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集：魏晋风度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即使对于看惯杀人行刑场面的洛阳百姓也是如此。公园263年的一个夏日，在京师洛阳东面的马市刑场，洛阳百姓牵衣顿足为他送行。此前，三千太学生曾联名上书，请求以他为师想藉此豁免他的死刑，他们渴望做最后一次努力，希望曹魏权臣大将军司马昭能爱惜名士、刀下留人。太学生的请愿，没有阻止屠刀落下，这位名士陨落后，《晋书》、《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众多古书一次又一次提及他的名字，后世学者、文人、画家对他更是高山仰止，他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个人就是嵇康。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每到夜半时分，洛阳城内总是回荡着这古朴而神秘的琴声，它怨恨凄恻如幽冥鬼神，风雨亭亭似戈矛纵横。弹琴的人就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嵇康。相传，嵇康曾夜宿洛阳西南的华阳亭，一位神秘过客将这首神曲——《广陵散》授予嵇康，并且叮嘱嵇康绝不传于他人，神曲似乎找到了它真正心仪的主人。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他虽然官拜中散大夫却无心政治，而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距洛阳一白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云台山，嵇康常常来此悠然盘桓、抚琴长啸。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竹林七贤的共同爱好是饮酒，酒几乎成为竹林名士最重要的生活特征。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阮籍喝酒可以大醉六十日不醒，不过，喝酒故事最多的还是刘伶。有记载，刘伶饮酒一旦上了兴致，会在家中脱衣裸体，放达自乐，登门拜访的人讥笑他有失体统，刘伶不以为然，醉眼朦胧地说道：“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诸位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来？”为什么饮酒之风此时如此盛行呢？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强烈的留恋，也有对死亡突如其来的恐惧。

傅刚 ：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所以当时有所谓的一日之间名士减半的这样一种说法。

正始元年，少主曹芳即位，他的叔叔曹爽与元老司马懿一道辅政。曹氏与司马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日益激化。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梁满仓：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

南京博物院珍藏着描绘竹林七贤的稀世珍宝——南朝画像砖。这是画像砖的拓片。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就此研究了多年，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七贤的出处志向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选择了在竹林饮酒来躲避政治风险。只有竹林这片净土，稍稍可以遮蔽腥风血雨。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期时代的隐士。他为什么会和相隔近千年之久的魏晋名士作竹林之游呢？

龚良：他的思想行为跟竹林七贤其实一脉相承的，是原来中原地区比较多的就是传统的儒教和礼教，非常崇尚就是玄学和清谈。

相传荣启期非常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年老以后，常常在郊野鹿裘带素、鼓琴而歌、自得其乐，他与七贤同属“士”这个阶层。“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彼岸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但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矛盾的，南朝的画家们把荣启期与七贤并列正式表达了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即未能得志之士的某种心境。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楼劲：因为曹操绝对不能让这种不合作、不支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否则他所设下的所有事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无法成功。所以，杀孔融，我觉得是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象征意义。原来是同一个阵营的人，原来也是要被杀的。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因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

钟会是曹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you）之子，自幼才华横溢。他只比嵇康小两岁，却折服于竹林名士嵇康的风采，钟会写了篇《四本论》，讨论人的才能、秉性的异同、离合问题，他希望得到嵇康的肯定，钟会怀抱文章来到嵇康的家门口，又犹豫起来。于是，在户外远远地将文章掷入，转身就急急忙忙跑了。

楼劲：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立，所以他把自己的《四本论》往嵇康的，隔着窗户往里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明他们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有惺惺相惜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确实是对立的。而钟会本身是跟司马氏在密室当中策划如何夺权、如何取代曹氏政权的人物。

此时，司马氏集团的势力如日中天，甚至凌铄王室。尽管如此，直性狭中的嵇康却依然选择了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俗话说，天下三大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年届七十的洛阳老人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铁，在他看来，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据《晋书》记载，嵇康也是一位打铁高手，每至红炉高烧、烈焰飞腾，慷慨的琴声与嵇康的铮铮铁骨相互碰撞，回荡在竹林里。这一天，嵇康正抡着大锤打铁，钟会来了。这位曹魏谋士虽已是司马昭的宠臣，但他仍然想结交这位竹林名士。然而嵇康根本不理睬这位朝廷红人，独自扬锤打铁旁若无人，把钟会整个晾在一边。两人沉默僵持良久，只听见铿铿锵锵的打铁声，直到钟会忍不住转身要走，嵇康终于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不甘示弱，回敬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两位玄学家的交锋似高手对决，一招之间兔起鹊落、胜负立判，这段对话就此成为经典。千年以后似乎还能闻到当时盛极一时的玄学气息。

楼劲：玄学极大地推进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使得我们在理论上的彻底性、理性化的程度、规范化的程度都大大地提高。因为他是用当时他们认为最标准的解释来做解释，那么这种程度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来断定，也即是说，当时在思考、思维路径上，在思维结论上所达到的水平，显然是领先于群体。

当时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叫做“清谈”。嵇康领衔的竹林七贤大多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谈玄高手。他们都崇尚自然而贬抑名教，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

傅刚：嵇康认为呢，要“越”，超越这个名教而直认自然，自然是人的本性，很明确的有政治态度。这个政治态度，就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因为司马氏集团推行的是名教。什么叫名教，就是“以名立教”。要立各种各样的、符合儒家规范的名来作为教化。

“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现实，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了竹林，回到了朝廷。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马上要再次升迁，让谁来接替自己原来的职位呢？山涛想起了昔日竹林的朋友——嵇康，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想法，既可以显示司马集团对名士的包容，又可以让嵇康体面地走出竹林。寒冬过后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山涛的引荐在花瓣的飘落中有了明确答案。山涛字巨源，在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嵇康所绝交的并非针对山涛个人，而是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傅刚：因为他这一个口号，等于是明确地提出了和司马氏集团进行决裂的一个口号。像商汤造了夏桀的反，周武王是伐纣的。那么周公呢，推行圣王这套政治理念的。那么这样一些圣王的所谓功德被嵇康看起来，他说我是菲薄的我认为这些都不对，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连同孔子一道进行鄙薄。所以这就等于向司马氏集团，你所宣扬的东西我都是反对的，我不支持你，所以这个口号对司马氏集团想篡夺曹魏，当然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困扰，一个阻碍。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云台山下的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七贤把酒言欢、清谈玄理的声音，只剩下嵇康打铁弹琴的萧索淡漠。嵇康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他走的越来越远。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楼劲：叫做“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声音本身它并不是，它就跟宇宙之理一样，它本身没有喜和怒、没有哀和乐，那么，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加给它的，他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依然是跟它的自然就是名教，合乎天理的东西就是真理，依然是跟他的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所以他在政治上的取向依然是跟他的崇尚自然，要求名教来服从自然这样一种政治立场联系到一起。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作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他优游从容、游心太玄，引领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终于，司马昭除去这个不识抬举之人的机会到了，吕巽、吕安兄弟是嵇康的朋友，两兄弟反目成仇，吕巽告弟弟不孝，吕安因此入狱。嵇康因曾为他们调停，竟然被牵连进去。最终，司马昭用这个荒诞的理由将嵇康、吕安一并处以死刑。

楼劲：嵇康被杀是因为他反对司马氏篡权，司马氏夺取曹家政权。他要从一而终，一个士人要从一而终，我只能忠于我要忠于的那个政权，我不能做三姓家奴，嵇康的死是政治问题。

嵇康死后被葬在了自己的出身地——安徽石弓山。他的赫然离世，让整个士族上下笼罩着深深的哀伤。不久后一个寒冷的夜晚，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十四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禁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竹林时代早已结束，世间再也找不到这样一片净土。

李中华：竹林时期的玄学，他们是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不向淫威低头的一种典范，所以嵇康的人格、他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高的，和后来的那些名士，假名士，那种假的放达，那一派人完全是纵欲的，那一派人完全不一样。那些人就没有了这种，不是心里有痛苦，他完全麻醉了。

西晋末期，有八个旷达不羁的士人，号称“八达”。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连日酣饮。“八达”自以为袭承了竹林风范，其实却没有理解嵇康、阮籍佯狂、任达的苦衷，自然也缺乏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嵇康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嵇氏四弄”此时已传遍了洛阳城的大街小巷。然而，当年的铿锵弦音早已变味，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西晋末年，富可敌国的石崇，乐于结交豪门子弟和文人雅士，当时号称“二十四友”，他们备有舞伎、乐队，时常在金谷园聚会，诗酒宴饮、纵情作乐，极尽人间之欢娱，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梁满仓：西晋后期的一些情况就有所变化，就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另一方面，玄学和政治区分不开，有的政治家不专心治国，把谈玄作为第一要务，就形成了“清谈误国”。

狂放、任达只是竹林名士的一面，他们谈玄的场面，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西晋末年，许多官场中人借“清谈”全身避祸，装点名士风度。清谈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了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时人评论王衍，说他不以事物自婴、不问政事，是个典型的官僚玄学家。正是这个王衍，以三公的身份举为元帅，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到，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虚，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公元316年，统一中国仅仅37年的短命王朝——西晋，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司马家族带领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在江南，竹扇的制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因为大批士人的南迁，为竹扇赋予了更多的风雅。这个位于绍兴蕺山的竹扇作坊，现在每天都有几千把竹扇在这里生产。同样是在这里，东晋时期的一位老婆婆，因为无法销售她制作的竹扇而发愁，恰逢一位士人路过，士人于是提笔在老人的扇上写起字来，并嘱咐老婆婆，你就说是王右军的字，要卖百钱。果然，在集市上所有的竹扇被一抢而空。这位一字千金的王右军，就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他的代表作《兰亭集序》，不但堪称天下之至文，其书法更是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

傅刚：东晋时期的魏晋玄学名士，以王羲之为代表。他在书法上的贡献，大家都是知道的。那么他书法之美，恰恰是东晋名士风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我一直以为东晋的玄学名士，他们最大的贡献是培养了艺术的心灵。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流传的一种习俗。农历三月，人们举行祓禊仪式之后，大家列坐水滨，在上游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举杯饮酒。正是在这样的聚会中，王羲之乘兴而书，写下来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兰亭聚会中，还有另外一位名扬后世的大名士——东晋宰相谢安。谢安，年少时崇尚清谈，对走上仕途漠不关心。后来，因谢氏家族朝中人物尽数凋零，谢安才回到朝中主持大局，官至宰相。这位谈玄高手，在东晋面对前秦侵略、生死一线的时候担任总指挥，在淝水以八万兵力大败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致使前秦一蹶不振。谢安的力挽狂澜，为东晋赢得了几十年的安宁与和平，也为自己赢得了风流宰相的美誉。

楼劲：像谢安，他们整个前秦大兵压境，而且力量悬殊。这样一个时候，他们能够细加谋划，可以说是做了整个东晋的中流砥柱，“挽危亡于既倒”。这个应该说都是一种当时士族在当时所起中坚作用、支柱作用、精神领袖作用、社会灵魂的作用。

历史发展到东晋，玄学在儒与道之间有了更好的交融。名教与自然在名士身上诠释的更趋和谐，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这里是东晋名士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是陶渊明给后世中国人规划的一个理想国度。这里没有不公与欺诈，人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老人、小孩都怡然自得。东晋末年，时局动荡陶渊明辞官归里，将精神寄托在农村田园生活的饮酒、读书和作诗上。他的固守清贫传承了士大夫之道，完美实践了竹林七贤所向往的归隐生活。

傅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这两种冲突，到陶渊明他都解决了。比如人和自然的冲突，就是生和死的这对矛盾，从汉末以来，就让世人感到焦灼、恐惧。怎么样看待短暂的生命和永恒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文人在考虑、在焦灼的、不解的问题，但是到陶渊明他解决了。

从汉末开启的这段魏晋风度，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孔融、嵇康、王羲之、谢安、陶渊明，他们都在用不同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时代，为后世中国，阐释着自己心中的魏晋风度。对魏晋风度的阐释，同样表现在众多的绘画和文学之中，这其中，最荡气回肠的片段还是嵇康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

楼劲：偶像是由分时塑造的，他自己无非是率性而已。我反对司马氏易代，那这样本来还不会死，当司马氏想让他吃一点苦头，把他关到监狱里面，有三千位太学生，当时整个太学的规模也就这么大，都去为他请愿，要求释放他，这样就让司马氏真正的感觉到，我们要取代曹魏的阻力是多么的难，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人物了，所以只好杀之。

尽管朝廷上下都在为自己呼号，但嵇康已深知在劫难逃，他做了两个直到今日都让人出乎意料的安排：第一件，是他为孩子写下一篇家诫，点点滴滴皆是教孩子们要谨小慎微、遵从礼教；另一件，是嵇康没有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哥哥嵇喜，没有托付给他敬重的阮籍，更没有交给日日相伴的向秀，而是托付给了山涛，曾经立誓绝交的山涛。他希望山涛能帮助儿子嵇绍步入仕途，担负起一个士人的责任。山涛没有辜负嵇康的嘱托，他告诉这个孩子，不要成为乡愿之徒，要能与世沉浮，又能坚持气节。十八年后，嵇绍成为晋朝的忠臣，他以身体护卫君主，丧身于飞箭之下。

嵇康行刑的当天，洛阳城万人空巷，有关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悲壮的时刻。临刑时，嵇康神色坦然。他顾看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要来一架古琴，在众士子的注目下开始拨弄琴弦，弹奏《广陵散》。铮铮的琴声、慷慨的曲调，铺天盖地。曲终之时，他略有遗憾地感叹：《广陵散》从今要断绝了。广陵散所代表的魏晋风度，在后世仍以各种形态发生着变奏。人的觉醒带来了张扬的个性和对时政的批评，关注广袤宇宙，追寻诗意人生，回归精神家园，这就是魏晋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