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诞辰过后十三天（十月十一日）是宗圣曾子的二千四百八十二年诞辰纪念，此后一个月内，又是 国父和 蒋总统的诞辰纪念，这一个半月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时期。
孔子为万世道统之宗，其伟大思想是人类生存的原理。据史记所载，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居齐，而曾子作《大学》，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皆弘扬孔子学说；其后复得孟子而发扬光大之，遂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亦奠定了民族文化的基础，而成为数千年来中华文化的道统。所谓道统者，就是将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人类生存原理流传下来，为后代子孙所遵守；只要中华民族不断要求生存，则中华文化亦能永久生存。中华民族珍视此一道统，代代相传，故政统可断，而道统不断。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经过了不知多少次数的内忧外患，可是每次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重建新秩序的人大多是确信孔孟学说的儒者。而且历代皆有大儒，努力弘扬孔孟之道，而有功于中华文化的流传。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庸缕述，本文只要说明宗圣曾子对于弘扬圣学的重要贡献。
（一）得道统之正脉
清世宗为褒扬孔门圣哲，于雍正十二年作《四贤赞》，所谓四贤，就是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医生孟子，他们皆陪祀孔庙，在孔庙从祀的先贤先儒之上，地位最高。《四贤赞》的序文中说：
“孔子弟子三千，其贤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家语各为纪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后世。而能契夫子之心传，得道统之正脉者，则惟颜、曾、思、孟四人。颜子得克己复礼之说，曾子与闻一贯之传，……子思师事曾子，发明中庸之道，而归其功于为己谨独；孟子当战国横流之时，私淑子思，距杨墨，闲圣道，而养气之论为前圣所未发。昌黎韩子以为其功不在禹下。……孔子之道，赖颜、曾、思、孟而传。……”
这里所述道统的传授，甚为简明而扼要，不过就中复圣颜子去世太早，虽得克己复礼之说，而无所发挥，也没有弟子为之传授下来，所以对于弘扬圣道的贡献，不能与宗圣曾子相比。曾子不但“与闻一贯之道”，而其弟子子思又阐明中庸之道，弄得弟子孟子又阐发性善养气之论，所以真正“能契夫子之心传，得道统之正脉”者，实在只是宗圣曾子一人。清世宗《宗圣赞》的措辞，亦颇为得要，录之如左：
“宣圣辙环，在陈兴叹。孰是中行，授兹一贯。曾子孜孜，惟圣依归。唯而不疑，以鲁得之。会友辅仁，任重道远。十传释经，超商轶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风。渊源益粹，笃实舂容。临深履薄，得正以终。三千虽多，独得其宗。”
孔子曾谓“参也鲁”，想不到这位鲁钝淳朴的学生，却得到道统的正脉，而成为贡献最大、影响最远的人。
（二）早悟一贯之道
《论语》的五百章中，有关曾子的立德之言只有十四章，《里仁》篇中所记的最为重要：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之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何以就是一贯之道？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谓：“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论语·雍也》篇：“夫仁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是说忠恕就是仁，也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孔子之学，可以说就是仁学，处处都是以仁为本。而仁是为人处世之本，表现于行为上便是忠恕，所以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对此一解释，十分简要，他实在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人，有实学而不自矜。他的为学有如颜渊，他曾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曾从事于斯矣。”这里所谓“吾友”，注家都说是指颜子，他说颜子曾如此，实在曾子自己也已做到。他每日三省其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而且知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的为学如此谦虚勤奋，所以他从学孔子不过十年，而心得最多。
孔子弟子见于《论语》的凡三十二人，大半是鲁国人，其从学时间可分为先后两批，如颜渊、子路、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公西华、宰我、原宪等是先从学的；如子游、子夏、曾子、有子、子张、樊迟、澹台灭明、宓子贱等都是后从学的。曾子在孔门弟子中年纪最轻，《史记》及《孔子家语》都说他比孔子少四十六岁，当他十六岁时，孔子在楚，他的父亲曾点叫他到楚国去从孔子求学。依此推算，孔子去世时，曾子还是二十七岁的青年。所以曾子与闻一贯之道时，是在二十七岁以前，居然“唯而不疑”，可见他早已领悟忠恕一贯之道。所以清康熙皇帝的《宗圣曾子赞》，亦谓“洙泗之传，鲁以得之。一贯曰唯，圣学在兹。”
（三）大孝之典型
孔子提倡孝道，门弟子中多有孝行，如闵子骞、子路、曾子最为知名。而曾子对于孝道的贡献尤多，后世多以曾子为大孝的典型。宋高宗赞曾子，便专指孝道而言，赞曰：“大孝要道，用训群生。以纲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师，答问成经。事亲之实，代为仪型。”清康熙的曾子赞亦谓：“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统绪，修明训辞。”
《史记》传曾子，谓“孔子以为能通孝者道，故授之业，作孝经。”经典释文因亦谓“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亲之法。”《孝经》是否为曾子所作，宋儒颇多怀疑，不过古籍中记述曾子的孝行颇多，不但能实践，而且有许多理论流传下来。清庞钟璐所撰《文庙祀典考》（近由中国礼乐学会重为影印），中有圣门考略，对曾子的生平及孝行考述颇详，可供参考。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次孝不辱，其下能养。”又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吕览）曾子所说，并非托之空言，皆能见诸事实，所以当时子贡称赞曾子说：“满而不盈，实而能虚，过之能不及，先王难之。博无不学，其貌恭，其德敦，其言于人也，无所不信。其骄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寿，是曾参之行也。”孔子亦说：“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参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称之。”（家语）
我认为中华文化所以能一脉相承而不中断，亦由孝道为之维系，中华民族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亦由于实行孝道的结果，在拙著《人理学研究》及《四书道贯》中各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可见宗圣弟子的孝道不但是孝道的典型，实在是治国平天下之本，故《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凡为天下治国家，比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
（四）《大学》之作者
曾子事孔子十年，孔子授以《大学》，故程子谓“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谓“其经一章，乃曾子述孔子之言。其传十章，则曾子阐经而门人记之。”朱子因此作《大学章句》，世人传诵至今，因此历来都说《大学》是曾子所作。此书原为《大戴记》中的一篇，汉唐的经师大儒都未了解其意义，未尝重视，至程朱始为章句，以与《论语》、《中庸》、《孟子》合并《四书》，《四书》是自宋末以来七百余年间最重要的书籍。
关于《大学》一书的内容和价值， 国父最先认为《大学》是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 蒋总统继而精深研究，于是现代学者才知注意。
蒋总统认为《大学》的三纲八目，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书中包含着许多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而其传文第十章则是阐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则。所以， 蒋总统希望中国人多能深明大学之道，他曾说：“不断的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深切的道理。”可见《大学》一书的价值，在中华文化中是何等重要。
曾子认为治国平天下的要道，在于财利之如何处理，以作君子小人的辨别。他尊奉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提出一个“契矩之道”，其意在于公天下的好恶。财利是天下所同好的，公其利以利天下的是君子，私其利以害天下的便是小人。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在于得众得民心，所以说：“道得众则得国，失民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一个国家的兴亡得失之道，如此而已。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为民兴利除害，所以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这“以义为利”的治平原则，实在是颠扑不破，万古可用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仁必能胜暴”。
其实，曾子的著述不仅《大学》一书，此外，曾子问冠昏丧祭吉凶变礼，孔子并详告之，其语经曾子记述，《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今存于《大戴记》中的，仅有立事至天圆十篇，王应麟谓是“曾子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述立身行孝之要，天地万物之理。”
又，《论语》一书，一般人都认为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的记录，可是唐柳宗元作《论语辩》，认为是曾子的弟子所记，他说：“如子弟子会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此一说法，更可增益曾子对于弘扬圣学的贡献。
（五）历代之尊崇
曾子既得孔子之道的正传，专心讲学，以弘圣道，当时各国诸侯都很尊重他，齐国和楚国都要聘请他做大官，他都没有答应。《孔子家语》说，“齐尝聘欲以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禄，则忧人之事，故吾不能远亲而为人役。”《韩诗外传》中亦说曾子事亲甚孝，不愿远离：“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其实曾子是很有抱负的，他曾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与？”（论语泰伯篇）可是那时正是战国初期，诸侯力征，比之春秋时代的政治更为混乱。曾子年轻时代随从孔子周游列国，看到孔子的栖栖遑遑，席不暇暖，而忧圣道不行，所以他早已无心用世，所谓不欲远离其亲，亦不过托辞而已。
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对策，尊奉孔子，抑黜百家，至唐高宗显庆二年（西元六五七），从长孙无忌等的建议，始定孔子为先圣，总章元年（西元六六八），皇太子释奠于国学，赠颜回为太子少师，曾参为太子少保，这是追赠孔门弟子之始，而以曾子配享亦始于此。玄宗开元八年（西元七二〇），诏颜子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于十哲之次。这可知其时儒家尚仅知尊重曾子的孝道，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尚在十哲之次。
此后直至宋度宗咸淳三年（西元一二六七），始以颜渊、曾参、孔伋、孟轲配享，并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这是因为孟子先于宋神宗元丰六年（西元一〇八四）配享，至孝宗淳熙三年（西元一一七六），洪迈谓“孟子配食，与颜子并，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皆在其下，于礼仪实为未安，乞改正。”而且其时去朱子之卒，亦已六十余年，《大学章句》及《中庸章句》均已行世，所以一般学者对曾子、子思的思想较多认识。
其后至元文宗至顺元年（西元一三三〇），加封颜子兖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四配复圣、宗圣、述圣、亚圣之号定于此。明世宗嘉靖九年（西元一五三〇），由于大学生张璁的建议，礼部会诸臣议：“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不复称公……。”嘉靖十八年（西元一五三九），授曾子六十代孙质粹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
这些都是历代对曾子的尊崇，其实曾子并不会重视这些虚名，他是以弘扬圣学为己任，所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由此数语，可知曾子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其对于历代儒家的启示，更有深远的意义，我尤其希望全国学者及一般青年三复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