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宿命与王莽改制
上节课讲了，在汉武帝一朝，丞相几乎就是个背锅的。皇帝和丞相也不再是行政上的分工合作关系，而是隔出了绝对的距离。中朝也就是宦官逐渐侵夺了丞相带领的外朝势力。汉武帝多次无情的诛杀丞相，戏剧性地表明了皇帝压倒性的优势。
政治权力集中同步进行的，还有经济资源的集中。前面讲过了，桑弘羊是财政上的一把好手，他最善于干的事儿就是集中财政，把全国的财富全部敛到中央这来。虽然后来桑弘羊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朝廷还继续使用着他发明的方法聚敛财富。原本朝廷所需的最大开销是对匈奴的作战，现在仗不打了，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朝廷突然有钱了。也正是这样，霍光才能频频减赋，与民休息。
但是从秦到汉的一百多年里，货币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了，但是货币理论却没有发展，人们对货币依旧抱有着百年前的态度，认为只有靠劳动力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才有正当的价值，而将交易产生的差价都视为对别人的剥削。所以商人的地位还是非常的低下，因为他们不产生价值只换取差价。
黄老不喜欢货币，认为货币刺激了人的欲望；儒家也不喜欢货币，重视农业的他们认为，货币夺走了农业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生活。所以货币虽然产生了很大作用，但是在缺乏货币理论的情况下，又发展了，一定的程度后，居然出现了明显倒退的情况。
比如“谷贱伤农”，就是说，丰年导致谷价下跌，所以农民少利。因为人们不认可货币储存的价值。而谷物又都有保存期限，这导致一旦发生严重的农作物欠收状况，就会有农民活不下去。
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发达带来的影响，使得农民在荒年时，可以选择出卖自己的土地，用土地换来的钱度过难关。而商人因为社会地位低下，所以没有人想让下一代继续做商人，他们有钱却没有地位，所以在农业欠收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财富购买土地，为自己转型成为地主。一边要卖，一边想买，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越来越活跃的土地交易，然后，恶性循环开始了。
卖方要迫切的卖土地来糊口，买方却没有非买不可的必要，很显然，价格对卖方不利。一旦货币经济进入农业系统，大地主，超大型地主就出现了。
在西汉后期，农业生产上形成了这样的四层结构：地主、自耕农、佃农和奴。
土地兼并现象越普遍，表示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了佃农，佃农一般是以收成的比例来偿付土地代价的，从收成的三成到七成都有。租赁条件下，平均大约有一半的收成都要交给地主，如此一来，仅靠土地所有权就能作收将近一半生产收益的地主，当然就又有能力去购买更多的土地了。
奴也是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的，农民自耕农变为电浓厚，付出同样的劳动力，得到的收入却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少了，那些不再由电户养活的人，就被迫离开，成为了奴。
西汉强调重视农业，但是注意啊，重视农业不是重视农民，重视农业只是注重生产。朝廷的财政以农业为根基，所以朝廷根本顾不到农民的情况。比如朝廷要收赋（地税），还有算（人头税），而收地税和人头税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和管理程序，这种情况下，土地兼并就给朝廷带来了方便，因为地税和人头税都是由地主直接支付的，一个人拥有的土地越大，他土地上所产生的税也就越多。朝廷只要找他一个人要就解决了税收问题，而不必为了收税费劲的去每一户农家敲门。
地主一时间和朝廷的利益一致，那么，朝廷自然顾不得今年有多少自耕农沦为了佃户，又有多少佃户沦为了奴。不过好景不长，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不断做大的地主，成了地方上的豪强，越来越大的拥有地方上的势力，也就有了对抗朝廷的筹码。这为西汉后面的种种都埋下了祸端。
理论上讲，轮台之诏之后，霍光一直采用的是与民休息的政策，而且汉昭帝和汉宣帝都是相对厚道的统治者， 昭宣中兴，统治者不断的减免赋税，不过这和土地兼并是同时发生的，于是地主享受到了大部分的减免，作为佃农的实际生产者，恐怕是得不到多少好处。
土地无节制的兼并，昭宣二帝也基本上没有拿出试图缓解土地兼并现象的政策，于是本意是要给农民的减负做法，实际上却是肥了地主。大地主越来越大，自耕农越来越少，且不断的滑落为佃农，最后又降为奴，这样的社会，最终瓦解了西汉原有的政治结构。
那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了，统治者都看不到吗？这就要谈一谈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产生的恶果了。
将权力放出去，又收回中央的过程中，汉景帝时发生了刘姓亲戚直接兵戎相见的七国之乱。到了汉武帝朝，皇帝采用了更多无情的方法来对付刘姓诸王，就连和皇后卫子夫生的孩子，汉武帝都没有放过，而且汉武帝最后给太子的谥号是“戾太子”，“戾”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名，可见，当时的汉武帝有多生气。
这连带的出现了一个问题：谁有资格来继承皇位，谁就成了皇帝的最大隐患。而皇帝即要消除隐患又要保证自己有合适的继承者。于是那些长大的皇子都被弄的远远的，不能靠近权利的中心，同时在皇帝的周围要确保皇子血统的纯正，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宫中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的男人。
司马迁为何在受刑之后看起来和皇帝很亲近？他可以随意出入皇宫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丧失了男性的生殖能力。
司马迁和所有宦官都要经历“下蚕室”，什么是蚕室？就是像养蚕的地方一样，它非常的窄小，而且密不通风。在被割除生殖器后，他们要被关在这样的蚕室里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以现代的医学知识来解释，这其实就是和外界隔离，以免造成伤口感染。
在那个条件下，大家脑补一下，被割掉生殖器后，很高比例的人因为各种并发症死去了，而勉强活下来的这些人，即便身体恢复了，在精神上也永远留着无法磨灭的伤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太监的人格都非常的扭曲的原因。而这些人，长期服侍在皇帝身边，换句话说，皇帝是被一群有心理障碍的人服侍的，那这些人要是参了政，政治可能正常吗？
西汉从汉武帝之后，宦官就在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皇帝和亲戚们疏远了，和外朝大臣也疏远了。实际上宦官们如同绑架了皇帝一般，他们可以借由皇帝的权利来发泄他们精神上的种种扭曲，这就是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诸朝的普遍现象。皇宫中唯一的缺口就是外戚，因为伦理的关系，外戚不可能威胁到皇帝的生育权，于是汉朝末年，外戚也成了一支不可小看的势力。
汉昭帝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陷入了内外困境，在外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在内宦官对皇帝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
汉宣帝之后是汉元帝，就是将王昭君外放和亲的那位。小时候看电视剧《王昭君》，里面有一个情节我特别不明白，美女们进宫后，皇帝亲自把美女们看一遍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看画像呢？且不说姑娘们为了让画师把自己画的好看点，给了画师们多少好处，就说那画师的水平再高，肯定是有出入的呀。后来看了历史才知道，汉元帝大幅增加了宫中侍女的人数，她们甚至多到汉元帝根本没时间一个个看，所以才请画工为每一个人画像。史书上明确记载，汉元帝时宫内的开销大幅增加，因为宫中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连带的被服、用具、金银饰器，甚至车马都要跟着增加。仅是养马就养了近万匹，注意啊，这可不是战马，就是拉车的马。汉元帝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把自己关在宫中，和大批的女人在一起，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被立为太子呢？
当年汉昭帝刘弗陵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所以无子，于是霍光从民间找来了刘氏血统的人来继承皇位，而找来的这位汉宣帝在民间已经结过婚了，出于对共患难妻子的深厚感情，汉宣帝不忍废掉两个人生的孩子，他曾忧心忡忡的预言：“乱我汉家者，太子也！”
汉元帝在历史上有一个明确的形象，就是“仁柔”，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史书，就会发现他不仅仅是“仁柔”。
汉宣帝去世的时候，这位太子已经27岁了，从任何标准看，继承帝业都可以说是正当年！可是汉宣帝竟然像对待未成年一样，给他安排了三个辅政大臣。
奉命辅政的人包括宦官石显，这也就清楚地展现了以宦官力量为代表的中朝的崛起。石显主动对外朝的辅政大臣萧望发出攻击。和上官桀斗霍光一样，石显也是趁着萧望休假之时，上奏汉元帝说萧望有不臣之心，然后建议汉元帝将萧望“召至廷尉”。汉元帝同意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召至廷尉”的意思就是下大狱。等他知道后，自己吓了一大跳，难过的痛哭流涕。
从安排辅政和召至廷尉这两件事儿，我们大概能看出来汉宣帝所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仁柔”可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汉元帝的智力不及一般人，秦始皇、汉武帝、唐明皇、康熙、乾隆，这些有作为的皇帝都是不到二十岁就亲政了，可汉元帝都二十七了，还需要辅政大臣；而且他当了那么久的太子，都没搞清楚朝廷的运作，都不知道“召至廷尉”是个什么意思。汉家江山，不走下坡路才怪。
汉元帝将自己关在豪华的宫廷之中，与外朝越来越疏远，于是全力就落到了宦官石显的手中。汉元帝去世后，二十岁的汉成帝刘骜即位，新继位的汉成帝无法忍受实石显掌握大权，但他要如何对付宦官呢？只能依靠母亲王太后的亲戚，这是他在宫中少数能够熟悉并联系上的力量。然而，石显被外戚王家打败之后，权利并没有回到汉成帝手中，而是落在了王家的身上。可悲啊，权力不是在宦官手中，就是在外戚手中，现在朝廷中最有权利的人，是汉成帝的舅舅王凤。
汉成帝和汉元帝一样，也养了庞大的后宫，历史上著名的赵飞燕和赵合德，就出自他的后宫。而且他比汉元帝还多一项爱好，就是修建自己的陵墓，也不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的规划自己死后埋葬的地方是个什么趣味。
因为修建豪华的陵墓，围着皇帝的外戚和宦官个个肥的流油，将工程中的大笔款子据为己有。可怜的是谁呢？当然是百姓了，直接受到冲击的是地主，地主必然转嫁到佃户，佃户受不了了，就一部分往下落，成为了奴，于是奴的人口数量增加了，这刚好又提供了大型公共工程所需要的人力。民不聊生，从这个时期就越演越烈。
拥有大批后宫的汉成帝，直到44岁去世，都没有生出子嗣来，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宫斗的缘故，全都胎死腹中了。朝廷没办法，找来了他弟弟的儿子立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汉哀帝刘欣。
刘欣也算是皇帝中的极品，成语“断袖之癖”就出自他。他迷恋男色，特别宠爱董贤。有天早上汉哀帝醒来后要走，董贤却还在睡觉，汉哀帝的衣袖被董贤压在身下，为了不吵醒董贤，汉哀帝干脆把衣袖砍断了！有皇帝这样的宠幸，所以董贤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可惜好景不长，史书上记载汉哀帝走路无法跨足，就是无法左右脚交叉着前进，只能左脚迈一步，右脚跟着再迈一步。很显然，汉哀帝的身体是有严重状况的，所以他在位七年，二十五岁就去世了。他去世后，九岁的汉平帝即位。经过了几位脑子或身体上不行的皇帝，西汉逐渐走向了灭亡。
西汉末年的乱局，是由“奴”率先启动的。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在一代两代之间就快速的从拥有土地的自耕农，变成了佃农，再由佃农变成了奴。他们有着高度的被剥削感。奴的骚动引发了佃农的骚动，生产中断了，饥民就变成了流民，甚至是盗匪。
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末年都极为的类似，各朝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没落和灭亡的，有一个词叫民不聊生，反正活不下去了，造反算了，就算死了，还能吃几天饱饭。
西汉是第一个被这种结构搞垮的王朝，不过它还是要借王莽之手，让西汉的刘家皇帝退位。
王莽是一个儒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史书中对他的抨击很严重，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关于王莽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经过东汉人整理和改写过的，东汉人为了自身的政治立场，当然不可能说王莽什么好话。
东汉的史书将王莽记录成一个篡位者，一个可以拿奥斯卡小铜人的大骗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看他崛起的背景。
王莽崛起的第一个条件：外戚身份！刚说了，太后王政君的兄弟们都被封侯了，准确的说是活着的都被封侯了，还有一个王曼，因为去世的早，没赶上好时候，王莽就是唯一没有被封侯的王曼的儿子。王莽不仅父亲死的早，就连哥哥娶妻不久后也死了，他的姑姑王政君可怜他，于是将他收留，让他在宫中长大，所以王莽有了不一样的成长过程，他靠不上家世，就只能靠读书了。
王莽崛起的第二个条件：不爱财！他是最不像王家人的王家人，他家无所余。在那会儿，贵为仅次于皇帝刘家的外戚王家，竟然有个不爱财的，自然就格外的引人注意。
王莽崛起的第三个条件：以孝闻名！当时流传一个很广的故事，由于哥哥死的早，他一直照顾着哥哥的儿子，还让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在同一天结婚，这显示了他将孤侄和儿子同等对待的态度。在这场联合婚宴上，王莽忙的是不要不要的，因为他母亲生病了，他既要照顾婚礼现场，又要频频起身服侍母亲汤药。而亲自服侍母亲汤药的原因，除了孝顺，还因为没人服侍他的母亲，因为他家不养奴婢。这可是个稀奇的事儿，哪有豪族不养奴婢的。曾经长安有一条新闻说，王莽买奴婢了，大家都惊奇的不得了，后来经过深入的了解，原来是他奴婢不是自用，而是送给将军朱博的，因为朱博无子，年纪又大了没没人照顾，所以他才给朱博买了一个奴婢。看，他不仅孝敬自己的母亲，而且认为所有的老人都应该老有所依。
王莽崛起的第四个条件：他将儒家观念的“仁”，展现的淋漓尽致！东汉的史书把王莽的这些做法统统写成是假的装的，我想说的是，要真是常年累月能装成这样，假的也是真的了。在西汉后期，儒家观念与儒家价值深入人心，但是外戚和宦官的豪横风格，使得思想和现实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儒家讲礼，讲究节制欲望，这样的想法引申到政治上来，就是亲民爱民。收买奴婢和大量的土地，过着夸张奢华的生活，这明显与儒家不对路。身为外戚，过得像个外戚的样子，不稀奇；身为儒者，活得像个儒者的样子，也不稀奇；而王莽他身为外戚，却活得像个儒者，那就很不寻常了。
王莽后来同时掌握了中朝和外朝，源于一次因祸得福。前面说了，汉成帝没有孩子，所以他的侄子即位了。他的侄子当了皇帝后，带来了自己的母亲丁姬和祖母傅太后。汉哀帝就是把丁姬升格为丁太后，把傅太后升格为了傅太皇太后。这么一闹腾，外戚的势力就变成了两派，一派汉哀帝这边丁太后和傅太皇太后的，一派是汉成帝王太皇太后的。一朝可以有两个太皇太后吗？王莽立刻上书反对，他的意见，当然得罪了新皇帝和新外戚，于是在这场斗争中，他被朝廷赶了出来。
暂时的失意带来了更大的好处，第一，王莽脱离了原来外戚的身份；第二，丁太后、傅太皇太后加上被汉哀帝宠爱的董贤，被朝廷搞得乌烟瘴气，这让人们不仅怀念起原来的王家了。更幸运的是，汉哀帝在位短短六年，没有留下子嗣。汉哀帝驾崩后，他的所有势力也都一并垮了台。政权重新回到了皇族中地位最高的人：王政君。
王政君和王莽商量后，立了汉元帝的孙子刘衎为皇帝。吸取了汉哀帝的教训，这次他们决定，汉平地的亲生母亲不能入宫，这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残忍，而且以今天的医学来推断，汉平帝可能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贫血，因为他病发的时候，四肢和脸孔都会发黑。
经历了汉哀帝朝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想看到一个新的外戚进来，所以王莽是最值得信赖的。
汉平帝继位后，丞相由孔光担任，王莽非常尊重孔光，和孔光共同执政，这意味着，原本外戚出身的王莽已经成功转型为儒者的领袖了。
一个外戚却不张扬跋扈不嚣张，还努力的学习经学，尊重孔子，这样的名声为王莽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在这个过程中，王莽身边的一位学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人就是刘歆。这个人我们前面也提过，他和父亲刘向是专门校对古文经书的。别忘了，《古文尚书》里面有一段周公摄政的记录，这个记录可太重要了。周公是孔子崇拜的人物，周工做的事儿一定不会错。如果将汉平王比为周成王，那么周公的角色当然应该由王莽来担任。换句话说，王莽摄政就是引用了周公摄政的典故。
汉平帝继位的第四年，王莽将女儿嫁给了汉平帝，他成了皇帝的岳父。于是就有大臣从《春秋》中找到了典故，按照周朝的礼仪，天子的岳父应该是个百里侯。王莽平常是个言必称经书的人，可当大家从《春秋》中找到依据，认为他应该拥有100里土地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他拒绝接受赐田的行为，为他换来了社会上近乎疯狂态度的支持。东汉留下来的史书，将这前前后后都视为王莽伪诈，但是王莽再会演，再会骗，都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升到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王莽展现了一种新的领导风格，他关心庶民的生活，因而，在大众心中灌注了希望和期待。
越是乱世，人们越期待太平，当时流行“天命再受说”，也就是说，汉帝国应该在一个崭新的起点重新来过。于是大家让本来就已经是皇帝的汉哀帝，再重新接受一次受命一事，可是受命的第二年，汉哀帝就死了，受命没用啊，别说给帝国带来新希望，就连皇帝的命都没保住，于是再受命说就自然蜕变为新受命说。所以谶纬其实是给王莽的登基提供了政治合法性。
王莽什么都要仿古制，汉平帝生病时，王莽“请以身代”，就是说愿意代替汉平帝而死，这明显是模仿周公在周武王患了重病时候“请以身待”的事件。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王莽的企图太明显了，他就是要借这个历史先例，准备取汉平帝而代之。那怎么会刚好汉平帝就生了重病呢？显然，这病也是王莽安排的。
于是朝廷又立了一个年纪更小的，才两岁的孺子婴来当皇帝。在周公“请以身待”的故事里，祝告的文件收藏在金丝绑着的木匣里，根据这个，王莽也弄了这么一个盒子，而且盒子里还放了个命符，命符说，王莽才是真天子，这下子有命符为依据，王莽大大方方的从原来的摄政王变成了真皇帝。
王莽继位改国号为“新”，以政治论政治，王莽新朝最严重的错误非但不是“伪诈”，刚好相反，反而是王莽太过于相信古代的思想和做法了，他认为，一切事物只要恢复到古代制度，问题就都解决了。
王莽复古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土地改革，他将所有的土地都改为国有制，就是落实经书上所记录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个效果怎么样？大家去想，因为我们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也干过这种事儿。
然后他进行了大幅而持续的货币改革。龟、贝、布这些都是古书上记载货币，复古的精神下，它们被重新拿出来使用。而且他们的换算也是乱七八糟，好好的大钱和小钱被废除了，新发行了货布和货泉，货泉的价值是五铢，货布的价值是二十五铢，你是不是在心里算了一下？一个货布可以兑换五个货泉？错，朝廷规定一个货布相当于二十五个货泉！
太荒唐了，谁会愿意用25个货泉去换价值只有五个货泉的货布呢？王莽带领的这帮人都是一群不懂数学的笨蛋吗？才不是，王莽就是要大家回到过去，他的目的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取消货币。他认为，西汉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都是钱闹的，所以把钱取消了不就完了，让大家都觉得货币不可靠，于是就能彻底放弃使用货币。
他确实达到了让货币不好用的目的，但是在经济上也引起了重大的混乱。
王莽还规定物价，管控物价，让朝廷介入买卖，这表面上看上去是跟桑弘羊的做法一样，实际上它背后的精神价值截然不同。桑弘羊是与民争利，而王莽念兹在兹的，是以朝廷的力量，确保商人无利可图。
话说王莽是不是也太相信皇帝的权利了？他以为下级道命令，就可以在一夕之间让天下改头换面吗？他严重缺乏现实感，活在原理和原则的幻想之中，他不顾现实的做法，是整个国家瘫痪了。
地主们不可能乖乖的将手里的土地奉献给国家；货币混乱商业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这不仅影响的是得到利润的商人，还使绝大部分的老百姓生活都变得不方便了。所以短短几年内，对王莽的复古改制，大家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原有的政治秩序也就瓦解了。
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按照“周礼”乱改官职，官职改来改去，改到最后，连王莽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官该管什么事儿了，而被改来改去的官员更是一头雾水，他们搞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工作了。
重新整理王满的相关资料，我们会和东汉人有刚好相反的认识，王莽当后皇帝之后的作为和当皇帝之前，其实是连贯的，他并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觉得回到古代就会变得很好，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就会不顾现实的去推动复古措施，短短两三年间，不顾服现实的激烈改革，让这个帝国彻底的混乱了。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转的，所有倒退的机制只会造成混乱，王莽的复古，就在这种乱糟糟的状态下落幕了。西汉结束，东汉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