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晓雨
姥爷走之前，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再回一趟山西。
2003年的春天被SARS搅得人心惶惶，学校提前放了假，不记得放了多久，总之巷子口的小部门一直都没有再怎么进新零食。常买的无花果断了货。脱下校服换上孝服之前，屋子里陆续来了很多亲戚，闹哄哄的，姥爷睡在里屋的炕上，旁边摆放着的都是已经洗干净的、各式稀罕的水果。
那两个又大又黄的家伙，馋的我睡不着。
无聊的时候，我就跑到院子里玩儿“毛笔字”游戏，将废弃的针管注满水，用力在正房前的水泥台阶上射出『芒果』两个字。偶尔被我妈看到，会被拉到门洞里数落一顿，大意是：姥爷生病了，大家都很着急，你这个打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外甥怎么能看起来心情很好？快，别玩儿了，去陪陪姥爷。
其实我知道老爷生病了。食道癌，吃东西咽不下去，从麻将摊上退下来的姥爷看起来消瘦了不少。但不谙世事的我完全理解不到食道癌和感冒有什么根本区别，我一直以为，过那么一段时间，姥爷会好起来的。虽然不知道是多长时间。
不那么孝顺的说，当时我的关注点，是那两个芒果。
来来回回的从里屋走到堂前，从堂前跑回里屋，沉重肃穆的氛围里大概只有我不以为然的欢乐着。我从小在姥姥家长大，姥姥为人古怪，姥爷性格温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买给我。因为年纪太小，上学的时候得有家长接送，姥爷每天早上都会在六点十分准时牵着我的手去学校，回来路过时，点二两烧卖，馆子里的暖气都还没烘高温度。久而久之，那家饭店的人都认识了姥爷，每每见他，都会打趣道，“送完小外甥，二两对不对？”
多年后，姥姥提起这些桥段，总是忍不住嗔出声。仿佛那个戴着黑色双耳戎帽的男子，玄英之日，推开门，还会坐下来点二两羊肉馅儿的烧卖。
姥爷姓赵，原不是内蒙古本地人。
幼年时跟随商贩父亲，从山西大同沿途倒卖些小玩意一路驾着牛车，到了如今的四子王旗。具体过程在经年之后很难再具体描述出，我给姥姥打电话，电话那段的她也是迷迷糊糊的自说自话，没什么系统逻辑，我想差不多就类似电视里经常演的『走西口』。姥爷是同辈里最小的，上面还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其他人来到内蒙后都从了商，做买卖，只有姥爷喜欢摇头晃脑诵诗写字，最后当了教书先生。
旧社会里的教书先生，社会地位没那么高。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穷老师，饿学生”，讲述的就是老师这个行当在外人眼里的穷酸劲儿。姥姥嫁给她，多多少少有些不甘心，总是逢人就絮叨她这些年来是如何如何的不容易。
但在我们后辈眼里，总是姥姥得理不饶人更多些。
过了些年，姥爷的兄弟姊妹们陆续又从内蒙古返回了山西定居。而那时的姥爷，已经和姥姥结婚，有了第一个孩子，工作稳定，生活愠乐，内蒙麻将码三沓的牌也打习惯了，索性决定彻底留在内蒙古。印象里，菊花茶是姥爷的最爱，他常去的那家麻将馆就在旁边的黑廊子（宽窄小巷）东边拐角处。有时候手里头没有零花钱了，我会跑到麻将馆里，给姥爷加油打气。这样，他赢来的钱就都归我了。
我小时候看的书，都是姥爷留下来的，有本红皮子的对联书常年放在枕头边。里面工整的对仗读起来朗朗上口。可惜我的字太难看，用姥爷的话说，就像是“蚂蚁牛牛在爬”。
除夕前，附近人家都会人拿来空白的对联，让姥爷提上毛笔字。
平日里话不多的他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提起自己的童年，在山西，他们爱吃莜面、泡泡油炸糕、还有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揪片子”。蜜枣什么的平日里是吃不到的，糖果，一分钱可以买好几块，哥哥姐姐们会故意让给他，他和我一样，什么都不懂，拿过来塞到嘴里就吃了。
到底是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亲人们都回山西之后，联系变得很微弱。写信的次数并不频繁，多是日子空白处，姥爷插科打诨时才会想起来提笔行书。
故乡不远，但怎么都回不去。
一个人，一旦建立自己独立的家庭之后，脱离过往，身处远方，故人与亲情就变成了岁月刻度尺上带有余温的符号。这种断层，不是因为空间，而是源自生命本来的更迭传承。
有些东西会在历史进程中自动知进退。跟家里的针线团一样，扔在储蓄柜里，平日里不声不响派不上什么用场，关键时候拿出来缝缝补补，还是身好衣裳。
两个大芒果最终还是进了我的肚子。在一个阳光晴朗的日子里，姥爷难得下了炕，此前，他已经虚弱到三个月没有离开过被窝，吃喝拉撒都是在炕上，夜里翻身子得让人帮忙。他看见我趴在门缝后眼睛直勾勾盯着那芒果，笑了笑，冲我挥挥手，自己慢悠悠瞪下了炕，走过来递给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吃芒果。端着两个沉甸甸的果子，我无从下手，只好呆呆的问：“姥爷，这咋吃？”
姥爷笑了笑，身子大概太虚了，就着旁边的沙发身子就塌陷了进去。动作踉跄的声响太大，令我害怕。我开始意识到，姥爷和过去真的不一样了，慌忙之中大声喊外屋的舅舅姨姨们快来搀扶。
两天之后，姥爷还是去了。芒果我也没有吃。
走之前，他含糊不清的说着什么，整个人已经神志不清，有时说山西，有时叫三姨，有时紧紧拽着旁边女儿的手，有时四处张望，不知道在看什么，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直到很久之后，有次生病，我夜里爬起来去洗手间呕吐，吐着吐着就哭了，脆弱的眼神不小心投射到镜子里才令我惊觉，原来，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都有着相似而精细的渴望。
那个时刻，我突然就理解姥爷最后的眼神了，他大概是在人群中寻找，有没有自己的“亲人”吧。头七之前，他的几个侄子侄女都有来吊唁，但是他的哥哥姐姐们并没有。有的年纪太大，腿脚不好，终年病痛缠身，早就经不起舟车劳顿的折腾了。有的几年前，已经仙逝。
余生尾处，送他走的都是后人，再无故人。
山西于他，早已是前尘往事。长大后，我曾经在机缘巧合下去过几次山西，在太原的柳巷逛过街，在吕梁尝到好喝的沙棘汁和正宗的碗托，朋友结婚，我还去过一个小县城，叫石楼，发展缓慢，仍旧保留着久违的年代感。
今年跨年前，突然有天梦到姥爷的脸，大梦已别十余年。
醒来后就冒出要去山西的想法。并不是什么好时节。整个华北都被雾霾笼罩，等我踏上平遥的土地就有点后悔，空气太浑浊了，夹杂着一股说不出的气味钻进鼻子里，令人头脑发昏。
提前在网上订的客栈取暖措施不够好，是平房，没有地暖，空调开足了仍暖不了身子，头一晚几乎是哆哆嗦嗦睡着的。夜里醒来好几次，很安静，反而觉得不真实。
在平遥那几天，我和好友几乎不说普通话。
就拿我们当地的方言进行交谈，引来出租车司机的侧目，大约是看我们背着相机应该是游客。但言语间，多多少少有些山西口音，这是地域原因，内蒙古中部地区和晋北的发音吐字几乎没太大差别。
离开前那晚，有个年轻小伙子问我，你是山西人吗？
我下意识摇摇头。
又很快点点头，用力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