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作者写作从“中国人心里面”开始写起，“从里向外”推理出历史人物的当时当日情形。

就好像在一个悠悠雨天，历史化成了人形，坐在你对面，喝着茶，焚着香，淡淡地讲述着一些年、一些人的事情。没有波澜壮阔惊世骇俗的大道理，只是在句句温和平淡的话语中有着一个个时代的回望与重量。

心在阅读的过程中慢慢的打开了，读完会觉得很爽。

书中作者会经常以不同的文笔来回反复表述同一个观点，让人有些疲惫。但作者文笔很妙，所以还是值得读一读的。

——————————以下摘录————————

也许我们也不得不像他笔下的人物那样进退失据，或者转脸无情。

这些东西都流露着天然的文学品质，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对人性和命运的关系。借用张宏杰自己的一句话，“关心历史其实是关心自己。”

所以他循着对自己性格和命运的关心闻名而来，来到了这里，做了这冷清剧场的一个有心的看客。

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

那是一个作家被奉为社会精神导师的时代。人们相信作家是社会的良心，是正义的化身，是未来的宣告着。。。那时的人们相信弹琴的孩子都是好孩子。。。人心如同白莲花，刚刚绽开。

七十年代的人都有点不服输的劲儿。

这反映了我性格中的某种“心理疾病”，我没法治愈它。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发觉，“80年代”已经逝去，世界已经变了。

作为一个小城市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样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

历史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旅行和探险：在故纸堆中，随处可见蛛丝马迹。

农民起义推动的主要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专制制度的进步；比如中国式的盛世几乎都是建立在一个大衰世的基础上，并且以衰世为结局；比如春秋战国时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几乎个个都在呼吁一个大一统的专制政权。

摒弃万物，沉在书房中，一点点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问，敲打出一篇篇文章，那种遗世独立的专注、单纯而宁静的感觉，确是一种巨大的幸福。

每当这时就深深感谢世界，对我这样宽容。

七十年代人都还有点“文以载道”的老套想法。

“80年代”整个社会精英与国家同方向前进时的神清气爽。

因为它办得不那么“纯文学”，而是更注重思想性和杂糅性，与我的写作风格比较合拍。

这是乡下人进城打工的年代

发现整整一代人一生的精力可能被一套房套牢。

我能感觉到自己彼时的单纯，感觉到奔涌的生命能量，感觉到自己当初用大铁锤去砸蝴蝶翅膀的雄壮。

天朝和异族，从来都是两个相互消解的世界。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漶漫而无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回到三百八十年前的时空，在关东这片土地上(那时候，这片土地上到处覆盖着野蛮生长的森林和无边无际的野草。人类只是在这野蛮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蚀出几小块难看的疤痕，作为城市和屯田。整个情景就像皮肤病初起时的症状)，放眼四望，所见到的世界却是清晰、坚固、完整的。那是三百八十年前的先人们心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来有源去有迹，结构严谨，雄伟壮丽，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由儒家的伦理纲常所支撑，几千年来不断有智者为其修补加固，使其成为处绝好的精神家园。每个人一出生就已被规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个灵魂都可以在这个宏大坚固的庇护下安全而慵懒地憩息。这些灵魂都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不刀剑相逼，不会另寻他路。
在这个世界里，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你的生命是祖先的恩赐，它附属于父母和家族。所以，一个人生存的目的，乃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业，延续家族的血脉，使之不致断绝。这种责任重于个人的生命利益。这种思维大而广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家族，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血缘关系的扩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社会成员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基于两条基本准则，那就是对皇帝的“忠”和对家长的“孝”。
————————有些明白了，自己身上的孝，由何处而来。

以德治天下的社会，对人的道德自觉非常重视，将其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每一例出于人性自然的道德行为会立刻被社会舆论纳入纲常伦理系统大加褒扬，为了鼓励这种行为，社会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赏罚机制:德行能直接换取官阶和禄位。根据这种思维方式，父子人伦，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也可以推断他对他人、对国家的态度。“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成了当然的逻辑。当吴三桂带着一身的血水汗水杀回锦州城之后，祖大寿对他说的第句话是:
儿不忧不富贵，吾即题请封拜。

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像明代那样重视纲常名教。
可是也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明朝后期那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精神生命空前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之中。纲常名教的道德约束作用因为朱氏家族的透支而逐渐失效。事实上，儒教的伦理规范有着天生的缺陷。它基于人性本善的虚妄假设，要求每个人都应该压抑心中活泼的自然欲望，通过极大的自我克制服从于僵硬的道德教条。它没有为人的自然本性中软弱丑恶的一面留下弹性空间，不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的本能， 不承认人的生存的自主权利，缺乏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尊重与关怀。它只有最高标准而没有最低标准。它也许能激起 人们的道德狂热，却不适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性调节器。。由于操作上的难度，它实际上成了一种“伪标准”，造成实际道德标准的缺失。
——————————道德是做高标准，法律规则是最低标准。

人们有充分的智慧来解决道德高压和自然欲望间的矛盾。他们方面通过伤饰行为来装点门面:另方面背地里则是心照不宜地沉论在道德禁区里，享受矫枉过正的物质欲念的满足。道德价值过分张扬的最终结果是整个价值体系的扭曲坍塌和人欲中卑劣丑恶面的大放纵大宣泄。

正统价值观已经不能整合社会力量。

官僚系统只是因为金钱的润滑才勉强运转。到处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混乱、贪墨、丑恶和颓废。

在谦恭谨慎八面玲珑的背后，是他那深藏不露的强烈欲望。

满洲人更多的是凭借体内原始的热情和冲动生活着。

但这个满洲首领的胸襟、气度和精明亦借此机会表现了出来。

洪承畴的外表虽然也一样的文弱，可眼神中却有股通透沉静之气，那是胸中有城府有见识有块垒有操持的沉静。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力不是足够强健，肯定要在这种重压之下委顿，再也难以发出热量。

明确传递出祖大寿生命中最后十六年生活的压抑、灰暗：那是一种苟活。

这两座建筑依然以三百多年前刚刚矗立起时的那种目空一切的神气雄赳赳地俯视着过往人群，不过现在这种神气却显得有点自作多情。

这体现了一种与世俗拉开距离的努力，一种俯视一切凌驾一切的意味。

然而，当一种本来时为关照大众而产生的道德标准被过分夸张地炫耀，声嘶力竭地被人宣扬之时，却显得有点讨厌、有点不诚实。

真实的吴三桂在求生本能的指引下，在道德的荆棘中寻找到了一条缝隙，做了一次诡秘的出逃。

他对自己的生命构想绝不仅仅是一个衣食俸禄层面的碌碌之辈。

在生命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存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这个由赤裸裸的愤怒驱动着的人一瞬间挣破了文化在他身上形成的层层伪装，显露出未被阉割的真性真情。

形式永远是重要的，有时甚至是第一位的，虽然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吴三桂现在不需要什么台阶来下，李自成那里已没有他落脚的地方。

心理学家说，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他完全认同了人性的平庸和趋利避害，完全认同了追求情欲满足的本能，所以不得不抛弃了人的精神尊严。不过这样也好，现在他心里已经了无挂碍，反倒获得了解放，从此他可以凭借自己胸中的贪婪、欲念和仇恨痛痛快快地肆意流淌！

一旦弃了道义信条，同胞的生命在他眼里就成了成全自己功绩的道具。

他不会让这些没有任何积极效果的情绪占据他的理智空间，浪费他的心理能量。

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乎？。。。。提示着吴三桂生存状况的荒谬无依，提示着吴三桂的精神生命已被普遍价值观放逐于荒蛮，提示着吴三桂灵魂在旷野中的无遮无蔽。

可是，所有这些高大的殿宇，也不能遮蔽他那无家可归的灵魂，不能阻挡一点灾祸。

一条以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主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到了他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

兵权就是吴三桂的命根子。像吴三桂这样的叛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失去了道义的保障。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看来竟是千古通义，历朝历代，概莫能外。

不是他（康熙）的年轻气盛以及超越祖业的雄心，叛乱本可以避免。。对中国历史造成的震动会小得多。

一路上，风动尘生，杀气袭人。

裂土罢兵 —— 裂土封王

这个举动暴露了吴三桂的目光短浅。这正是他这种精明的投机者和真正的历史伟人之间的差别，也是他注定不能成大器的证明。他这样的人，在历史脉络的缝腺间可以游刃有余，却缺乏引导历史、创造历史的眼光和识度。武力有时可以决定一切， 却不是无物可击的论据。当他的努力和更多人的利益针锋相对时，他的英勇、精明、识略都成了确石上苍白的泡沫。

他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种不样的预感笼罩上了心头，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彻彻底底的悲剧收场。在历史大情节中滚打摸爬了一生的他在晚年发觉自己一生奋斗的荒唐可笑。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条留给他的路。自以为聪明一世，英雄一世，谁料竟一直走在绝境的边缘。

曾国藩以他的一生，验证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震古烁今

湖南山民特有的质朴刚健气质。。。。在封闭的环境里，民风朴拙，人们没有别的生计，只知道下死力种田。

全家上下都有一种奋斗向上的心气。曾国藩后来子啊家书中说，看一个家庭的优劣，不是看经济条件，而是看是否有奋发的气象。只要有“兴旺气象”，这个家庭总有出头之日。

他带着农家子弟的天真拙朴何吃苦耐劳精神走进了人文渊薮sou——北京。。。他才发现自己的学问修养毫无基础，“生平功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事从悟境得来”。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设计为这种心理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释放途径。。。而他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万世不朽。

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他以圣人之心为心，行动中没有做作气、虚荣心、自得感。他把行动与本心打通了，自由一番大境界大心胸，是一个真性真情的真男子。

这些地方官，虽然办起正事来昏聩糊涂，但是怀起事来，却都是行家里手。

“天下事无所谓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他要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

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使得曾国藩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有此经历，曾国藩可以说是开始变得精明洞达，应对世物，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这种世故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中悟出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圆融，其境界力量远超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的大智慧之处。

曾国藩做人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

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诚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从而在应对复杂的世事时，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使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

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 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关爱有加，互见肺腑，毫无芥蒂。

然而曾国藩的苦恼消沉，绝不仅仅是由于政务烦冗，疾病缠身。更重要的是，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 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期，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相反，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沉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清王朝的命运，无论如何是不能拯救了。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感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极为沮丧。

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说，自己的一生，“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 nǎn ”。

他未来塑造一个完美自我而不计任何代价的精神让后来者永远钦佩。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她进行的历次政治斗争，几乎都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

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情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能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她错误地理解了政治，政治也让她背负了千载骂名。

如果没有那场翻天覆地的农民大起义，他注定是一个克勤克俭苦熬苦作的农民，一生被土地牢牢锁定。

事实证明，这块广阔而贫瘠的土地褶皱里曾经掩藏了无数才华璀璨的生命。这个因为绝对偶然从最底层走出来的农民向世界证明了他生命不平凡的热度和力度。

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坚忍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在他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中，杰出的大局感以及细部问题上的精细同样让人叹服。他做事天生分寸感强，精明狡黠xiá又有主见，能当机立断。

它是现实、精明而有效的，没有上层文化那种悠闲雅致空疏烦琐。

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传统有着浓重的非理性色彩、而现代群体心理学理论关于群体的盲信、易受暗示和蛊惑的学说，也证明了那些拥有强悍人格力量的统治者，常常会让整个国家轻而易举地屈服在自己的个性、爱憎或狂想之下。有时候，一个人的性格会主导整个国家的性格，一个人的文化素质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这种偶发的影响可能非常久远，从而成为一种巨大而沉重的历史存在。

他本来对锄头镰刀更感兴趣，从祖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使他一直抱着“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质朴理想。

明智者能从无踪无形中嗅出危险的味道，而愚昧的人在事情已出现萌芽时还毫不在意。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有了一定层级结构和分权体系的中国社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了一个大村子。

时光迤迤通通，朱元璋撒手人寰之后，他的愿望基本实现了。他所发明创造的这套古怪而实用的制度保佑他的那些大多昏聩低能、行为乖张的子孙在皇位上坐了近两个半世纪，然而，他的治理却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次巨大倒退。本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至宋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已有所松动，经济结构趋向开放，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社会活力有所增加，在此基础上，政府功能渐趋繁复，财政制度也趋向理性化。朱元璋扼杀了这一 发展势头，以他独特的创意，建立了一个超前稳定、效率超低的社会。结果，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延续了五六百年，极大地遏制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生命力。

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皇权无限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皇帝的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从来没有哪个皇帝真的做到了无拘无束。

他们能活下去，能传宗接代，就心满意足了。

那些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践行的士人有权游离于正统杜会之外，隐居世外，不闻世事。这些人被称为“山林隐逸”。正统社会观念对这种高度自尊的生活方式是宽容甚至尊崇的，隐土们通常被称为“高人逸士”。

人们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识更被扫除一空，奴性就在人格空地上野草一样蔓延开来。中国人的人格素质又在朱元璋时代那原本不高的基点上做了一次大幅度的退化。

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是以民族的集体心理为背景支持的，否则朱元璋再残忍，再自私，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诛戮功臣，是中国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目标的保险系数最高的手段。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贫穷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誉。

腐败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痼gu疾来。从根本上说，它附生在制度的漏洞上。。。许多陋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确是历代相沿，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制度。

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甚至非常杰出的帝王。当拉远观察距离，我们看得更清晰的是，作为佃农的儿子，他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乡野文化的粗朴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宽容优雅的高贵气息。虽然他智力发达，可是注定无法摆脱农民的视野和心理习惯。于是，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浓重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开放走向收敛。他的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扭曲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封闭了人们的视野。联想到此时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朱元璋不合时宜的出现尤其令人痛心疾首。

我们民族性格中的许多阴暗因素是世代积累的结果，而朱元璋在这些因素的传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于他自身的视野、心理和修养，他把传统文化中的消极、保守、落后的东西通过强硬的政策放大到整个国家的性格里，给整个民族的素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在西方人通过炮舰打开中国尘封已久的大门之后，他们好奇地向里面张望，惊讶地发现，这个传说中富于才智的民族已经成了孱chan弱的病人，或者像刚刚从囚笼里放出来的犯人那样，脚步虚弱，精神倦怠，反应迟钝，思维混乱，而且还几乎表现出痴呆的症状。西方观察者们一致承认中国人的忍耐与坚韧无与伦比，勤劳和节俭精神使他们深为震动。同时，他们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中国人麻木不仁，对不合理的现状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与创造性。这种现象让他们深深困惑，法国人勒戎德尔甚至认为这是生理上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脑力衰弱，“脑髓机能有缺陷，感觉麻木，五官不甚锐敏”。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素质始终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问题，都容易让人想到朱元璋，这个既有雄才大略又愚昧野蛮的农民帝王。他的阴魂缠绕这个民族数百年不散。

写下这些香气氤氲的名字，从头数来，令人心惊：这些被一代代后人怀念不已的女性，十之有五到十至卑至贱的风尘女子。

神女的没落——谁能想到，这个人们心目中最肮脏的职业却起源于神圣的祭坛边？

事实上，MaiY并非历来遭人蔑视，而且曾经无须遮掩，它的起源是极崇高的。最初，娼妓是献身于神的女祭司，她们以服务于路人为一种礼拜行为。那时，她们是受人尊敬的，男人们既利用她们又敬重她们。

最早的娼妓有着女神般的性格:她们是无私的奉献者，她们的奉献对于男性来说，带有一 种慈悲怜悯的意味。

按M·E·斯皮罗的理解，东亚家庭中，母亲那臻于极致的强烈母爱正式性挫折的一种升华。

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人品才华之上的互相欣赏，相互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当然，两性之间，感情难以划分得锱铢不犯，也许陈寅格的概括更为准确:“以男女之情而兼诗酒之谊。”

这生女子都是出类拔萃之辈，她们聪明、活泼，各有所长。她们对人情世态颇有阅历。 为人世有主见，有胆魄，能自立，都根香于在风波险恶中保护自己。
明朝晚期是一个让正人君子整眉叹息的时代，礼崩乐坏，天下糜烂，人欲避开与天理的正面交锋在那些模棱两可的社会局部肆意滋生蔓延。。相比起那些被种种规范束缚在高墙之内的良家女子，这些原本不幸的风尘中人倒活得更完整，更丰富，更深刻。说起来完全是一种错倒的因果，正是社会的放逐使她们获得了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正是命运的打击使她们的生命焕发出奇光异彩。人们剥夺了女子爱美的权利，偏她们能恣情纵意地张扬自己的天生丽质;人们期望女子蒙昧，偏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吟风弄月尽意书写自己心中的块垒。。。她们体验到了生命本质上的力量和尊严。
——————————————————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

成百上千条的规矩是为那些良家女子制定的，她们不配去遵守。

阅事既多，颇识得真正的人生三昧。

事实上，那些为数不多的殉国者们不过是用自己的生命草草演示了一个别人已经演示一千遍的僵化的文化定理，没有任何新意。。。。 当初他即使起过殉国的念头也应该是为逃避矛盾而不是舍生取义。事实上，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活下去，对一个人的人格弹性和人格结构是个更大的考验。

用语既含蓄又刁钻

龚氏是“浪子宰相”，顾氏是“闺中阔少”，两个人都是享乐主义者，都精明现实，他们的行为和世俗是合而不合，隔而不隔，他们既蔑视规范又能利用规范，重视物质又能超越物质。

明末的秦淮河畔，是道貌岸然的中国历史没有遮好的一处隐私。 我们真的应当感谢历史的疏忽，正是在这块让它不屑一顾的人欲横流的堕落糜烂之地，生命的斑斓光彩、人性的繁复美丽才得以展示，才能让后世的我们通过文字的几块碎片，慨然想见当年的风流。正是这几块文字碑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们并没有白活。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20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 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谈忘了。

确实，当19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在这里，他们一改平日拖沓颟顸mān hān的作风，不再用道德教化来代替制度考虑，而宁可做人性实恶的最坏设防。这一次，他们对人性的态度是少有的现实，他们的措施也少有的具有高度的可操作性。

保持社会的缓慢松散在定程度上是政治家们的刻意而为，是出于追求稳定和谐的政治目的。它几千年来的不紧不慢是一种有意识的懈怠。当这个民族集中起精力时，它也能把一件事做得完完整整，严严密密，漂漂亮亮。科举制以它的公正、效率、精密与整个社会背景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效应。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却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闻名， 他就是隋炀帝。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隋炀帝确实荒淫而且荒唐，他心性浮夸，把典型的花花公子作风带到了国家的行政上，但是他一系列荒唐行为背后的瑰奇华丽的创造欲，却淹没在史实当中。

科举制刚刚诞生的时候，还是相当幼稚的，构思上有一种直观思维的可触摸的意味。

盛唐时中国人精神史上的青年期，什么都想尝试。。。也反映了唐代帝王文化心态上的乐观好奇、精力过剩。

就是在这种自我调整的过程中，这一制度逐步丰满健壮，保持了活力和生命力。

岁月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去，武则天那卢舍那大佛一般丰满安详地脸庞在历史荧幕上逐渐模糊，山河渐渐冷落萧条。科举制一点点完善稳定之后，又一点点地凝固、僵化。最后，朱元璋出现了。

开头必须要写上“臣对臣闻”，结尾必须用“臣末学新进， 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这二十一个字，这在科举史上也可称得上是最后一个创举。这与科举制度的开端相互呼应，首尾提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民族精神衰落的整个过程。。。。这个在乡野文化氛围中长起来的皇帝，头脑里根本没有人的尊严这一概念， 也没有坦荡豪放的风度。他有的，只是时时提心吊胆看家守业的顽强本能。。。。。从细节上看，这套政策看起来确实挺保险挺精明，但是如果站得远一点，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套东西的愚笨蛮横和目光短浅。可是，偏偏是这套东西，居然就牢牢地笼罩了中国五百余年。这套制度一经固定， 就成为一个强大而蛮横的存在，难以撼动。有时候，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可以影响整整一个社会， 甚至几个世代。

五百多年间，面对这个显而易见的荒谬方案，改革的呼声稀薄而苍白。

这些浅薄易懂的宣传品听起来总有一种近乎哄骗的味道，就像拿块牛皮糖放在小孩子面前。

“昔日龌蹉不堪言，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如果感情又重量，可以称量和累积，那么通往考场的漫漫长路显然承载不起人们满心满眼的希望，背负不起人们望穿秋水的失望。

却也散发着一种不计一切的悲壮与无奈。

岂止白头。科举作为一种被人们的视觉误差放大了的机会，在人们的视觉天空里永远熠熠含光。它有着一劳永逸的特点，一旦成功、一切付出似乎都可以得到有效补偿。

当我回首往事，才知道这是一个酸甜苦辣的海，波涛撞击的洋，它具有特别的引力，使你身入其中，如痴如醉，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它所需要的角色。

正是科举制度，促进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使这个社会落入自我循环的怪圈。它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消解了全社会的精力和创造力。

他们带着初生期人类完整无损的自信和雄心，带着那种可笑又可爱的向不可能挑战的勇气，又一次跨上了马背。

因为中原文明经常会蜕变成一种丧失了进取心的封闭式文明，这种文明像个老人一样不断回忆自己的童年一一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她迷恋过去，惰性沉重，缺乏自我更新机制，在自我循环中变得越来越文弱、保守。

他们择善而从，见异思迁，苍白的文化底蕴使他们没有资本对异族文化表现出拒绝和轻蔑的态度，质朴天真的本性使他们在绚烂耀眼的汉文化面前露出惊奇的笑脸。

《金圣双评点西厢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议论尽有遇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

宋明理学作为儒学的一种理性阐发，具有条理分明的外表和恢宏博大的内容，它包含了形而上和形而下，它用自己独特的逻辑解释了宇宙间的所有问题。康熙皇帝认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之万世而不移的绝对真理，他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家。” 他命大臣们编纂了《朱子全书》，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从这一代起， 爱新觉罗家族正式加入了中原文明的构建者行列。。。。。。。。这位聪明的皇帝也通过这种方式向汉人表明了满族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夷人，而是中原文化的守护者。

在他（乾隆）的视野里，在那时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视野里，世界是封闭的、固定的，历史按照一种循环往复的方式匀速周转。身处世界的中心一天朝上国，周围是拱月群星般的藩国。身后是悠久的历史，眼前则是一成不变的未来。在这种静态的世界观中，他已经到达了成功的顶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见惯了太多的千奇百怪，见过无数的大场面，导演过一幕幕雄壮的历史活剧，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引起他的兴趣，吊起他的胃口。

他（乾隆）又自己的解释：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

乾隆皇帝的自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自满；他的短视，也是一种文化的短视。

几千年来，他们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如今，觉醒了的欧洲带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自信来叩击中国的大门。

胆汁的浓度和血液的沸点决定了满族狼一样的性格。

在汉人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 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华丽辞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崇文尚德为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国度。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他惊讶地发现， 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

窝里斗的起源是政治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明朝大臣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无谓地消耗在内斗之中。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官场中人都必须紧紧依附某一帮派才能 立足，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只能置之脑后。

先是西北的匈奴和突厥，再是北方的鲜卑和蒙古，最后，才是东北的满族人。

史载鲜卑民族“尚勇，纯朴，好涉猎”，专以“征伐为事”。。。。鲜卑两个字，成了一个空洞的历史名词，如今在华夏大地已经找不到一丝遗迹。

过二、三代后，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仙子啊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

他们没有认识到，导致草原民族统治失败的是进去精神的丧失，而不是因为借鉴了汉人的统治技术。

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是独步世界的。因为建立在全世界最严密的专制基础上的强大聚敛能力，一方面使广大社会底层持续几千年陷在饥饿之中，另一方面给汉族上层社会提供了把物质享受不断精致化、艺术化的可能，并终于形成了日本人所说的“ 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

以物质享受为切口，汉文化把自己的静态世界观注入那些不安分的异族体内，使他们安静松懈下来。还是在文明的初期，汉民族已经构造了自己简单然而坚不可摧的世界观。这个世界天圆地方，四角俱全，就像一架万古不息的水车，按照“道”的规定规规矩矩地运转，一成不变，直到永远。由于这个“道”早已被圣人们彻底阐明，所以人活在世上，不用自己动什么脑筋，只要心安理得地按圣人的指示，修身齐家就可以了。某种程度上，汉文明的核心是对活力的恐惧和抑制，如“血气未定”“父母在不远游”“一箪食，一瓢饮” “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这种静态的世界观，说到底是把人性中的惰性文明化、理论化。任何自发的活力，背离经典的尝试都是错误的。。。。因此，先被醇酒妇人，后被“四书五经”征服的野蛮人不可避免地安静了下来。他们丧失了前进的目标和动力，被鼓励的惰性很快败坏了他们的性情，他们最终变得懒惰、腐化、懦弱。。。。。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几千年间，还没有发现可以抵御这种同化力的民族。

汉族好像是一座融化各民族的大熔炉。

汉化之不可避免，首先在于他们不想避免。这些“野蛮人”之所以提着脑袋杀进山海关，并不是为了到长江和黄河里捕捉大马哈鱼。

说“满洲本性朴实”，“惟我满洲本习纯一，笃实忠孝”，“我满洲人等，驾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 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 不行无耻单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

今天我们还可以从东北人的热情豪爽中，瞥见最初这些土著相先的遗风。那个时候的满族人，和今天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语言生拙，笑容朴实。他们有难则相互救助，有获则彼此平分。《柳边纪略>记载满族人围猎之时，“所得禽兽， 必饷亲友”。他们还没有进化出具有斤斤计较、相互提防的聪明。

与此相反，汉族人则在数千年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发展出了异常复杂、精妙的生存技巧。满族皇帝对汉人的第一一印象就是“心机太深”“人心不古”。康熙皇帝晚年对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

康熙总结他和汉人打交道时的感觉说:“大约观汉人虽似易，而知之却甚难。凡其所言，必计及日后，易于变更。”就是说，汉人看起来很好交往，但知心很难。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背后隐藏着深远的算计。。。他勉励满族人保持“不务虚名”的传统，“勿忘根本，习彼伪习”

他们也会有内争，不过打过就算，不记旧账，不像汉人那样，表面言欢，脚下使绊。因此，满族人的团结协作能力远远胜于汉人。
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者致 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交锋，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对抗，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跳得出来。

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守旧”。汉人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

满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的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的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

“前代所以亡国者，日强藩，日权臣，日外戚，日女锅，日宦侍，曰奸臣，日佞幸，今皆无仿佛者。” 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繁盛的顶点。。。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

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竞争。嫡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事实证明，立贤不立长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能一直保持活力的秘密所在。清代皇帝们意志力、活力接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 辉煌成就”:康乾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子啊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了笼子。

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牛活的全部历史。。。。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那生机勃勃的野性。

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义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个曾经那么精明、坚强、进取的民族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堕落在汉地。

可惜的是李白写起诗来雄视百代，却不县备起码的做官素质。他大天真，太幼稚，太无城府。 唐玄宗李隆基见了他第一面， 就把他看了个一目了然。《酉阳杂俎》载:“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日: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日:此人固穷相。”

他们讲求起生活的艺术，研究烹饪，研究喝茶，乃至研究妇女的衣着。这些课题不是不可以列入研究范围，但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耗壮心，遣余年”而已。 这种自娱溶蚀了他们人格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些人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有为的精神成果，但是不多，不成系统。

隐士隐得自豪，隐得骄傲，有时也难免就隐得有点不平，隐得有点怕别人不知道。

原来这个孤山脚下的隐士似乎也很有脚踏两只船欲进欲退的意思。

很多人把精力放到了赚钱上。。。实际上，他们是工业文明的牺牲品。

我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它们对人性的关注和悲悯情怀对我影响巨大。

其实人不是为了成就而活着的，关键是看哪一种生活方式更适合你，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了写作生活。

觉得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外表随和，内在顽固不化。

我对历史剖析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如何塑造力中国人的独特心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