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哥是我的同事，是一名数学老师。因为不在一个学科组，更多时候我们是在球场上相遇。他比我大十多岁，个子也不高，但是每次在球场上我都无法在他身上占到便宜—他太能跑了。三年多来，我们的交往并不深厚，仅限于球场和早餐店，每天七点之前，他都会提着饭盒到早餐店带走一份稀饭，两个包子，有时是一碗凉面。
如果不是在酒酣耳热之际听到他的故事，可能我永远都会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同事，保持谦和而礼貌的客气。如同我们在街头偶遇的各色人群，单纯地将其标签化，没机会，更没心思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哥在重庆读大学。重庆多山，很少有一条笔直且平坦的道路，空手而行还好，倘若提着几个包裹或者大行李箱，爬坡上坎，实在愁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喊的“棒棒儿”，或者是挑夫这一职业应运而生。他们肩上横着一条扁担，扁担一头压着一家老小的生计，另一头挑着对于琐碎生活的忍耐和沉默。
张哥少年丧父，又是长子，很早便开始分担母亲养家的重担。高中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弯着腰从幽暗而潮湿的煤道里拖出来的。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四里八乡的亲友都赶来瞧个新鲜。成为一名大学生，将来以干部身份吃国家饭的愿景没有撑起这个家庭几天笑颜，背井离乡的生活及高昂的学费便让他们一家人愁眉不展。张哥白日里在砖窑拉土坯，晚上爬在煤道里一筐一筐地往外边拽煤，好在生活没有压弯这个年轻人的脊梁，他硬挺地走进了大学校园。
巴山楚水的秀美及新鲜的校园生活来不及细嚼其味，不久之后，新的问题横亘到他面前—如何在青年人面前，尤其是一些异性面前保持哪怕一丁点儿的风度？除了一身中山装、一件的确凉衬衫，张哥再没有打扮自己的行头了，甚至，连饱腹都成了眼前的一座大山。
走街串巷寻找活路的“棒棒儿”引起了他的注意，不久之后，他脑袋上压着一顶草帽，肩上横着一根扁担，步履盘旋在公交车站及离校稍远的热闹场所。
如果画面仅仅停留在这里，若干年后，张哥的故事也不会引起我太大的注意，毕竟日子过得紧的时候，勤工俭学是那个时期的常态。偏偏有这么一天…
那一天实在等不来活路，他又是一个软面子的人，舍不得缠着路人谋求活计，他就跟着几个“同行”走到了码头。朝天门历来是货运重镇，两江汇流处，磨光了多少贩夫走卒的脚底板。一艘一艘货船停靠之后，挑夫们支好案板，从船上往下来卸货，趁一个老哥缓一口气的空档，张哥问了一下他们一天的收入—从船上卸一天货，抵得上走街串巷打三天零工。一个周末就可以赚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倘若节约些，还可以往家里汇点款。张哥打定主意，径直踏上案板开始扛麻袋，那艘船运的是黄豆，实沉沉一麻袋少说也有一百多斤。好在张哥不是软性子的人，脊背上的磨掉的死皮也够厚实，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将五指紧紧攥住麻袋的一角，咬着牙往下来扛。没几个来回，便被一群人拦住了。
“山有山路，水有水路。山路不划船，水路不靠鞭。儿娃子，你走的是哪条路哟？”人群中一个皮肤黢黑，身材精壮的男子问到。
张哥听不懂行话，立时愣在那里。
“扛麻袋当挑夫，是码头赏饭。码头赏饭，我们就得拜码头。儿娃子，你拜的是哪座码头？”
张哥隐约感到了来者不善。
“都是穷苦人家，用汗滴子换麦米子。你娃儿莫要抢了别个的生计哦！”
张哥意识到自己闯入了人家的地盘，白忙活了半天。
张哥刚想说什么，人群中闪出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
张哥拾起来时拿着的扁担，斜横在胸前。
“你们人多，老子知道打不过。但是，老子今天把话摆到这儿，你们谁敢第一个动手，老子专盯你狗日的，弄死你！”
张哥攥紧了扁担，红着眼喊到。
人群把他围了起来。
眼看冲突就要爆发，人群中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短须男人，盯着张哥说道：“你娃儿莫不是广元的？”
张哥迟疑着，点了点头。
“广元哪儿的？”
“苍溪”
张哥刚答完，短须男子哈哈大笑，朝他走过来，搂着他的肩膀说道：“小老乡，快叫大哥！”
问清了张哥来码头的原委后，短须男子保住了他，从此以后张哥周末就来朝天门扛麻袋，有时带着几个舍友一起过来赚生活费。
转眼到了来年，一天，张哥收到了妹妹写给他的一封信，张哥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信里这样写到“哥，就要收学费了，妈生病了老是不见好，三娃子也要上初中，我想我还是不去上学了。”
信的字数不多，但字字如钝刀子割肉，张哥一夜未眠。天还没放亮的时候，他喊起了几个室友，大家东拼西凑下来不到一百块钱，张哥捏着手里的钞票说，“今天晚上不管我回来是什么样，都不要给外人说我出过门。晚上要是能还得清各位兄弟伙的钱最好，要是还不上，就请各位兄弟伙多担待。”
说完，拉开寝室的门走了出去。
晚上回来的时候张哥不仅把每个人的钱都还清，还请室友们出去吃了一顿火锅。
三五杯酒下肚，张哥哭了。室友们连忙问到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张哥含糊不提。
我急忙催着同事告诉我，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事说，张哥拿着钱走进了麻将馆，把桌上三个人的钱都赢到手，又原封不动地发给他们，重打一回。众人输得心服口服。
后来，我知道了张哥每天早上买好早饭，是带给她正在读高中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