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100多年前在这个小县城走出了一位大人物，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就是黎元洪。他的一生，经历了北洋海军、湖北新军、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和两任民国大总统，其间有功大于过者，亦有功过相偿者，还有过失难辞者。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当日，时任清军协统的黎元洪因其声望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也有人因此取笑他为“床下都督”。但我们打开历史的画卷时，我们不难发现，黎元洪身上有许多可取之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先不论其治国如何。就其修身，齐家而言。他给后人都起到了模范作用。黎元洪幼年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居住在乡下，生活艰辛，只种了很少田地。他常常食不果腹，有时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去偷别人种的萝卜吃。由于担心被人发现，他就把萝卜的叶子给扯下来，重新插在土里，就好像没有动过一样。大概也就是那段穷苦的岁月，造就了他后来谨小慎微的性格。为改变生活窘迫的现状，父亲黎朝相迁居县城，又经族人介绍，黎元洪决定投军效力，投奔天津北塘的游击守备，全家也随父迁居北塘。同治十二年（1873年），黎元洪师从当地著名教习天津的李雨霖学习四书五经和作文。在晚清以科举取士的时代，黎元洪却没有追逐功名，所以他没有坚持走这条通过传统教育以科举考取功名而改变人生的道路。
人们常说“白屋出公卿”少年时期的困苦并不能改变其远大的志向。1883年，为了拿奖学金，19岁的黎元洪报考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育家严复、海军将领萨镇冰等人是其恩师。他深知自己擅长什么，他对引擎修造学尤其感兴趣，在水师学堂中的刻苦程度最高。因其学习成绩斐然和在教练舰上实习表现突出，深得教师和同学推重，年终被学校特予嘉奖。光绪十四年（1888年），24岁的黎元洪以优异成绩从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北洋大臣李鸿章赏给他六品顶戴，并给予其把总的位置。在当时，他可以说是少年有成，也为我们家乡增光添彩。很多时候我们在羡慕别人已有的成就时，更要看到其背后的付出。他与周边同事关系融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
这也与其随和大度的性格有关。
热爱祖国，心系人民。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队北援。舰船被击沉，黎元洪投海后因穿救生衣而逃生。甲午战后，两江总督张之洞深感练兵重要，组建南洋新军。黎元洪投奔张之洞。短短几个月内，帮张建成西式炮台7座、弹药房8间、总药房6间、暗路4道等众多的工程。张之洞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此后，黎元洪成为张之洞最为赏识的将官。1906年，清军改制，黎元洪任协统。次年，张之洞奉调入京，黎元洪则成为南洋新军真正能一呼百应的首领。有人说，晚清两大汉人官僚集团，袁世凯是李鸿章系的继承人；黎元洪是张之洞系的继承人。在某种意义上，南洋新军的文化程度更高，故辛亥革命最终能在南洋新军内部发动。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国力日益衰减，已无力重建海军，于是鼓励地方政府编练成本较低的新式陆军。在全国编练新军的大臣中，以北方的袁世凯和南方的张之洞最为积极，分别练出了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在这一时期，大概也是黎元洪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他不仅是张之洞编练新军的得力助手，还先后三次被派遣到日本考察学习军事技术。在日本的学习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他意识到编练新军，光有军队还不够，还需要大量相关的军事人才。回国后，黎元洪积极游说张之洞派遣青年留学日本，张之洞采纳了他的建议。到了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这一批赴日的留学生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革命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黎元洪除了注重培养人才，在个人品德方面也是可圈可点。晚清的官场贪污腐败横行，各级官员无不搜肠刮肚贪污受贿，军队里军官喝兵血的例子更是司空见惯。而黎元洪则堪称其中的一股清流，不仅不喝兵血，如果手下将士家里有困难，他还会慷慨解囊，因此深得广大基层士兵的拥护。除此之外，黎元洪的军事素养也非泛泛之辈，在著名的彰德秋操中，黎元洪率领的南军，在张怀芝、段祺瑞、曹锟等北洋名将率领的北军面前，表现得毫不逊色。（三次演习，南军在军事装备远逊于北军的情况下两次打平，一次小负）在彰德秋操中的卓越表现，加上在编练新军时积累下的巨大威望，奠定了黎元洪在湖北新军中空前崇高的地位。
中华民国成立后，凭借在辛亥革命中积累起来的巨大声望，黎元洪一路升为副总统、大总统。只不过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用来平衡各方势力的一枚棋子。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波云诡谲的政坛中，黎元洪能不被名利所诱惑，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而独善其身。也可以力排众议，支持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从而开启教育界的一段佳话。然而指望他纵横捭阖、拨乱反正，能力上则显得稍有不足。
黎元洪吃得了苦，他在任上以廉洁自律著称，为士兵慷慨解囊的故事极多。武昌起义之初，他与军政府的职员一样，每月只支20元的生活费。这与他效命清廷时500元大洋的待遇不啻天壤之别。“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退出政坛后的黎元洪投入实业，当时即有影响。他的很多资金最后都投向了教育及社会事业。他一生不断地捐资助学，先后创办多所学校。他还一直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可惜直至其去世，都未能如愿。
黎元洪寓居天津时，常带家人一起看电影。一次看完回家，发现黎夫人的钻戒被偷了，小偷还留了一张字条：“贵夫人的钻石戒指本人想借用一下，明晚放在门口右角处。”黎元洪大笑说：“有饭大家吃是我多年的宗旨，有钻戒大家戴又何妨？”
黎元洪被称为“泥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为人。
他知道别人说他傻，但他不以为意。他流露的真情也令人感动，1925年孙中山不幸病逝，黎元洪甚感悲伤，在私宅中设立灵堂，亲自祭奠。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他在遗嘱中说自己“德薄”，但他的功德在当时人心中已经显示出重量。他的老师严复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人们称他是“共和磐石”！
遗憾的是，直至今天，人们再难理解黎元洪的意义。当代的革命者信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但在黎元洪那里，革命就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因此，他才有那句名言：“有饭大家吃。”这在今天的中国和文明社会，都不啻一种文明理性，值得记取。
近年来辛亥革命史的最新史料证明，“共和磐石”的评价对于黎元洪来说是贴切的。“在巩固共和成果的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中，黎元洪为保卫共和成果作出了贡献，这是他的了不起之处。”
“辛亥革命不是单一的产物，对于从旧营垒出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投入民国阵营，起到各种作用的一批人要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黎元洪‘被动革命’，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爱兵，亲民，支持革命，政声好，当时请他出来是必然。
从黎元洪青少年时期在天津求学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并在甲午海战中经历生死考验，回家乡编练新军并对军中革命党人加以保护，到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而拒封为武义亲王、为捍卫共和硕果而不得不收回罢免成命再任段祺瑞为总理以打败辫子军张勋这些史实的回顾中，勾勒出一个步履蹒跚迈开共和第一步的历史人物黎元洪的本貌。
总而言之，黎元洪既没有像孙中山那样，对革命起到开创之功的经始之能，也没有像袁世凯那样，逼迫清帝退位，和平建立共和的雄才伟略。可是在武昌起义到建立民国这段承上启下的期间，黎元洪起到了旁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孙中山曾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了，但是称他为“一代伟人”绝对是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