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八月初四我出生，生于大同，什么时辰不是很清楚，我也没有问过母亲，或许问过母亲也给忘记了？大概是在前半夜？是在医院里？母亲自己？当时奶奶在不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母亲说生我后就落下病，是什么病？子宫下垂？母亲还动了手术？

我的前边有一哥哥，长我三岁；还有一个姐姐，长我两岁。在大同那时住着奶奶好像还活着。我的哥哥是抱养的？还是父亲前一个妻子的孩子？到我这里也不清楚。小时候好像听父亲讲是抱养的母亲不亲。——因为那时哥哥淘气母亲常打他，父亲才说了这样的话。

因母亲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后来才抱养了这个孩子，紧接着母亲就怀孕了，是在抱养我哥哥的第二年生下了姐姐。

由于年岁大了才有个孩子，所以对他就格外照顾、疼爱。我是说当时母亲二十七、八没有生育在当时算是年龄比较大的，那时十七、八岁的女人生孩子的都有，所以你二十七、八没有孩子，确实年龄大了。母亲非常疼爱我哥哥，夜里每四个小时定点起来一趟喂奶、喂水。母亲自己没有奶水是喂奶粉，由于精心呵护才把个孩子喂得胖乎乎的！所以，我的哥哥一直身体特别好，是从小就打好了基础。后来又有了我姐，姐姐喂养得也不错。等到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是筋疲力尽，实在无力照顾我。哥哥姐姐身体都好，我和妹妹的身体就不行。据说我在三岁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我这条命是捡来的，能活到现在实属不易！所以我很满足。妹妹又比我晚生了两年，当时是六零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肚子都吃不饱，人们吃大食堂喝点菠菜汤，再后来就是挖野菜、啃树皮！活着连牲口都不如！我只好被顾奶出去！否则小命不保！

母亲是拖着个大肚子到医院的，为了省下一分钱自己都不坐公交车！那个年代真得是很艰苦！

一九五八年那是一个大炼钢铁的年代、大跃进，要赶英超美。父亲是从大同电厂离开调到了平鲁当了一年？或者几个月的工业部长。后来到朔县铁厂当了书记。也就是这一年我出生，父亲给我取名叫：“铁生。”——那时，五八年出生的孩子有很多都叫：“铁生。”

父亲来朔县铁厂是刚建厂，母亲还在大同市，两地生活。我不知是一年后？还是两年后我们家搬到了朔县？反正应该是在妹妹出生以后吧。当时是给我前后找过八个奶妈，没一个合适的，最后是在照什八庄村给我找了个奶妈。

奶大是姓胡，在村里是个赶大马车的。我不知他的全名叫什么。奶妈姓什么？叫什么？更是不知道！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好像女儿最大。我那时到他家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是在县里酒厂上班，二儿子的年龄要比我大个四、五岁。记得那时和他在院里玩儿，他追着我，我手里拿着高粱杆，不小心摔倒高粱杆正好戳到眼角上，差点没伤着眼睛。这件事我记得印象很深，眼角处是留了疤，直到现在还有。

奶大奶妈一家人都很善良，奶妈和蔼可亲，以至于我被接回家很长时间哭着、闹着不吃饭。奶妈每次进城来看我，走时我都追着、哭着、喊着要跟奶妈！妈妈不让，我的小肚气得鼓鼓的，吃过的饭菜也都吐了出来。——这样我就落下个毛病：一哭就呕吐！着风也吐！

我的奶大奶妈是住在村西北头，是一个破烂的院子，院墙很低矮、或者根本就没有院墙、或者是半截土围墙。院里有高粱杆、玉米杆。养着羊？我不清楚，当时人民公社让个人养羊吗？家里养鸡吗？印象也很模糊。

夕阳西下，人们的烟囱都冒着炊烟。三孔窑洞，在吃晚饭这孔窑洞里点着昏暗的煤油灯，每到这时奶大拖着疲惫的身子抹黑回到家，把厚重的羊皮棉袄脱到大红洋柜上，盘腿坐在火炕头上，拿起他的旱烟袋，抽起烟来，伴着咳嗽声、吐痰声。奶妈在地下忙碌着，不一会儿灶台上蒸笼里的东西也出了锅，莜面窝窝大山药热气腾腾，气浪裹挟着烟气味弥漫了整个屋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仿佛人看人都已看不到了！但感觉很温暖、很温暖。还有红豆稀粥也是我最爱吃的。一家人围在炕上守着饭桌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我很怀念那个氛围。

在我离开多少年奶父亲去世的？我也不知。是不是因为他的肺病？他常常咳嗽吐痰，我想他应该是死于肺病吧？那时他的脸老是红红的，也不知是冬天冻的？或者他有高血压？还是喝酒？我真不记得他喝不喝酒？他大儿子在酒厂很能喝，这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去过他的酒厂，就是朔县酒厂，在朔县城内南街路西，也就是靠着南城门洞。当时生产“雁门白”酒。酒很硬，度数很高，有65度吧！出酒时，（也叫：淋酒）工作人员要时不时地喝上两口，看看酒的度数，这样，天长日久这些人就特别能喝！“腰窝子酒”，也叫：“二锅头，”这我知道。——也就是酒劲最足的那部分。

奶大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奶妈什么时候嫁人我也不知。我那时插队，进城我看到奶妈在十字街处卖大豆，就是炒熟了的大豆。学名叫：蚕豆。是用一个小柳筐盛着卖。当时我插队身上没有一分钱，奶妈也没能给我吃一把大豆。我也不知该怎么和奶妈说，只是冷冷地说几句话就走开了！奶妈的言辞也很冷漠。我看她那样憔悴、木讷，想她的生活一定很拮据吧？否则怎么会在街头做小买卖呢！离开她我有点黯然神伤。怪怨她的冷漠，又同情她不幸的遭遇。后来奶妈何时去世更是不知；也没有联系。奶父亲大概是六十多岁去世的，奶妈是七十多？还是八十多？我真的不知。没有联系，断了亲情。因为奶妈每次到我们家来看我，走时我都要大哭一场，所以，我母亲也就让她以后少来看，就在我们家在神头纸厂的时候，奶妈还来看过我们一次，（或者是为了给他儿子找工作而来找我父亲？）那好像也是最后一次，再后来也就彻底中断了联系。

在我顾奶的那一年，我们家是住在朔县西顺城巷，是一个堂屋还有一个里屋，好像算三间房吧！堂屋很大，算两间；里屋很小，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外边的堂屋一堵墙是临街，这堵墙倾斜得很厉害，是用一个粗木头棍顶着，防止倒塌！算是个危房。大概当时找房子也不好找，或者是为了省钱就租了这么一个房子。——这房要是搁到现在说什么也不敢住！可当时住房条件就是那么差！

这房东是个光棍儿，在县里五金交电店上班，是国营商店，当时也没有私营的。他在那儿是个裁玻璃的，一天到晚也很少讲话，年龄五十多岁。据说他有神经病，是在那年日本人屠城吓成那样的。当时父母把他藏在茅坑里，又在上边盖了几捆玉米杆，——这才躲开日本人的屠杀！打那以后他就不多说话；吓得！解放后也没有娶媳妇，打光棍儿一辈子。

他一个人住一处院子，也不知他父母是不是被日本人杀了？他还有没有其他亲戚也都一概不知。坐北朝南的房子，他一个人住一间。一共也就算四间房子吧，我们住三间。其实外屋也就放些菜缸、水缸、米面、还有煤炭、柴火等一些杂物。里屋一间很小的屋子要睡下父母还有四个孩子，一共六口人！身子都不能平躺，要侧着身子才能睡下！要么，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这样是宽敞一些，可保不住谁的脚指头就会伸到你的嘴里！地下一个灶台一个风箱，只能坐一个人在地下拉风箱！

很小的时候我就尿炕，尿了褥子被子也不敢和母亲说，怕打！每次尿炕了我都是最后一个起炕，把自己尿湿了的被褥慌忙叠了起来，摞到一起，生怕被其它人看到。再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又是第一个忙着铺被褥。我就这样又睡到了自己尿湿了的被褥上，很难受也得忍着！晚上睡觉，想尿的时候，怕黑、不敢下地找尿盆，也就忍着，忍着忍着又睡着了，不知不觉就尿了炕！常常是因为这个。也有的时候是因为白天玩火……人家不是说：耍火火，尿炕炕！事实还果真是这样，你要是白天玩了火，晚上还准保要尿炕呢！

我退休以后一直纠结着一件事，那就是写：“回忆录”，到底该不该写？什么时候写？我的邻居老张一次在公交车上和开车的司机聊天，司机问他：“退休啦？”“哎。”他答道。司机又问：“写家谱？”

“写什么家谱啊？——那是有名望的家族才要续写家谱。咱们一个小老百姓写什么家谱！”老张退休前是村里的一个小学校长。这几年农村里的小学不多了，城市化让许多农村里的孩子都到市里去读书。其实呀，别说农村，就说我们电厂吧，三个单位的小学都撤了两个！房子都空了，归了社区。

也就是几天前吧，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说游泳、骑行。他又问我：“不搞摄影啦？”我说不搞了，我问他是不是也退休啦？他说还要等上一年，说退休后搞些书画、写写回忆什么的。

我真不知，我想问问他：你写回忆录有人看吗？是写给谁？反正多少年啦我是不爱看东西，——懒得看、没兴趣！再一个看得时间长了眼睛也受不了！

“你写都没写，怎么说没人看呢！”有个声音一直在反驳我。

想想看，我的回忆都是些伤心的事！人家刘胡兰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我呢？是“生的窝囊，死的龌龊”！翻过来说光鲜亮丽的人生又有几人呢？毕竟是少数嘛！难道我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回忆录吗？

我写什么？写贫穷！因贫穷导致偷盗！写饥饿、缺乏蛋白质，买来几块肥大的熟猪肉躲到尿巷巷里狼吞虎咽！还写什么？写打架斗殴！多半还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插队那段时间自己惹了事，母亲就教训我，我就拿个本本在上边记，记下母亲告诫我的一切话，我像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可在家里惹事的总是我，我不知我是怎么搞的？人的成熟大概与年龄无关吧？我见过我们班里的孩子——就是上小学，看去也很成熟，你看他的言辞、做派，都很“老道”，而我呢？到老也就是一个“生瓜”蛋子！

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在家，不要给家里找麻烦；在单位，不要给单位找麻烦；在社会，不要给社会找麻烦！

——我想能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