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移动互联网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因为它实现了一个人在两个世界中的即时切换。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也正是因此，人们开始有机会把善的东西放在真实世界中，把恶的东西，不受控制的东西放在另一个世界中。
所以撕逼成了移动互联网的热词，新媒体也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批判性思维考场”。“勇敢的人”肆无忌惮地表达，在啪啪声中享受数字的全方位增长，而“懦弱的人”选择沉默，陷入螺旋。
过去我们非常强调智商和情商，最近我觉得“撕逼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素质。应该撕还是不应该撕，这件事撕的是情绪还是利益？那件事撕的是学术还是政治？所以想写写在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关于撕逼的自我修养。
成见、象征与拟态环境
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达成一些认知共识，确保我即将提到的一些名词和大家理解到的概念之间差别不大。
最想说的是成见（prejudice）这个词。
在日常的语境中，成见这个词是贬义的，当我们说一个人对什么事情抱有成见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他抱有的成见是负面的，是这个人觉得这件事比事实上要更坏。
而在我们即将讨论的这个语境中，偏见是中性的，成见只表示基于已有认识而形成的见解、看法。好的也行，坏的也行。
如果我们达成了关于成见定义的共识，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在判断公共事件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建立在成见之上的。
2016年许巍出了一首新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当时我跟班里一个女生说的时候，她礼貌性地说歌很好听，但接着补了一句，说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高晓松所谓的“诗和远方”。
我从她的语气和表情中察觉出了她个人好像不是很喜欢高晓松这个人，又从她的表达方式中推测出和她持同样态度的人好像还不少。
于是，成见诞生了，那时候我对高晓松这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没有了解过他本人任何真实的纪录，但在“高晓松”这个词条在我大脑中变成了灰色的。
这就是成见。
在一个人没有对真相做出全面了解时，接受了基于片面事实的既定结论，不论这个结论是好是坏，我们都要承认在这个领域，自己的言论、观点是基于偏见的。
进入现代社会，成见基本成了一种必然。
我们对美国人的看法是建立是在成见上的，甚至对河南人的看法也是。我们对人的看法是建立在成见上的，甚至对大熊猫也是。
世界的飞速和广阔让每一个肉体凡胎不可能用上帝视角审视这个世界，我们大脑奇特的结构也导致了我们在阅读、观看的时候总是更在意自己想到过的，接受过的东西，而忽略或排斥所谓的“异己”。
然后是象征。
《公众舆论》的作者李普曼在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词的时候，对1922年的美国政治大谈特谈。
但为了不让正在阅读的你产生向左滑的冲动，也为了让我不至于因为没文化做出错误的复述而显得太过装逼，我决定换一个通俗的例子——星座。
相信那些在第一次接触星座就被圈粉的人们，一定是被它惊人的预测性而折服。居然能把自己说的那么准，好像每句话都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样。
事实是，那些句子不过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而已。
在希望获得最多人同意的时候，聪明的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让原本分崩离析的世界重新粘合，并作出拥护自己的决定。那就是把一个模棱两可却又好像有所主张的词语变成他们主张的象征，以达成共识。
星座就是典型的象征，我们通过“分裂的双子座”“性情的狮子座”来概括人群，但其实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分裂的，也都是性情的。我们不需要承认一个星座中的所有特点，只要这个象征中的部分能够击中我们就够了。
《乌合之众》写道：给群体提供的无论是什么观念，只有当它们具有绝对的、毫不妥协的和简单明了的形式时，才能产生有效的影响。因此它们都会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它们才能为群众所接受。
和《公众舆论》中的象征这个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
成见和象征，共同构成了我们面对世界时所处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当我们在网上发表言论时，见解和观点都是基于拟态环境而不是真实环境。
不同的成见和象征，塑造了不同的拟态环境，也就有了尖锐的观点和分裂的世界。
信息、知识与逻辑
说到撕逼，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词就是反转。剧情反转，配合着啪啪的打脸声，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每次反转，往往伴随着新信息的爆出，这就说明，当我们摆脱了情绪和利益的纷争，理性地想追求真相的时候，信息是把我们和真相相隔离的第一道屏障。
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后，我们对于公共世界的信息往往来自于移动终端，尤其是年轻人群体中，订阅报刊杂志的人已经屈指可数。
低门槛让内容真实性成了问题。
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曹林在他的《时评中国》里提到过他的“新闻较真”经历。在《狂躁轻浮的新媒体时代，做一个冷媒体》一文中，他对媒体当时热炒的《怕同学讥笑 女大学生让临时工母亲滚》一文进行了彻底的来源调查。
“网络媒体大多称转自《重庆晚报》，但近几天的《重庆晚报》上没有这个新闻，源头是5月5日的《钱江晚报》，可《钱江晚报》写的清清楚楚是转自《重庆晚报》。各家从《钱江晚报》那里扒新闻的媒体不问真假，不去溯源，便称转自《重庆晚报》。更有趣的是《重庆晚报》的官方微博没弄清楚新闻源，也转了这条新闻，称转自《环球时报》，自摆乌龙。”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保证，撕逼也就不稀奇了。
关于信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说明。就像曹林在《评论不该走在新闻前面》一文中说的，粉丝经济让新闻评论、舆论走向了过度解读。
以“大V”自称的公知们在自己的拟态环境中通过揣度、编凑、臆想细节来表达观点变成了新媒体时代很常见的现象。
前几天NBA总决赛刚刚结束，在知乎上有网友提问“如果骑士4-3实现逆转，詹姆斯的历史地位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提问本身建立在假设上，但答者并不在意，因为只要是让读者觉得有理、惊艳的答案都能得到关注和赞同，所以互联网的舆论场中充满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狂欢，为了评论而评论，为了发生而发生，为了撕逼而撕逼，这让看起来非常快捷的信息时代显得远离真相。
信息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知识。
我个人有一个判断，一切公共问题都是学术问题，不能上升到学术讨论的公共问题不是值得撕逼的公共问题。
也就是说，谈论公共问题是需要有该领域足够的知识储备的。否则，不论是哪一方还是和稀泥，不论逻辑多么严密，都不是上得了台面的言论。
拿前段时间的篮球少年VS广场舞大妈事件举例。前央视解说韩乔生在微博上发表言论。
字面意思，这是有点站队广场舞了。但这段话中充满了知识不足和逻辑问题，包括人多优先、尊老爱幼等多个槽点。
后来可能是觉得第一次说的有点问题，又澄清了一次，这次立场变得中立了很多。
但不论是图一还是图二，其中的观点都不应该是一个公众人物应该有的言论。不该这样说，就是因为知识不足。
“大嘴韩乔生”在微博上有1170万粉丝，大V当之无愧。
但我们关注他是因为他是体育解说领域的专家，他对体育规则等的熟悉、经验，而不是城市规划。篮球和广场舞看似是和体育沾边，但其实和他擅长的领域完全没有关系。
领域不相干的公知抛弃知识，执意发声，是对公共事件的不负责任。
最后才是逻辑。
在信息、知识、逻辑的排名中，逻辑是最后一环。在知乎上，弥漫着这样的风气，就是在反驳开始的时候，习惯把被反驳人的言论做一个夸张的演绎，然后配上一句“这是什么逻辑”。
但其实逻辑是公共事件的最后一步，逻辑严密却信息闭塞知识不足的言论，比逻辑漏洞更可怕。
后现代的撕逼指南
2016年的关键词之一是“后真相时代”。
2017年1月初，南方周末撰文《后真相时代：情感太多，事实已经不够用了》批判公众在“罗尔事件”中对真相的忽视，指责人们已经进入一个不在意真相，只在乎观点的时代。
我在之前的一次关于网综《奇葩说》的讨论中，听到一个我非常赞同的评价，说《奇葩说》有点“后观点时代”的意思。
后真相时代人们不在乎真相，后观点时代人们不关心观点的对错，只在乎这种观点能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感情诉求，只在乎这种观点能不能给自己颠覆的快感。
后真相，后观点，也许我们真的进入了后现代。
这里的后现代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不是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口中的“后现代风”。
《社会学的邀请》中简略描述了后现代的特点。
图像化是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点。记得《血战钢锯岭》上映的时候，有些人说太血腥，看着不舒服。真实情况是战争要比电影里残酷许多倍，我们只是习惯了《小兵张嘎》《举起手来》里的“日本鬼子”。
忽视真相，忽视对错，在图像化的拟态环境中陶醉，自我满足。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而且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正确的。
这时候，撕逼已经成了一门技术活儿。
如果总结一下前文，我其实是在说，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成见之中，基于拟态环境而产生观点，甚至真相和观点的正确与否已经不重要，所以撕逼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准确信息、充分的专业知识和相对完整的逻辑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只有那些对推进政策改革，推进学术讨论有贡献的公共问题是值得讨论的，而那些一上来就带着情绪、固执、不理解、无同理心、无同理心的撕逼，不会有任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