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法国诺曼贵族的后裔，父亲死于大革命，母亲因热月政变得以幸存。在学业和思想上深受自由主义的贡斯当和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的晚年之作，篇幅不长，但若细读便能发现其中巨大的信息量和思想的深邃，其中每个独立篇章放到今天实际上都能是一本单独的论著。与黑格尔的长篇大论相比，托克维尔短小精悍却饱富激情的文风反映的是思想的清晰。此外，两者的预言也常常被人们说道。黑格尔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德意志，而托克维尔则认为必有一天，美、俄将位居未来的世界两极，只不过一者是平等且有自由（劳动者之犁），另一者是在奴役中获得平等（士兵之剑）。

托克维尔除了在政治思想或政治哲学方面卓有贡献，其更为现代政治科学家们所称道的是他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皆能在托克维尔处找到踪迹。托克维尔想要创建的“新政治科学”，在当今已大获成功，成为政治学的主流，各种研究皆能引证托克维尔为自己的论著增加分量。在诸多古典气质的思想家那里，托克维尔的“科学气质”让他吸引了诸多社会科学家的拥趸。这批社会科学家抽离出他的诸多研究结论，构建了自己的制度崩溃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相对期望理论等等不一而足。大革命之前农民条件的改善反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这一结论，成为了社会科学引以为豪的经典贡献和社会科学科普必备。

当代学人群体若自觉的将自己的视阈缩窄，只探寻托克维尔中那些我们自以为“科学”的东西，那么无疑我们会遗漏更多的内容，进而遗漏旨在求知的真正科学，从而遭世人耻笑。我们需要理解，如此注重“民情”（mores）的学者，却无意于在民情和宗教、教育中构建联系，他为何在此停下脚步？是因为他还不够“科学”吗？步履匆匆的当代学者没有任何顾虑，他们在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与权威政治之间建构起直接的联系，一通科学实证的操作，快速得出结论：某种社会心理适应于某种政治。这种漂亮的研究尽管可以得到学界的承认，却会让世人耻笑的。因为任何一个在某种社会生活多年的人，通过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他都能够感受出此种社会的风貌如何。这即是说，我不做此类研究，我也可以获得与这种研究一样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实际上可以无需努力。此外从此种社会“民情”的当下如何，无论如何也推导不出明天我们将会拥有怎样的政治世界，这种一路狂奔的逻辑，同样无需任何训练，只需靠研究者的既有成见就可以了。如果知识本身，不用靠努力也可得到，人人唾手可得，那人们就会蔑视它。没有人知道火星上有什么，故而关于火星的知识常人难以得到，神秘感是它获得尊重的原因之一。

如果作为目的的知识一文不值，那么社会科学家们都在学习什么呢？又有什么能让社会科学家在社会之中有一席之地呢？似乎是科学的方法和理论。

常人可以知晓中国人偏好权威的传统，但并不知道如何去测量此种传统，故而方法超越了知识、手段超越了目的，一跃成为了社会科学家的身份皈依，实际上也是唯一皈依。理论同样重要，但在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地位支撑上远逊于可以搞社会大工程的研究方法。尽管理论虽然同样不为常人所知晓，需要通过努力和学习获得。然而，一方面理论实际上是一堆结论的集合，结论本身的目的性和多元性降低了理论的神秘和崇高，另一方面，理论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证伪或证实，故而理论从属于方法。没有方法的理论学者，尽管可以受到一些常人的尊崇，却会受到有方法的理论学者的轻视，存在被视之为“民科”可能。似乎是因为没有科学方法，“民科”学者可以厚颜无耻地构建一套“英汉同源”的理论，论复杂程度，这种“民科”理论不逊于诸多正式理论。然而，毕竟没有科学方法，登不了大雅之堂。那么，登了大雅之堂的有理论、有方法的正宗社会科学家们又如何呢？实际上是存在鄙视链的。知识本身的重要性尽管被降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社会从未丧失对知识的需求，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一国政府面对国民的抱怨，最好的办法不是搞自由民主选举，是提振经济，增加收入，那么何种经济政策可以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人们迫切的需要此种知识，并且此种知识自身的特质又要求理论和方法，最具科学性，故而经济学一跃成为了社会科学的顶梁柱，居于社会科学鄙视链的顶端。（模仿托克维尔的口吻）如果有人对此有争议，想要嚼舌根，就请看看每年大学社会科学的招录比和毕业后的就业待遇吧。经济学居高临下的俯视着社会学和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则在缺衣少食瑟瑟发抖中担心来年的生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和数学模型进展到何种程度，在方法上与自然科学有多么类似，计算机科学的理科生都会不屑地将之归为文科。对人的领域的知识的探求热情，也被代之以某种情怀和兴趣，如果某人想认真的探求一下人的科学，或许会被视之为异类。

社会科学中最为科学的实证研究确实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实证研究自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其出现和危机，都植根于社会自身的野心和动荡。实证研究之所以能够盛行，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放弃古老的尊严追逐自然科学的背影，其社会基础可以在托克维尔的“不够科学”的部分看到：法国大革命体现了一种趋势：人人越来越相同，此种趋同是心灵结构的趋同，而非好吃懒做的生物相同。相似的人之所以是实证研究的社会基础，是因为实证研究唯有在同质的人的基础上方能展开，对一个人口为一千，宗教却有一百个的地方进行抽样是无法想象能有什么代表性的（不过，这种类比与多元主义不能混同）。

如果说，托克维尔为民主时代提供的“新政治科学”已经大获成功，并正处于某种拐点，去回顾托克维尔是有必要的。尽管找到当前普遍流行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动因并不容易，援引托克维尔自身的表述即是，“所有伟大的革命成功之时，引发革命的动因也会随之消失，于是，伟大的革命都因其自身的成功而变得难以理解”，然而托克维尔或许可以提供点什么线索，帮助我们思考一种真正以知识为目的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