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悖论：三个和尚没水吃
让三个人共同负责一件小事，虽然三个人都很努力去做，但是，事情可能没有让一个人单独去做有效率。
一件事如果让一个人做，他会做得很不错，但如果交给三个人，则效率立降，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加。这就是三个人抬水没水吃，还不如轮流由一个人去提水。
共同负责，恰恰就意味着无人负责
西汉刘向编撰的历史故事集《新序》中有一句话：“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让三个人把一只羊牵到草原上，然后命他们看好这只羊，结果怎么样？三个人累得够呛，羊饿得半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没分清责任。共同负责就意味着无人负责，三个人你推我阻，谁也不想具体出力，分工不明，事情就做得丢三落四。到最后你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错。
这个故事跟《三个和尚》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共同负责一件事，人就有推卸责任的心理，心想：反正他们也有份，我得少出点力，让他们多出力。人人偷懒，事情就懈怠了。那还不如指定一个和尚下去扛水，大家还能多少喝到一些水呢！
北宋时，有一次黄河发大水，皇帝派了两名官员共同去治水，结果是越治水患越大，一查才知道，两名官员去了之后，争执不下，都想按自己的方案来，几个月的时间，哥俩光扯皮内讧了，正事一件没办。他把两名官员调回来治罪，另派一人前去治水，坚持按一个方案治理，两个月不到，水患已然平息。
唐朝实行一套严密而有组织性的中央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中央设立三个省，分别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任务。尚书省又下设吏部、礼部、兵部、户部、刑部和工部六个部门，由它们负责具体执行。各个部门只负责分内的工作，分工明确，不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这让我们联想到部门之间的扯皮推诿，根源就是分工不明，责任不清。看上去好像每个部门都有份，其实最后就是各个部门都不想出力，盼着其他部门把事情解决。责任是共同的，可事情谁也不想做。
“人牧一羊”，效率才最高
无论做何事，责任都要细化，每个人都有各自该做的事情，并且考核要到位。从“三人牧一羊”变成“一人牧一羊”，羊能吃饱了，人也不会太累，而且还省了内耗和争斗。将共同的责任变成单个的对应责任，这对企业的管理来说，才是真正的进步。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人牧一羊”，他就没有了偷懒的借口和机会，因为除了他自己，没人会帮他，他也找不到挡箭牌，所以只能完成任务再休息。如果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几个部门纠缠在一起，那就光剩扯皮了，事情就在那儿晒太阳，效率差得惊人。
当然，这并非不鼓励团队合作，而是告诉我们，合作的前提是分工明确，各自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像流水线一样，每人负责一个零件，组装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机器，这正是最佳模式的团队合作。
只有分工明确了，工作效率才会得到提高，如果一群人干同一件事情，就像是一锅粥似的，甚至会意见不合，发生口角，这样事情怎么可能做好？
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心中早已料定曹操会大败而归，为了阻截曹操的后路，他发布了这样的指令：孔明便与玄德、刘琦升帐坐定。他对赵云说：“子龙可带三千军马，渡江径取乌林小路，拣树木芦苇密处埋伏。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从那条路奔走。等他军马过，就半中间放起火来。虽然不杀他尽绝，也杀一半。”
赵云说：“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不知向哪条路来？”孔明解释道：“南郡势迫，曹操不敢往；必来荆州，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赵云领了计就去了。孔明又唤来了张飞，对他布置道：“翼德，你可领三千兵渡江，截断彝陵这条路，去葫芦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彝陵，必望北彝陵去。来日雨过，必然来埋锅造饭。只看烟起，便就山边放起火来。虽然不捉得曹操，翼德这场功料也不小。”然后他又嘱咐糜竺、糜芳、刘封三个人各驾着船只，绕江剿擒败军，夺取器械。三人领计去了。最后，他又对公子刘琦说：“武昌一望之地。最为紧要。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陈于岸口。操一败必有逃来者，就而擒之，却不可轻离城郭。”
诸葛亮善于谋略的地方就在于此，他给每位将领都分派了一个任务，让他们各守其责，这样密不透风的作战计划，自然是百事百利了。若不是关羽心怀忠义，在华容道上放跑了曹操，曹操早已经是诸葛亮的瓮中之鳖了。
然而遗憾的是，很多领导并不懂得这个道理，在做事的时候还是“大锅饭”，奖励的时候却成为了某些“红人”的独角戏。这就在部门内制造了一种不公平和消极不作为的氛围。事实上，今天的社会中很多问题的发生，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三人牧一羊”，既牺牲了效率，也牺牲了公正。
配角是大赢家
一山不容二虎，做好副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好陪衬。否则，无论你多么卖命，也会因为“工作需要”而遭到贬谪或打压。
对于甘当配角的价值，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领悟。当时我和父亲一起去散步，外面的风很大，路边的树被吹得左右摇摆，脸更是被刮得生疼。我就很天真地问父亲：“为什么不把这些树都砍了呢？你看风多大呀！”
父亲一开始让我问得一头雾水：“为什么要把树都砍了？”
我说：“把树砍了不就没有风了吗？”那时，我的思维认为因为树动所以才有风，而不能理解因为有了风树才会动。
父亲哈哈大笑，告诉我说：“如果没有这些树，怎么能让人看到风有多大呢！”
听了父亲的解释，我才觉得，的确很有道理。应用到生活中，这就是陪衬的价值。风吹得很大，可是怎样让人们看到？就是因为有树的存在。同理，著名的“彼得原理”提出了一种“创造性不合格”的论点，就是对陪衬的另类解读。有不合格的人存在，才能体现出“合格的人”是什么样的。
当然，人们的普遍思维是当老大，不想当副手。他们觉得，去做天王老子的跟班，也不如当小山头的老大。无论什么单位，二把手都是最难做的，舒舒服服地伸直了不行，小心翼翼地缩着也没用。一个副职，太能干了，正的就不高兴，因为你功高盖主，威胁到他的地位，他就要想办法整你；太窝囊了，底下的人瞧不起你，背后就会议论你，让你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前途也受影响。
可是，副手的存在，恰恰就是为了给那个正职做好陪衬。副手必不可少，而当你恰巧坐在这个位置时，就要研究如何做好正职的陪衬了。要做得既让你的服务对象高兴，还得适时展现自己的能力，让下边的人佩服，让旁观的人尊重，这就是一门硬功夫了。
一山不容二虎，副职要学会当猫做驴
一座山头只能有一个王，一个部门只能有一只老虎，一块领地也只能有一头雄狮。正职首先将副职视为一种威胁，其次才是自己的助手。一个人如果做了副职领导还想不透这点，拼命表现自我的话，他离被调走就不远了。
所以，你就不得不学学“老二”哲学。在职场上若想长久，在社会中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太过急功近利了，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之策。不论是打江山，还是做官，深谙“老二”哲学的人，永远是最后的赢家。一把手表面上看着很风光，但是他每天操心的事情自然也会很多，而且还生怕别人抢了他的位置，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内心得不到放松，反倒是那些坐第二把交椅的人，识时务，懂得明哲保身，因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享尽一生的荣华富贵。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官员尔虞我诈，都想当王，结果相互拼斗了一辈子，最后谁都没能当上王，反而被那些默默无闻的副职们坐收渔翁之利，“枪打出头鸟”，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副职怎么样才叫作猫呢？有本书叫《芝麻官悟语》，是山西省一位副市长写的，他说副职要“说了动，挡得住，受得下”。说了动，就是一把手安排的工作要雷厉风行地干起来，主动配合不越位，勤奋工作不说累；挡得住，就是独立工作能力强，能为主要领导独当一面；受得下，就是受得下苦，某种程度上讲还要能受得下气。领导骂你要听着，让你背黑锅要忍着，让你蹲着你就不能伸长脖子出风头，因为苦劳是你的，风光是正职的。所以说有时副职是气死的，而不是累死的，此言一点不假。副职如果有牛脾气，就会跟正职顶牛，牛顶牛，死一只。可如果是一副猫脾气，就好办了，面对现实，把不甘心藏在胸中，慢慢努力，暗度陈仓，先让正职满意了，你早晚也能变成正职。
可以是陪衬，但千万不要做花瓶
二把手也是官，是官就要有权威，为自己创造一个晋升的通道。所以，副职也得表现。在做好陪衬的基础上，把才华体现出来。
第一，副职可以事事请示，突出一把手的权威，但要分管一摊，做好自己那一摊，事事都尽心。因为副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既要当好正职的延伸，又要当好下面人的领头人，既要把组织和正职的指示精神传达下去，又要把下面的情况收集上来，用最恰当的方法上报。这就有点轴承的作用，所以，副职即便是轴承，也一定得是一根坚固的轴，承受得起这样的任务和压力。第二，当好正职的嘴和腿，替他传达命令，跑腿干活，也要做好正职的耳朵，对他的错误进行弥补。可以让正职觉得这都是他的功劳，但你一定要让下面的人看到你的成绩，让更上面的领导认可你的努力。
一个合格副职要遵循的三条原则：不争权、不越权、不弃权。
一个合格副职要干好的三种工作：正职想干不好干的，我干；正职该干不愿干的，我干；正职忘记干但必须干的，我干。
看到了吗，做副职确实不容易，但做好副职也有一些管用的窍门。让领导觉得你是一位合作愉快的好下手，还得警惕性很强地防范着别成为他的替罪羊。必要时，你得明哲保身。但大多数时候，你又得绿叶配红花，和领导完美地融为一体，这可是一门大学问，是非得身经百战，才能悟出的真谛啊！
眼睛向上看
人员超编的地方，一定是“肥缺”单位；长期缺员的地方，则往往是没人问津的“清水衙门”。
我常听到人们说一句话：“水往低处流，人要往高处走。”什么是成功？其实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就讲出了成功的含义。我给这句话再加一句补充，就是“眼睛向上看”。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是这个社会的本质。我们的姿态一定要摆低，这是水往低处流，但步伐和方向，却要向上走，眼睛向上看。理想定得高一些，目标朝着更高的地方，攀登的脚步永不停歇。一个人，如果知道了这个道理，懂得了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并且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它，如何寻找高处，并聪明地摆低姿态，那他就必然是一位成功者。
曾国藩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我这个人近乎于‘拙愚’，我很笨，我不如别人。”这样的性格就像水一样，一直流向低处，谦虚谨慎，和气待人。但他实际上是一个颇有心机的强者，他时时懂得为自己“争官”，不管是在朝中，还是丁忧在家，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晋升机会，并且敏锐地去把握机会。
我们每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当然都不会满足于现状，总是想着怎样让自己出人头地，去成为一个最优秀的人，做一个能够得到不断晋升的人。这是社会竞争的动力，也是人们拼命地编织人际关系网的原动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自己在各方面的需求和欲望。要知道，没有任何欲望和需求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晋升的。
所以，人们总是挤向充满机会的地方，而远离那些没有前景的东西。在今天，人们也是想进入发展前景很好、收入很高的公司，唾弃那些工资低和没什么前途的行业、单位。
这个道理，古今都是相通的。古代的书生秀才们寒窗十载，所为何故呢？无非就是名利二字。宋朝皇帝赵恒有首诗就一语道破了古代士子发奋读书的目的：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为什么人人都想着晋升和获取财富呢？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向上攀登，机会越多越好。淡泊名利的人，我们身边确实有，但少之又少。因为这是人性的本质，多数人都战胜不了山顶风景的诱惑。因此，争相上山的人多，轻松下山的人少。
晋升意味着自己人际关系网的扩展
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交际面就越广。人们都想认识你，在你这里得到好处。因此，到处都是朋友，而且你是被动的，对方是主动的。你的家门被来拜访的人踏破，你的手机被人们打爆。不过，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讲到的，交际面的扩大，不代表你交际的层次会提高，也不意味着你会交到更多的朋友，这取决于你的眼光、人格和凝聚力。
晋升对人们来说意味着更大的发展机遇
山上的风景好看，所以人们想上山。站在山上，看得远，见识广，机遇也多。人都是想扩大自己未来前途的，都希望可以充分地施展、表现和被人重视，所以才追求向上走、向上看，而不是平淡无为、甘居人后。
同时，晋升一次或者事业向上一步，就等于受到了一次社会的承认和接受，也表明了现实世界对于自己的一次肯定，对自信心是很大的增强。不过，向上走、晋升、事业的拓展这些积极的心态和举动，尽管可取，却并不表明我们就可以不择手段、削尖脑袋地向上挤。我们只有遵守规则，正大光明地赢，才能赢得别人尊敬，让人无可争议。
“自己人”才有执行力
新上司总要培养自己人，这样他才放心。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坐到这个位置上，所做的事情都是如此。
这在职场中简直是人人默认的“明规则”了。旧的领导走了人，新的上司走马上任，手下却是一帮“前朝臣子”，无论做事原则还是思维方式全都是前一任的做派，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上任的领导是绝对不会放之任之的。因为新领导一上任，首先要知晓下面的情况，其次要巩固自己的势力，必定要先丰满自己的羽翼，提拔和任用“自己人”，而跟自己相对立的“前朝”的重要角色则会一个个遭到排挤，被踢出这个新联盟的圈子。
新领导总要培养自己的人，因为自己人才听话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在所有的大企业，领导人一旦发生调动，就预示着属下的日子不太平了，它带来的影响是谁也无法左右的，即使是领导人也很难控制这种局面，每个人都在遵守着这样的规则，没有人能够避免。
“底下人”的去留升降，完全取决于他之前追随的领导对象。
北宋的神宗皇帝即位，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立即遭到了保守党的坚决反对。但当时王安石担任宰相，掌握朝政大权，听到有不同的声音反对自己，就雷厉风行地排挤打压保守党。
于是，守旧派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因为竭力反对变法，请求离京外任；宋朝元老范缜被迫“致仕”，也就是告老还乡了；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到河中府做知府；御史中丞吕诲因辱骂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被贬到邓州，守旧势力几乎被新党排挤殆尽。
元丰八年，宋哲宗登基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将司马光召回京城，辅佐国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将新党尽数罢黜，新法也一律废除，之前被打压的旧党又粉墨登场了。
这种戏剧性的一幕正是职场现象最直观的展示。职场游戏，或者说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轮流坐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换掉的不仅是领头人，还有跟在后面的喽啰们。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公司和国家，都无法逃脱这个规律的主宰。
许多事都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一个利益集团的领导忽然时运当头，受到提拔和重用了，他的手下们也跟着沾光，而一旦仕途不顺，自己的部属也会跟着倒台。
一旦发生职位调动，将会是一场暗潮的席涌
新领导的职位发生变动，必然引起一场激烈的暗斗。一个利益集团中本来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如果在一场权益斗争中失败，而之前遭他排挤打压的势力又死灰复燃、乘机而起，那么这个领导者会面临相当严峻的威胁和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官场争斗和今天的社会利益的争夺、办公室利益的大战都是一样的。新势力势必会遭到旧势力的阻碍和反击。如果皇帝能认可这种新势力的存在，他就会支持和鼓励它的发展，但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支持的在位者不在其位了，这股新势力失去了凭依，背后的靠山没有了，那么原来的旧势力就会疯狂反扑。
如果这股新势力地位没有得到巩固，力量也没有壮大到足以跟旧势力相抗衡的状态，那么这股新势力很可能被旧势力扼杀在摇篮之中。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前后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但是变法万分艰难。先是与旧贵族甘龙和杜挚进行了一场辩论，商鞅背后有秦孝公撑腰，最终赢得了这场辩论的胜利。他颁行法令不久，太子就正好撞在了枪眼上，触犯了他制定的法律。商鞅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虽然没有对太子施以刑罚，但他认为，作为太子的授业恩师公子虔和公孙贾难辞其咎，《三字经》里说了：教不严，师之惰。没有将学生教育好，是老师的懒惰造成的，于是将此二人进行了惩罚。
后来太傅公子虔又犯了法，商鞅又将他鼻子割了去，改革措施雷厉风行。商鞅担任秦国宰相10年，招惹了无数的皇亲国戚的埋怨和仇视。不久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即位了。公子虔早就对他怒恨已久，孝公这一蹬腿，商鞅的靠山没有了，而自己的靠山出现了，以他为首的旧贵族开始对他发动反击了。
于是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谋反，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到边境，马上就要离开秦国了，他想住旅店，可是按照他制定的法律，他住旅店必须要有凭证才行，偏偏他自己没有带。后来总算逃到魏国去了，魏国人却恨他，因为秦国变得强大了以后，就经常侵犯魏国，于是魏国将商鞅又送回了秦国，秦惠王最终将他五马分尸了。
你看，即便是商鞅这样的历史上的强力人物，也无法摆脱这种现象对于他个人命运的主宰。他在主持变法时，大量更换和任用了听话能干的自己人，才取得了成功。而在新王登基、时势变化时，他也成了这一规则的牺牲者。因为新的秦王也需要自己人，也要进行人事变动，这时的商鞅就成了之前他搬掉的那种绊脚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