不太乐意，但外公的态度很坚决，迫于孝顺二字，他们仍是给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外公挑的担子那么重。我跟在他身后，从十几里外的大姑家走路回家，望着茫茫的青山，一时不知如何表达。

我其实想说，“不读书没关系的。”或是，“我并不是那么爱读书。”

但是外公肯定会说，“女孩也还是要多读点书，读书才会明理。”

这是粮食于我极为沉甸甸的一件事。我生长在农村，每天面对的就是田与地，山与河。觉得人从土里刨菜、从田里刨食多么容易。后来渐渐的发现，其实刨食不容易，怎么准备种粮、什么时候播种，又什么时候插秧……种种事情，都不容易。在我更注意田地事情的时候，发现那时田里的粮食每一年产量都会提高，外公每次收割打称，都会算算比上年亩产多了多少，先是600斤一亩，后面700斤一亩，再然后800多斤一亩……我离开家里读高中的时候，已经1200多斤一亩了。我似乎与粮食的产量在一同成长。

而小学的每一年农忙，我们作为学生，除了帮助家里做些农事外，还要“勤工俭学”。

顾名思义，勤工俭学便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去抵偿自己学习的花用。但学校的“勤工俭学”只是一个名字，实际上是让学生交些东西给学校，以培养学生“爱劳动”的好习惯。而农忙的时候便是交稻谷。

为什么要交稻谷呢？

因为当年的农田还没有机械化，所有的工作都要人去做，就难免会有些谷穗没有打干净，或谷穗掉下。老师从小教我们要“节约粮食”，那么下田捡谷穗，把浪费的粮食捡回来，便是教育的一环。

不过，如果你不捡，也没关系。只要交满数就可以了。或者，不交稻谷，折合成钱也行。

我小时候是个疯丫头，每天都往山里、田里跑。我们村里十多个小伙伴，便拉着长队去捡稻谷。我们一般会找刚刚收割的田地，因为收割很久的，谷穗必然被小鸟给吃完了。更重要的是，捡上来的谷穗还是沉甸甸、湿漉漉的，放在身上极有份量。但是谷穗并不好捡，一下午下来，小篮子根本就装不满，最后仍旧要从家里刨些粮食送去学校。

外公也不指望我能捡满。夏夜里蚊子太多，我们会找些干草，再堆些草木灰去熏蚊子。外公就让我把晒干的谷穗拿出来，扔到火里，受热后谷穗膨胀，就会变成米花。虽然扔进去的谷穗上十颗米，能及时在变成米花时，拿出五颗就不错，但我们仍是玩得不亦乐乎。

这些都是童年时与“饭”相关的一些事，有感动、有开心。然而，还有一件颇令我感伤的事情。

我极小极小的时候，有过一小段白米饭不够的时光。家里便在秋天的时候，将红薯切成丝，再晒干放起来，作为备用粮。所以每到冬天，我们家大概都有一二个月，是没有完全的白米饭吃的，里面是夹杂着红薯的饭。一般红薯要多过饭。

我对这段记忆不深，因为红薯也挺好吃。特别是现在，在饭里放点红薯，感觉饭也会变甜。但后来听舅舅和三姨讲起，又觉得是一段十分辛苦的岁月。所以，他们一直不喜欢吃红薯，因为那时吃的太多太多了。

舅舅有次跟我说：“吃了胀肚子，但胀得快，饿得也快，一下子就消化了。吃了晚饭，还不到睡觉就饿了。”

我很难理解这种心情。因为我虽然经历了向人讨要粮食的事情，但我并没有饿过肚子。当时跟外公去讨要粮食，是基于读书的精神需求，已进入了马洛斯需求理论的第二层。生理需求上的缺衣少粮，我们这代人其实很少经历。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处置或浪费粮食，联合国最新的数据，目前全世界仍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会扩大到8.9亿。作为中国人，我们感谢袁隆平先生让我们吃饱，免于饥饿。但我们仍要爱惜每一粒粮食，也许你珍惜的那一粒粮食，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挽救一条生命。

中国文化可以绵延千年，是因为我们永远秉承先辈“居安思危”的观念，因此，即使我们现在吃饱了，也要想想，假如吃不饱怎么办？

爱惜每颗粮食，也是爱护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