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鸦片战争前的中西邦交
在十九世纪之前，中国与外族有过联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诸如匈奴、鲜卑、倭寇，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但也不过是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把政权暂时夺过去而已。然而在那个时期，中国人并不认识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也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文明，所以在十九世纪之前，中西之间是没有邦交的，西洋没有派驻华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
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不便，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块需要三个月，因此商业往来不频繁。在加之当时中国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模式，用不着任何西洋出品。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缘故，那就是中国人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若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这就造成了当时的西方国家很难与清政府建立邦交关系。由于清政府对外国的这种态度，当时的政客分为剿夷与抚夷两大派别。
当时的英国很想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也曾派遣使节来华，但是朝廷并无诚意接见，这让英国明白与中国和平交涉道路行不通，中英和平交涉之路由此告终。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二、清政府抵制英国商人的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之前，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外国与中国的商业往来不频繁，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
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装载鸦片的货箱开始陆续被贩卖进中国，到了道光年间，鸦片输入尤为严重，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就增加到了三万箱，价值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大量白银流出，换来的却是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这是国计民生的大患。
道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地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同黄爵滋的主张，并提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遂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办烟禁。林则徐是典型的剿夷派，不与英国人和谈。在广东，林则徐经过周密的考虑和布局后，就开始查禁鸦片，英国商人不肯上交鸦片，林则徐就设法将英国在华倾销鸦片的商人“软禁”起来，英国商人不得不妥协，之后总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的鸦片，再后来就有了众所周知的虎门销烟。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得知此事之后，就派遣全权代表懿律率领海陆军队来华，这时的英国外相是巴麦尊，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不但索鸦片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但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兵占领并无军备的定海，随即定海失守。
三、抚夷派初露头角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朝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上下手忙脚乱。上面要调兵，下面要请饷，道光最怕花钱，于是对林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功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利炮远在中国之上。如若发生正面冲突，我方必有极大损失。“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认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害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拖延时日。英国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手以后，琦善与英方订立条约，赔款六百万元，割让香港岛，以后给予英国平等待遇。但是道光帝不答应，骂琦善执迷不悟，革职索拿，家产查封入宫，同时派大量军队赴粤剿办。英国政府再次派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
清政府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做汉奸，有些为极寒所迫，投入英军做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办法，不能再武力抵抗，于是接受英国要求，签订《南京条约》。
四、不平等条约的开始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定细则。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一下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接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国内以琦善为代表的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的是军机大臣穆善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我们与英国签订这种不平等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力，我们又怎样对付呢？
中英签订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打仗，所以他们就决定给美国、法国同等的待遇。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五、剿夷派又抬头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民愤难平，在广州地区，英国商人和中国平民冲突不断。当时的抚夷派代表耆英为了避免冲突，一再让步。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哪可以压迫国民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于是道光帝调他入京，任徐广缙为两广总督，当时的广东巡抚叶名琛更为强势。他们两个作为剿夷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组织民众，不与英人交易的主张。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名保存条约权力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二人以此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
六、剿夷派的彻底崩溃
1850年，道光帝去世，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头更大。不久，林则徐去世，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了，在广东负责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轻视敌人，自然不肯退让。
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中方这边不答应，一再推脱，英国与法国就找了个借口，联合起来与我们算账。
咸丰七年，英法联军攻战广东，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名琛被押送到印度。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攻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之签订了《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
清政府对于《天津条约》里的内容，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要取消《天津条约》，但未能达到目的。另一面，清廷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严密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为认真。英法军队到达大沽口预备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时，遭到僧格林沁部队的攻击，英法的船只无法抵抗，只有宣告失败。
咸丰十年，英法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口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抵挡，天津失守，英法军队进而直向北京推进。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后来却逃避热河，派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奕䜣在元首逃难，京都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最初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局势看清了，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条约签订以后，英法方才退军。
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了。这种关系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民族振作与否。若要时代前进，就不能留恋那一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应大胆向前，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