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建川博物馆聚落

      建川博物馆馆长叫樊建川，这个名字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前几年有一张网红照片：一个辞职下海的常务副市长，赤脚坐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地上。这张照片走红网络，主人公就是樊建川，现在也是四川省人大代表。樊建川曾说：“从1999年到现在，已陆续建了56座博物馆，目前还有多座博物馆在建。到时要把建川博物馆建成全世界最大、最好的民间博物馆，捐给国家。”

      樊建川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1979年9月，22岁的樊建川考入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到重庆三医大任教，1987年转业到宜宾地委政策研究室。在地方，樊建川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于1991年升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就在外人看来这位34岁的副市长正要“平步青云”时，樊建川做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辞职“下海”。

      经过几年辛苦打拼，做房地产、酒店等等，樊建川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从小热爱收藏，当年从副市长岗位辞职也是为了收藏。因为工作地点在宜宾，扩大收藏受到地域限制。另外公务员的收入也无法支撑这个爱好，所以就‘下海’了。”樊建川解释道。

      樊建川需要一块占地五百亩的区域，他走访了许多城市，许多人担心他借着建博物馆的由头搞房地产开发不敢批这么大的地。后来机缘巧合下，成都建川博物馆落户大邑县的安仁镇。

        为完成收藏梦，樊建川进行了人生中又一次角色转换：从民营企业家成为博物馆馆长。自此，樊建川以“馆主”“馆奴”自居， 

        一个爱收藏，有军人情结的企业家不为名利，掏空自己建起这一座座了不起的博物馆。后来和那段岁月，那些展品有关的人们纷纷支持他，博物馆藏品质量便越来越高。

        1937年30万川军出川抗战，一位叫王建堂的学生投笔从戎，离别之际，老父送给儿子一面“死”字旗。旗中央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左边是：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边是：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这面“死”字旗，就陈列在川军抗战馆。

      在一次新四军文物展展出期间，一位90多岁的老兵亲赴现场。见到樊建川后，老兵表示要把一发抗日战争时期的“三八大盖”步枪子弹交给樊建川。樊建川喜出望外，连忙询问子弹现在何处。“子弹还在我的大腿里，如果你要，我就动手术把子弹取出来送给你。”老兵如是说。后来，这位老兵动了手术，把这发意义非同寻常的子弹赠送给建川博物馆。时至今日，这件事仍让樊建川难以忘怀。

      在樊建川看来，收集文物是传承民族文化、保存民族共同记忆的一种方式。樊建川的建馆初衷：“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樊建川表示，以博物馆的形式，把优秀的东西、经验以及教训传承下去，是博物馆对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樊建川说，运营一个博物馆不容易，除了买藏品的巨大投入，还有几百名员工的工资和社保，其次是水电费、维修费、维护费等，每年都上千万，“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困难中坚持。”樊建川放慢了语速，他说自己前期想办法主要是卖资产，卖房产，卖加油站、卖铺面、卖酒店……现在可以卖的东西越来越少了，但是建川博物馆的品牌出来了，“我们现在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化旅游品牌吸引大家来参观。”

    樊建川说，我就是做了一件守护民族记忆的事，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记忆，要有自己的文化沉淀，博物馆就是最好的民族记忆，这个场所也是最好的文化沉淀，

    樊建川计划干到75岁就退休，“虽然有些不甘心，但毕竟人的生命和创造力就那么大。”樊建川说，自己早在2007年就写了法律文书，妻子签了字，律师也公证了，这个博物馆，这几百亩地，所有文物，包括产权、大炮、飞机、炮弹，包括几百件国家一级文物，到时候全部捐献给国家。

2.刘氏庄园

      中国近代名地主中，刘文彩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

      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 十三岁冒充十六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后来保送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三年，刘文辉就当了川军团长。风华正茂，壮志凌云的刘文辉决心统一四川，制定了三个规划：一是广开门路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队伍。但是需要钱。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他的哥哥刘文彩从商多年，而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在弟弟刘文辉的提携下，刘文彩走出市井，与刘文辉并肩而舞。刘文彩运用各种手段，联合各种力量，建立自己的班底。无论文还是武，无论商还是政，也无论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刘文彩也许没有宣传口径里那么残暴，但他官商一体如烟土贸易，黑白两道通吃等行径，贻害百姓的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百罪图》、《收租院》所描述的，但是他晚年又投钱修建文彩中学，五个妻妾，哪怕感情破裂，生活拮据，没有一个人揭发刘文彩换皇粮。

      1959年只要开批斗大会，五姨太王玉清召之即来，来之能“跪”，一跪要跪上一天。直到1980年才摘掉地主帽子。即便如此，王玉清也没有揭发过刘文彩。反而在晚年说，这辈子除了父母，就是刘文彩对她最好。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她，你觉得你跟刘文彩生活这12年幸福吗？王玉清想都没想说，“咋个不幸福嘛！”

      所有的文章、戏剧都有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后人如何评价，刘文彩并不关心，也许，他想做的只是自己精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