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们

不知不觉间，我已过人生的不惑之年，在三尺讲台上奋斗了25个春秋，一路走来，酸甜苦辣，一言难尽。

自从师范毕业，走上教师岗位的那一天开始，我始终坚持不抛弃、不放弃一个学生，教育每个学生要先做人后成才，鼓励他们乐观面对人生的种种磨难，我之所以如此为师，要感谢我曾经的老师。

我小时候，一切都比较落后，物质生活十分匮乏，整个国家都处在百废待兴的时代，尤其是我的家乡，黑龙江省海伦市一个偏远小村落，更是落后的没法形容，没有电，没有任何接触了解外面的机会，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学，什么是学知识。九岁那年的秋天，本该到了入学的年龄，如果是现在的孩子，都上二年级了，可我还在家里放猪。

一天，我把猪赶到学校前的荒地里吃草，然后迅速跑到学校，偷偷地扒在学校的窗台上，往里看，发现和我同龄的几个孩子，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老师在讲a,o,e,和b,p,m,f,

老师从窗户的破洞里发现了窗台外的我，急忙从教室里走出来，我刚想拔腿就跑，老师一把拉住我的小黑手，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啊，怎么不上学？”我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就是低着头，用另一只手捻着花布衫的前大襟。这时，屋里的同伴们有嘴快的，就嚷着说：“老师，她是刘清山家的孩子，叫小杰。”老师不是本屯人，我不认识她，但是她认识我爸，因为那时候我爸是我们村里的支部书记。老师马上说：“这么大了，快点进屋上学吧，明天我跟你爸说。”就这样，我忘记了放猪的事，跟老师进了教室。

等晌午放学回家时候，担心把猪放丢了，会挨骂，谁知道猪却比我先到家了。

我看没了挨骂的危险，就斗胆跟我妈说了上午的事情，说我也要上学，我妈这才意识到，我该到了上学的年纪，就跟我说：“去找你老姨要两个本，要根铅笔。”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本屯的姥姥家，找比我大四岁的老姨要了本子和铅笔，还格外捡了一个舅舅用过的花书包，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学生时代。

这位朱春云老师，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她教的很好，说好很好听，穿的也和屯子里的农村妇女不一样。她每次和我说话，都是像第一次在窗外的对话，很和蔼，让我不再害怕她。她从来不挖苦孩子，不笑话谁家穷，谁家埋汰，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有耐心。每天，告诉我们回家要洗手，要剪指甲，要洗头......

到了二年级，朱春云老师调走了，我的老师换成了本屯的于老师，他是一个只有二年级文化的老农民，不知道什么原因当上了教师。

我记忆中，他每天把要教给我们的生字写在黑板北头，把拼音标注好，拿一个小木棍做的教鞭，领着我们念几遍，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写，接着，又在黑板的南头写一行字母，还是a、o、e、i、u、v，再在黑板的中间写上“人、口、手、大、小、多、少”因为他同时教我们二年级、一年级和幼儿班。

那时候一年级坐教室的南排，二年级坐在教室的北排，幼儿班的三个孩子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这是个复式班，当时不懂，这个词是我上海伦师范读书时候才知道。

后面坐着的三个幼儿班的孩子，有我的妹妹，老师叫她们挂油瓶，就是不用考试，不在籍，不用怎么学习，只要上课不捣乱就好。

现在回忆起这个于老师，我不太喜欢，他讲完课就坐在讲台下的一把木质椅子上，卷起旱烟，边抽烟，边用手搓着他的没穿袜子的脚，然后就说起屯子里的事，这家柴火堆连着灶坑了，那家泔水缸挨着锅台了，谁家老娘们儿脑袋像个筐了.......

于老师家是屯中的头等户，家里又干净，又富裕，在那个年代，他家据说有一千多元钱存款，这可了不得。他家的老太太会接生，南北二屯的人都得敬人家三分，再加上他是本屯资深教师，不但教我和妹妹，也教过我的姐姐，还教过我的三个叔叔，当然，因他只有二年级文化，他也只能循环往复把学生从教幼儿班到二年级。

就在这一年，我的老叔考上了绥化师专，那个年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于老师经常在课要提起我的老叔，用他的事迹，鼓励我们说：“你们都好好学习，像人家刘佩臣，以后那是要住洋楼的，坐轿车的，轿车上的沙发可萱乎了，一颠多高，你们天天在这坐凉板凳为啥呀！”这是时候，我刚刚有点骄傲的心被老师的下句话给弄得有点尴尬，因为老师马上指着学习不好的孩子说“像你这样的，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我担心这句话，给那个孩子带来伤害，担心那个被揶揄的孩子为此会恨我那考上大学的老叔。

我不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班级，总共十多个孩子，除了他的外甥，就是他的侄女，这样一来，好事就没了我这样外来户的孩子（我家是1970年下放到共荣乡万众村三队），即使我学习好，他也不让我当班长，为此我一直耿耿于怀，总认为于老师偏向。

这个于老师可能体罚学生了，体罚方法花样百出，记得有一次，暑假开学了，他知道了班级里有几个孩子，在暑假去南大沟洗澡了，他要严厉地处罚他们，他把那三四个男生叫到前面，面向学生站好，把他们的上衣扒下来，露出干瘪的小肚皮和皮包骨的后背，准备用绳子把他们吊到屋脊的大梁上，再用腰带抽打。

这是暑假前就说好的，如果谁去南沟子洗澡，就要严惩，因为我们的南沟子直通联丰水库，雨大的年景，水势非常凶猛，曾经淹死过人。现在想来老师也是为了同学们的安全，这就是现在的安全教育。

在没有把几个同学吊起来之前，于老师在那说教，说了一大堆话，我都忘了具体说的啥，只记得那几个孩子吓得哇哇哭，我们坐在下面，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最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真的把孩子们吊到大梁上，这次教训，我也不知道对那些那孩子是否还记得，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记。

他给我的记忆，没有知识性的东西，都是各种各样体罚孩子的方法，说三页纸也说不完。

现在想来，那个年代虽然落后，可也有让人怀念的事情，就体罚学生而言，如果现代的老师敢那样做，简直要被开除教育队伍，还得被家长讹诈的倾家荡产。

那个年代，家长总是对老师说：“这孩子就交给你了，要是不听话，你给我揍。”

于老师每天都会打几个孩子，或者用木板打手，或者用宽木板打腿肚，或者掐后脖子，但是不见一个家长来找学校。

说到此处，不是鼓励老师体罚孩子，但是适当的体罚还是要有的，老师的师道尊严是有必要维护的，现在的学校，有个别学生辱骂老师，老师都没有办法，一个跪着的老师，怎能教出站着的学生。

到了三年级，我们屯几间破土房的校舍不行了，大队决定盖新学校，因为我们村里没了村干部，此时我爸被调任外村工作，新任的村长，把学校迁到杨家围子屯，我不得不和同学们走到三里路以外的杨家围子上学。

我三年级的老师是一心二队的王家庭，他那时候有五十来岁，一个爱喝酒的瘦老头，因为家距离学校十多里路，骑个只有车轱辘和车架的破车子，每天都要迟到。老师想抄近道，就走田间地头和荒郊坟地，每谈到学校时候，裤腿上沾满了“鬼叉子”、树叶，满脚泥巴，我们就像一帮没有管的野马，疯够了，老师可也来了，没等上一节课就放午学了。

学校为了照顾王老师的吃饭问题，就研究给老师派饭，记得派到我家吃饭的时候，正是开春，准备种地，正是苦春头子，啥菜也没有，可把我妈愁坏了，我妈就换了一块大豆腐，用土豆干炖大豆腐，又卧了一盘鸡蛋，还炖了一个豆角丝粉条，特意请了本屯的二舅陪客，因为爸没在家，妈怕没有人陪老师喝点酒不好。我二舅本身也没有多少酒量，结果二人都喝得面红耳赤，下午我和老师一起去学校，老师已经醉的不能上课。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没有一个家长提出异议，都热情招待老师，尽管困顿的岁月里，家家没有什么好吃喝，但是，都竭尽所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再给老师装一瓶一块钱一斤的散白酒，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故事，现在说来孩子们或许不会相信。

我的那些老师大都是民办教师，一年赚不到几百元元工资，还不给开现金，放到大队挂账，有很多老师干了一辈子，没有转正，到老了，穷困潦倒，看了让人心酸。

到了四年级，我们学校新来几位老师，是海兴高中毕业的“大学漏子”。他们的到来，给这个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和那些老气横秋的老师比起来，那么有活力，有新的理念，有新的教学方法，就连穿衣服的样子也比老教师好看。

印象最深的是曹老师，他教我们的思想品德课，他从来不歧视那些差生，给他们鼓励。记得老师自己组织了一次考试，然后自己掏钱给同学们买奖品，每个人都有份，只是奖品的名称不同，我当时是班里学习拔尖的孩子，就得了优秀奖，老师给我发了笔记本，那上面有老师亲手画的竹子、梅花。

对于那些学习不好的孩子，老师为了鼓励他们，给他们发了进步奖，说他们有进步，如果好好努力，一定能有好成绩。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班里的差生，脸上绽放出自信的光芒，我想老师的这个举动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立志，长大了要做像曹老师一样的人。

曹老师还给我们讲集邮，拿来他的集邮册，给我们讲每张邮票的故事，讲邮票上的天文地理知识，我们通过老师的讲解学到了很多知识，给我们闭塞的人生开启了一扇向往世界的窗。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年，我的学生中，有个男孩，幼年丧母，家庭条件不好，身体因疾病形成一个罗锅。刚刚分完班，我就把他找到办公室，和他聊家常，鼓励他好好学习，又分别找班级的有刺头倾向的孩子谈话，防止他们欺负他，歧视他。在班级收一些学杂费的时候，尽力照顾他。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劳动中，给他分些力所能及的活，（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勤工俭学多，每年秋天，我要带领孩子们在地里扒苞米，削甜菜，割黄豆，）比如在地头看车子，看书包。

这个孩子在初中毕业后，虽然没有考上海伦一中，但是去了海兴高中，后来考取了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现在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我们班级还有个很优秀的孩子，父母离异，孩子思想波动大，在那时候，离婚率没有现在这么高，父母离异的非常少，尤其是他父亲因为在舞厅结识了不正经的女人，抛弃了孩子和母亲，孩子在班级抬不起头，我始终鼓励他，告诉他：父母的事情我们干涉不了，只能好好学习，提高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以后有出息，有能力照顾母亲。这个孩子后来考取了东北农大，现在是某地级市一名优秀的公务员。

我的另一名学生，当时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家中姐弟三人，个个都上进，三个孩子上学，压力很大，我把微博的工资拿出来资助他们兄妹。

当时，他父亲为了节省五元钱车费，来海伦看读高中的孩子，骑自行车走160里路一个往返，那时我的工作已经调到现在的海伦四中，每次他父亲来海伦就到我家，我赶紧给他弄些吃的，再给找点穿的，能帮啥就帮一把。用她父亲自己的话说：“我总找你借钱，都不好意思张嘴了。”还说：“我自己算了一笔账，供完这三孩子上学，饥荒要19年后才能还完。”我说：“不怕，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一切会好起来！”后来这一家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我的这个女学生现在是大学老师，真是令人欣慰。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从教25年来，一直奋战在教育第一线，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最早教过的孩子已经有四十岁了，他们已经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我没有具体统计过有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即使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同的岗位为社会做着贡献，成了一个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都负责的人。

当下社会，老师已然成了最高危的行业，最受社会诟病的行业，常常听到有人说“老师最该杀！”这话听起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老师每天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甚至失去了老师该有的尊严，太多的艰辛难以言表。老师队伍中或许有些无良之人，但不能代表所有人，还望社会各界对老师多一些理解，少一些埋怨，家长和学校共同努力才能把你的孩子塑造成栋梁之才，教育兴才能人才旺，人才旺才能国家强！

黑龙江省海伦市第四中学

刘显杰

2019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