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那棵枇杷树是父亲哪年栽下的。
我只清楚屋前屋后的香椿树卖掉后，父母在东南拐角开出了一块小菜园。那年他们都快八十了，终于被岁月从村外的庄稼地里慢慢赶回村庄，开始收拾着自己的家，收拾自己周围的事。也在收捡着自己的余生。
记得菜园，是每年开春出门，父母必准备大包小袋面粉，还有坛坛罐罐的咸菜、豆类给我带走。它们产自于这些边角地，还有后面的渠埂沿边。都是父母平常一把一把，一颗一颗，一粒一粒收藏聚拢起来的。我还知道，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他们也把对外出孩子的担心、期盼也都收纳在比坛罐小得多的心底，只待一年一度的释放。
那些年老家没几户人家栽果树。乡下人实在，屋基上的什么楝树、梓树、桦树的都盼着快点长大。做行条，打家俱，添条凳子什么的方便。果树除了解解嘴馋，没什么用途，也就没人特意去栽。就像养口猪，明知不赚钱但聚了肥料，没浪费泔水。所以父亲栽什么树我也压根就没往果树上想。还有一个原因，每年回家都在冬季，住上十天半月的虽说就到了春天，但满目仍旧是冬天的景致。季节不说谎，火红的春联捂不热冰凉的日子。那时的乡村就是一幅陈旧多年的黑白照，即便有暖暖的阳光映衬，也不过是照片发黄的颜色。我们等不及柳条爆芽，等不及油菜花开，等不及桃树枝头红蕾绽放。匆匆弃村而去。
外出的心情总是怪怪的，说不清道不明，脚步自然变得沉重，像被什么拖拽住。而最沉重的一次返程是父亲得病头年的正月，还没出元宵。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短得好像只是在村子里兜了一个圈子。我的车子是顺着不宽的小路倒进场地的，倒进去是方便装父母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将后备厢塞满后就和他们告别了，一别就是一年。车子顺着来时的路慢慢开出，我忽然就看到父亲出现在倒车镜里，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平举在胸前，来回缓缓摆动；似在说无声的再见。我再细看，父亲混沌的眼眸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泪光，几乎干瘪的腮帮不停地抽搐。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楚涌向我的鼻端，面前的枯色立刻变得迷迷茫茫。
车子开得极慢，像承载着难以喘气的压力。那棵枇杷树就在场地旁，从我身边悄然滑过，我实在无暇用另一只眼去光顾一棵默默无闻的小树。我不知道那棵枇杷树是哪一年挂果的，不知道父亲尝过没有？他去世后的第二年五月十二，那天也是母亲节。我和几位同学在铜陵的太阳岛聚餐过后，第一次迎着五月的夕阳回到村庄。
母亲根本没想到我在这个时候回家，她抱着的一梱柴把子准备进锅屋，乍一看到我的车子进来，由于诧异掉了好几把柴禾，接着便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她不知道母亲节，父亲节这些时髦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冬至，不提她也忘不了。
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了枇杷树。它静静地立在我的车边，我一迈腿一抬头，就见到宽大肥厚的叶间、泛着点点嫩黄，尽管没闻到它特有的味道，但我相信，随便拽一支五月的麦芒轻轻一挑，浓浓的蜜汁就会汩汩流出。
那次返程，临走时母亲将一马甲袋枇杷果放到副驾驶的位置上，说是带给她孙子孙女说的。看到每颗果子保留一截差不多长、剪得整齐的黑梗，我便问她是怎么摘的？母亲八十三了，以她的个头够不着啊！以她的身板也爬不上树啊！母亲笑笑说，她从家里搬出了吃饭的小桌子，再搬出椅子爬上去，用剪刀剪下来的，这样能多存放几天。我便责怪她，要是摔下来怎么办？母亲像个孩子似地笑笑，我一点也没觉得怕呢，有长梗保留的时间长一些。
望着这一袋枇杷果，我的目光投向窗外，在五月白花花的阳光里，没有了黄橙橙枇杷果的树已溶入到村庄葳蕤的树木中，看上去已没有什么两样。
我再看看侧面的倒车镜，里面的房子、门框依旧清晰，只是大红的油漆颜色已变深沉。不见了靠在门框边让我泪涌的身影，我凝视了片刻，好想哪怕有个幻影出现啊！
后来。过年回家，我便留意起这棵枇杷树，在满目枯色的冬季，唯有它依旧葱绿，枝头叶间开满了白色的小花，薄如雪片，一团团，互相拥挤在一起。我便觉得难怪枇杷果的味道有点酸味，那应该冬日风霜的浸透的味道。
在他乡，我从没买过一粒枇杷果。我怕传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