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新作，畅销十年、销量超过两百万册的《激荡三十年》续篇，至此完成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史完整记录。
作为时代记录者，吴晓波有意识地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录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我们影响至深的人物与事件，串成一部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激荡史。而*的这十年，无疑更壮观，也更扑朔迷离。
很多事情，在当时并未有很深很透的感受，回过头来再看，可能命运的轨迹就在那一刻无意中形成。这也是我们之所以应该回望历史的原因。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2008-2018》，目前还处于印刷中，实体书还未上市，但是 kindle 版可以在亚马逊购买。我花了3个晚上、2个中午休息时间，把这本书看完了，四星推荐，今天先分享摘录，读后感之后奉上！
摘录：
历史的目的就是把时间收集到一起，从而所有的人都在对时间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为兄弟和伙伴。
周其仁，这位曾在东北长白山当过八年狩猎人的学者是中国经济最杰出的观察家之一，他总是能用简洁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揭示出来，好像用一粒铅弹击穿遮蔽森林的迷雾。
其一，互联网经济的技术变革周期结束，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谢幕，“杀龙青年”长出龙鳞，成为新的巨龙统治者，信息化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式微，而新的产业变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经济出现了以通货紧缩为共同特点的产业“空窗期”。
其二，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国际贸易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几乎陷于停滞，各国相继通过货币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鹅”频飞，民粹主义再度流行，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让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
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
速度可以掩盖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冲决过去，可是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尤其是制度建构层面的，却始终无法绕将过去，你不得不勇敢直面。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曾经一言以蔽之曰，四十年中国改革无非两个主题：开放与放开。
一个国家的成长高度，当然不是由摩天大楼决定的，它取决于全体国民的现代性。
在变革的中国，年轻态一直是一个与年龄无关的概念。
这是典型的反乌托邦设定，在可以折叠的空间里，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宽，最终人们在物理的意义上完全隔离。
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道德指数”。中国每天有一万家新的创业公司诞生，它们中的90%会在18个月里失败。
对财富的焦虑和阶层固化的恐惧，使得物质追求成为当代最显赫的“道德指数”
中国每天有一万家新的创业公司诞生，它们中的90%会在18个月里失败。
也许你读过《激荡三十年》，在那部完成于十年前的作品中，我用颇为激越的文字描述了一段野蛮生长史。在那些岁月，一切秩序都是进步的枷锁，对现状的背叛充满了乐观主义的自信，即便是失败者也仍然那么迷人。那是一段从0到1的创世纪，你若参与，即是荣幸。
希腊神话般的“诸神诞生”不再出现，遍地英雄皆凡人，商业回归到世俗的本意，体制突破的戏剧性下降，模式创新、资本驱动和法治规范成为商业运营的主轴。在某种意义上，感性突变的“艺术时代”结束了，诸神黄昏，理性的“科学时代”降临。
换而言之，我们进入了一个失去共识的年代，或者说，旧的共识已经瓦解，而新的共识未曾达成。
我有时候在想，当一代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和记录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也许有它的思考和评价逻辑。
“文字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是水平和无限的，它永远不会到达某个地方，但是有时候，会经过朋友们的心灵。
这位地产界的“任大炮”认为，从长远看，持续上涨是趋势，至于是今天反弹还是明天反弹，则需要看宏观政策。
次贷危机被认为是美国的危机，是流动性过剩闯的祸。如果中国要从中吸取什么教训的话，也是应当警惕通货膨胀。
黑底白字白框的黑色车牌是一种特权的象征，凡是注册为中外合资（包括港、澳）的企业，都有资格以免税的方式进口一辆轿车，而在日常通行中，又可以享受种种非常优待。
到两年后的2010年12月1日，中国宣布对外企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附加费，这意味着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统一了税制。
较之过往的自然灾害，中国政府此次的救援行动，无论在决策效率、动员能力，还是在高层的亲力亲为以及灾情的信息披露上，都显示出巨大的进步，堪称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应对自然灾难最为迅速的一次。
简单算一下，2008年，全国股民人均亏损13万元。
与国际乳业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我们走了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即由企业把奶牛“送”给郊区农户，农户则用牛奶分期付款，最终获得奶牛所有权。
他的种种行善之举，看上去并无恶意，但一次次地混淆了人们对企业家慈善的认知。从“亿元钱墙”、数度改名乃至去台湾和美国“发红包”，他让公共社会不但没有感受到慈善本意中的慈悲与舍得，反而从中体味到了金钱的恶俗和反现代性。
任何制度的创新，都很少是一厢情愿的，绝大多数竟是博弈的结果，在未来几年内，以金融市场化为主轴的变革将在曲折中小心地前行。
“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很多年后，当人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关于他们的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他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对腾讯的不满，被归结为三宗罪：“一直在模仿，从来不创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垄断平台，拒绝开放”。
在中国互联网史上，3Q大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是个人电脑时代最为血腥的“最后一战”。它证明在一个法治缺失的时代，丛林法则是唯一的公约，而任何以“公平”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另外一种垄断。对垄断的厌恶及迷恋，如同人的本性一样，根深蒂固而难以更轨。
上海以占全国不到2%的人口、0.06%的土地，贡献了全国八分之一的财政收入
80岁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批评说，四万亿经济振兴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
在吴敬琏看来，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几乎颗粒无收。
2010年有772人移民美国，2011年猛增为2408人，2012年为6124人，两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倍和2.5倍。2015年，美国政府共签发9764张EB-5（投资移民）签证，其中，中国大陆8157张，占比高达83%。
日后来看，2010年的微博世界竟是最后的一次广场草根狂欢。
爱读书的任志强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了一套足以自洽的理论。在他看来，这个畸形行业的所有弊病都是土地国有化造成的，因为国家控制了供给权，从而使得土地具备了类货币的性质，成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和财富分配的重要筹码。因此，在城市化的大周期中，房价将持续上涨，老百姓除了买房、买房、再买房，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能力。
任志强、王功权及李开复等人的出现，模糊了企业家与公共意见领袖之间的界线，这似乎是近十年来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
在经典的学术语境中，知识分子与企业家有不同的责任模式，前者供应观念，后者供应财富。
近二十年间，信息化革命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世界推平，与此同时，互联网、医疗、新能源、环保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对人类行为及公共治理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深，由此产生大量的专门知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些领域的知识储备和获取能力，都表现得非常落伍。因此，他们对世界的解释能力被削弱，甚至，他们的解释权也面临被争夺的危机。正在发生的这种知识权力的让渡，在公共领域里已经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恐慌，知识不是出现了真空，而是呈现为多点爆发的状态。
互联网经济天然具有“环境通吃”的特点，平台主导，流量为王，强者恒强，利益通吃。平台自身、相关的资本合作方乃至所服务的用户，都对急速膨胀的规模和利益无法适应。
不过，混乱是一切新秩序的前提。
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或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它从来在民间。 企业史人物|凡客陈年| 在2010年如神话般崛起的凡客，到今年年底就陷入了成长的烦恼。
日后来看，凡客引爆了流行，却迷失于常识。
互联网营销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工具，而非目的本身
商业是一场持久战，一开始比的是灵感、勇猛和运气，接下来拼的是坚忍、格局和理性。
浑水是一家专门针对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做空机构，布洛克发现的秘密是，“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少人勾结起来合伙将一些空壳上市公司带到美国”
尚德式的成功，被认为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胜利，它体现了中国式产业发展的独特性。
在一个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的配置模式十分极致，它既足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聚合能量，拉动经济的复苏，对任何一个产业造成战略性的调整，同时，也因“看得见的手”的干预，无法避免资源错配和浪费的后果。
反方向的剧烈变动”。[87] 如果我们把2008年年底到2012年视为一个经济周期的话，可以看到四个重要的新特征。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无论是机械装备、光伏还是造船业，在四年时间里的规模扩容均非顶层设计时所预想，而出现了倍级的扩容效应。它非常容易形成GDP意义上的大胜利，然后又会在下一轮周期调整中发生严重的失控。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相比于内需消费的唤醒，以大规模货币投放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无疑是一剂立见成效的猛药，但是，它所造成的后遗症则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控制的银行系统扮演了“白马骑士”和后果承担者的双重角色，金融系统和地方债务平台的高风险，成为长期存在的隐形危机。 其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
其一，中央政府对产业经济的主导能力非常强悍，而其政策的传导性则更会层层加码。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
其二，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摆脱对投资的路径依赖。
其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城市化运动进入中期，外延式发展的边界渐渐出现，陡然增加的制造能力很容易在周期波动中出现战略性过剩，终而造成企业的危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消耗，以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转型升级已经势在必行。
其四，作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中国产业经济的波动直接影响国际能源的价格和产业格局重构，甚至足以影响一些能源输出国的政局稳定
2012年中国产业经济的一个新的基本特点：在消费能力不断抬升的同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即将消失殆尽。
互联网的红利爆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去权威化和去精英化的过程。草根阶层的崛起，就本质而言，是对既有秩序——从产业秩序、财富秩序，乃至知识和语言秩序的全面否定和颠覆，它既有进步的意义，也明显带有败坏的迹象。
沈南鹏说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不够聪明”，凡是敢于这样自评的人，往往比较可怕。
红杉是硅谷最杰出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以赛道式投资著称，即看中未来的大势，密集投注领跑者，
巴克莱认为，“克强经济学”有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中国解决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在下半场的一开始，决策层就试图从最坚硬的地带突破，解决资本的自由流动。
历史从来有自己的逻辑，你不可否认它的偶然性——否则历史将非常无趣，不过，你又必须尊重它的必然性。
应该讲，人生无非是匆匆一个过客，活多长都是活，反正酸甜苦辣都尝过，我觉得很幸福，也觉得很平淡。
其一，以“发展是硬道理”为主题的改革共识，已然破局，政府与有产阶层在利益上的协调出现了裂痕，改革需要被重新定义；其二，企业家阶层内部，出现了价值观分野，很多人开始思考从事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从而做出了各自的现实选择；其三，企业家阶层与公共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隔膜，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后者显然缺乏对真实中国的解释能力和设计能力。
“我们依然在大大的绝望里小小地努力着。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们变成无边黑暗的小小星辰。我们都是小小的星。”
商业文明扩大了这个国家的物质疆域，同时，也让很多人变得不知所措，甚至无地自容。在这个转型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而人被时代改变的部分，似乎大于他对时代的改变，因此，所谓进步的意义，也在不同的人生中得到迥异的评判。正如易卜生所叹息的，“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走上社会后，罗永浩做过很多生意，倒走私车、倒药材、做期货、卖电脑散件。
罗永浩应该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行为艺术家，堪比安迪·沃霍尔、凯斯·哈宁或草间弥生，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入错了行当
罗永浩应该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行为艺术家，堪比安迪·沃霍尔、凯斯·哈宁或草间弥生，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入错了行当。
永浩应该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行为艺术家，堪比安迪·沃霍尔、凯斯·哈宁或草间弥生，可惜他生错了时代、入错了行当。事
似乎从诞生的第一天起，锤子手机唯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情怀”。
企业家是一个严肃的职业，它被数据拷问，靠理性坚持，所有言行俱有因果报应，
凡是善下围棋的人，都有很好的格局观，但是商业似乎比下棋要复杂，因为黑白棋子只有一种秉性，而商业是由不同类型的细节构成的。
面对宏观经济局面的戏剧性波动，似乎可以得出两个这样的结论：第一，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充满了弹性，它既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也没有另外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好，它仍然在一个内生式的成长通道里徘徊运行；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毕现无疑，现实以无比直接的方式告诉执政者和理论界，在转型任务艰巨的中国，货币的去杠杆化与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似乎是两个难以同时达成的目标，市场化力量的激发以及其对垄断体制的冲击仍需假以时日。
张瑞敏很感慨地说，在过去讲管理，大家讲的是定量，是边界，是线性管理，但是在今天，互联网的环境中，线性管理已经被非线性管理替代，自发秩序已经被扩展秩序替代，结构主义被解构主义替代，当组织的边界被模糊之后，原有的管理秩序就陷入了瓦解，但是关于失控和瓦解的管理学创新，在今天却是空白。
三年多的时间里，即刻搜索对百度几乎没有构成任何意义上的威胁，它的市场占有率从来没有到过1%，可以忽略不计。这家国有企业的失败再次证明，在互联网市场上，所谓的国家资源、国有资本以及政策倾斜都不足以成为核心的竞争能力。
度承担中国几乎所有输港出口产品的总代理，成
华润是极少数不靠垄断存活的“中央企业”。与其他国资委下属的一些企业不同，华润并没有靠政策壁垒形成垄断经营的优势，相反，它所实施的很多并购行动，比如控股万科、收购三九以及进入水泥和地产领域等，基本都属完全市场竞争行为。
览和消费”。 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同时，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同时它反噬自身，让颠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自我实现。
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同时，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同时它反
互联网重估了一切价值，同时，互联网的价值也正在被重估，它以无比的破坏力颠覆了既有的商业逻辑和秩序，同时它反噬自身，让颠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自我实现。
它表明互联网一旦实现了用户与服务的直接连接，则任何曾经被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中心和中介都将被无情地解构，这样的趋势是无法阻拦的，并不会因为所谓的主管部门、相关利益集团的抵制就真正能够回到从前。
就如同革命常常会吞噬掉自己的孩子一样，互联网创新本身，充满了相生相克的悖论。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种垄断是值得赞美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这应该是集体心理的理性防线被击穿后，由极度亢奋而导致的窒息性思维停滞症状。
罗伯特·希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写道：“金融应该帮助我们减少生活的随机性，而不是添加随机性，为了使金融体系运转得更好，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其内在逻辑，以及金融在独立自由的人之间撮合交易的能力——这些交易能使大家生活得更好。”
到年底，A股市值蒸发25万亿，按1亿股民计算，人均损失约25万元，这几乎已相当于一个中产阶层家庭的年收入了。
极速主义者在中国从来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天堂，要么地狱
在2015年的这场大股灾中，你可以读到人性的贪婪与恐惧，可以发现制度层和技术层的缺陷，可以探究金融创新的陷阱与克制。总而言之，它是多种因素叠加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深刻的不可避免性。
万能险具有预期收益高、产品期限短、保障功能弱、资本占用大的特点，其资金成本普遍在6%～9%，保险公司为了覆盖万能险带来的高额成本，必须将这些资金配置到收益高、期限长的另类资产上。
在商业的意义上，一个充满幻觉的浮华时代，必须有三个前提，一是发现了一片亟待燃烧的大荒原，二是有烧不完的热钱，三是有燃不尽热情的年轻人。
在很多时候，野心与金钱是危机的导火索。
在中国，视频网站的创业要难于其他互联网领域，其存活需过三关：牌照关、行业资源关及资金关。
古往今来，大小英雄，皆成于野心，败于野心
2015年，可以被看成是中国互联网的“合并之年”，这意味着三个新特征的出现：其一，移动互联网的引爆性红利即将吃完，
其二，互联网服务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廉价流量消失，线上新客户的获取越来越困难，合并是降低竞争成本的唯一出路；其三，这些并购案既是资本推动下的结果，也预示着在这一领域，大的投资机会的结束，焦急的资本在谋求退出并寻找下一个风口。
其实，青春年代的每一次荒唐都是闪光的，它也许经不起推敲，却没有人有资格去嘲笑它。一直泡在产品里的马化腾对此的体会也许最深，他在今年的一次演讲中感慨地说：“创新永远属于年轻人。可能你什么错都没有，最后就是错在自己太老了。”
从两年前的“小时代”，到此刻的“小鲜肉”崛起，商业文化的审美主导权发生转移，娱乐幼齿化、圈层消费、小众传播等新的特点开始呈现。很显然，一个属于中产阶层的、轻快明亮而不无平庸的“镀金时代”，已然在混乱中翩翩而至了。
对于邬霞来说，人间所有的遭遇，一半是诗意，一半是苦难。你将历经沧桑，我已竭尽绵力。
人会有心理上的摇摆，即使知道准确的答案，在下子那一刻还是有可能会选择另一条路，考虑其他的选择。
在几乎所有的商业观察家看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将在不远的将来颠覆几乎所有的行业。问题仅仅在于，你是颠覆者还是被颠覆者。
而实际上，首富之子是一个颇精明的生意人。
在这一过程中，直播公司之间互挖墙脚，大打口水战，用机器刷票、自己给自己撒花打赏等行为，更是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
在戴威提出“共享单车”这个概念的半年后，ofo的商业模式已经与共享无关，而衍变为分时租赁模式。
因牌照制的普遍存在，以及金融混业改革对现有监管体系的政策冲撞，使得任何原教旨式的市场化立场，都无法适用于渐进改革的中国商业世界。行政干预的正当性、必要性及其边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从来没有在理论或实操的层面上被设定清楚，
在李炜光看来，如果企业的总体税负达到30%～40%之间，就有可能导致企业留利过低，失去投资和创新的能力，税费征到这个份儿上，就属于“死亡税率”了。
在这个意义上，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
就如同当今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一样，北京充满了一言难尽的泡沫化气质，它绚丽、快速变化而显得不太真实。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北京无疑正处在进步状态，哪怕是与公认的“世界都市之王”纽约相比。而这种进步到底意味着什么，却会引起很大的争议，甚至焦虑。
更确切地说，新零售是一次“体验革命”和“品类革命”。它基于两个前提。其一，新技术的持续出现，为线上与线下的交互融合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工具创新成为空间再造和消费者关系重建的重要手段，它让沉闷的零售业突然变得性感起来。其二，年轻的中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网上的廉价商品，他们开始愿意为高性价比的、具有个性的商品买单，同时更愿意回到真实的场景中，即买即得。由独特内容构成的场景成为新流量入口，成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进而成为新的商业生态。
所谓的“新匠人”，不完全是艺术家，而更是“有艺术才技的创业者”。
如果说，新零售是真实的，那么，仍然有一些疯狂的泡沫让人啼笑皆非，它们的此起彼伏意味着这依然是一个被财富焦虑困扰的国家。
如果说，新零售是真实的，那么，仍然有一些疯狂的泡沫让人啼笑皆非，它们的此起彼伏意味着这依然是一个被财富焦虑困扰的国家。
李笑来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东北人，与罗永浩曾同为新东方的英语辅导老师。据说李笑来是中国的“比特币首富”，还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卖过“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课件。在今年，他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
李笑来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东北人，与罗永浩曾同为新东方的英语辅导老师。据说李笑来是中国的“比特币首富”，还在知识付费平台“得到”上卖过“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课件。在今年，他决定发行自己的“货币”。
课件
是课程
这个国家所有投机者的成功，都因为的确存在着一块无比肥沃的盲众土壤。
这次监管出手之快、力度之大，令李笑来们措手不及，区块链泡沫瞬间破灭。
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戏剧，你看懂了开头，却每每猜不中结尾，不过，无论如何，所有的戏剧都有落幕的时刻。
破灭了吗?
在这部企业史上，一个又一个的企业起落故事告诉人们，成功是多么不可靠的一件事，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发出的那个著名的设问：“对一次挑战做出了成功应战的创造性的少数人，需多长时间才能经过一种精神上的重生，使自己有资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战？”
任正非似乎是一个笛卡儿式的怀疑主义者，他们承认知识的有限程度，对人类行为的正面动机缺乏信心，因而更愿意以系统性的怀疑和不断的勇猛考验，达到求知求实的目的。放置于中国，他则类似于商鞅、曹操这样的人物。
“向死而生”是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元命题之一，死亡在存在论上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萨特才说，“我不是为着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个要死的自由的人”。
在任正非的价值观里，“企业的意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活着是至高无上的信条。华为对国家的责任是合法纳税、多纳税，而公司与员工的关系则只与契约有关。
四十年来，一切已经出现的、正在发生的，都无可厚非。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着的巧克力，它也许是甜腻的，也许是苦涩的，但是，其内心却是一致的焦虑。
焦虑也许正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特征。
2015年9月，曾因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而名声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他的新书《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他修正了十多年前的“历史终结论”，提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发展离不开三块基石：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责任制。
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
制度创新——四十年来，恢复及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与作用，一直是中国治理者在持续探索的方向，其间的稚嫩、反复及彷徨，构成了改革的所有戏剧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国有资本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这也成为制度创新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中国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独特秘诀。它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给予外资集团的超国民待遇，甚至还有对环境破坏的长期容忍、对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剥夺，以及民营企业家对现行法律的突破。
规模效应——庞大的人口规模为中国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长红利，这使得每一个产业的进入者都有机会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核心竞争力。“巨国效应”及规模可能形成的势能，无论是产能、消费力，还是资本能力，往往会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变。
技术破壁——相对于制度创新的反复性，技术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准入性壁垒，从而重构产业范式，并倒逼体制内改革。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很多产业的原有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破坏，带来了竞争格局的焕然一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技术的破壁能力将在更多的领域中持续发酵。
不过在未来的十到十二年内，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恐怕是一个共识。
而步入中老年的“60后”“70后”一代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净值群体，养老产业替代房地产成为第一大消费产业。
我一直在潜心观察这一切，但我感兴趣的是大潮，而不是潮水所裹挟着的鱼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