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乘黄鹤去

4月1日早晨，我爱人接到他一位师兄的电话，说好像最近杨镰老师那边出什么事了。他立即拨打杨老师家的电话，无人接听，手机也是如此。不过，由于杨老师一向很忙，他的学生一时联系不上的情况以前经常出现，所以我们还是觉得不会有什么事发生。随后另一位师兄来电话了，手握电话的他忽然瘫坐在阳台上。电话挂断后，他愣了一会儿，然后怔怔地说：杨老师去世了。

我脑中轰的一声巨响：“怎么会？”

“车祸，在新疆。”他极力调整自己的情绪，见我不相信，他又补充了时间：“昨晚六点左右。”

三月初，我爱人还应杨老师之约，与同门去山西开了学术会议。没想到那是他与恩师最后一次见面。我爱人因被派出国两年，今年刚回国，与老师才见了两次面。现在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无异晴天霹雳。二月份，杨老师才过69岁的生日，现正值学术成果丰收期。他最近的出版物是他任总主编的大型书系《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第一辑，正筹备四月份在北京开新书发布会。还有全元词、全元笔记等重要课题都等着他去做。身体硬朗，热爱生活，钟情学术研究的杨老师，怎能如此舍弃他爱着的一切？更何况，他的家人又怎么能接受这个消息？特别是与他幸福相伴的师母……

下午，网上关于杨老师车祸离世的消息接二连三出现了。第二天，百度百科中连杨老师的卒年都已填上。网上消息显示，杨老师3月27日抵达乌鲁木齐，有人接站，此行计划去伊吾县采集一个课题素材，4月11日返回北京。不幸发生在3月31日下午六点左右，杨老师应吉木萨尔县邀请，完成一个讲座，返回伊吾县时遇车祸送医途中去世。

我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实。那位和蔼可亲，热情浪漫，朴实执着，治学严谨的老人不会那么急匆匆地离开人世的。

杨镰老师是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晦先生的儿子，他于1968年下放新疆伊吾军马场当知青。1981年，杨老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回到北京。从此一直在社科院学习工作。他下放去新疆前，曾拜访他父亲的好友冯至先生。冯至先生得知前往地是新疆，便吩咐家里人用毛巾温开被查封的书柜，从中取出一本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就是这本书，陪伴着杨老师度过了他在新疆无数静寂的时光，并导引了杨老师与新疆这块神秘的土地建立难以割舍的情缘。他离开新疆返回北京时，暗自与新疆有60个约定，即考证或者发现谜团般的难题60处，并以自己的勤勉与勇敢、坚毅一一解答。其中包括揭秘最后的罗布人的行踪、发现小河墓地（小河遗址，西域探险史上最难解的古迹。这被誉为当年考古学界的重大发现，当属杨老师为西域考古立下的大功一件）、探访楼兰古城等等。他毕生著作等身，其学术成就与影响非我辈之笔力能及，我只能将时光轴倒转至与老师的几次见面，从中打捞有关老师的点滴记忆。

2010年，我曾协助我爱人（当年还是男友）完成老师布置的一些古籍整理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去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古籍馆分在白石桥和文津街两个地方。爱人教会我使用那些查阅古籍专用的投影仪等设备，识别竖排版的繁体字。起初我觉得好玩，久了就感觉枯燥，进而觉得很累。因此我也体验到了文献整理的不易；想着杨老师还常和师母一起做这些工作，那真是辛苦。尤其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眼睛看着吃力，伏案久了颈椎也受不了。而杨老师愣是把这些事情做得认真细致。一般的老人上了年纪，或者爱好旅游，或者过些清闲的日子，而杨老师和师母常在家伏案耕耘，共同守着灯下的古籍，犹如农人在夜里细细缝补着属于他们的寂静与美好，让人敬佩，也令人羡慕。他们的世界有着自己的芬芳。

要协助杨老师的工作，有时候我和男友一起去他家。这样，我便有幸参观杨老师的书房。杨老师的客厅，靠墙处皆是书架，书架上放满了书。在进门处横着一个双面书架，像屏风，在客厅里隔出一条窄窄的走廊，这是由大门进客厅的通道。客厅里摆着一台陈旧的电视机，上方挂有一幅冯至先生的题字。电视机对面摆着一把三个座的旧的皮沙发，电视机与沙发之间有一个茶几，沙发紧挨着一张仅供两三人坐的饭桌。再往里一些，临窗有一张书桌，挤在两面书墙和书柜之间。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这里便是杨老师的工作台。老师的书桌旁有一个带轮子的多层架子，用来分开稿件。进门前，我爱人就提醒：老师家里书多，显得逼仄些，走路尽量小心，别碰着什么东西了。因为有些书是古籍，甚至是孤本。书架上琳琅满目摆着的，除了书，还有一些工艺品，也许是古董，也许是其他非常重要的纪念品。我在客厅便更加谨慎。杨老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好，便拿出稿件开始工作了，他叮嘱我们要认真对待每一个字，要搞清楚版本，因为一个字写法的差别也许就是文献中的重要信息。所以一定要认真细致，做文献，半点都不能马虎。

除此之外，我也受我爱人的影响，读到了杨老师的很多著作。从《走向地平线》、《青春只有一次》、《千古之谜》、《最后的罗布人》、《黑戈壁》、《在书山与瀚海之间》等著作中了解到杨老师有关新疆与探险的那些神秘故事。电视节目中讲述杨老师探险考古的那些险境与传奇故事，也让我眼界大开！探访楼兰古城，发现小河遗址，寻找黑喇嘛等考古探险，竟然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用人生的坚毅步伐踏出的令人惊叹的步伐。他常去新疆探险考察，别人联系他时，他如果不在北京，就十有八九在新疆。偶尔在其他地方，也是参加研讨会或者其他科研考察活动。他去新疆如此频繁，以至有人开玩笑说他在新疆必定留下了私生子。他将古籍中的文明与新疆大地上的文明遗迹相结合，把一段段被流沙掩盖的历史鲜活地展示在读者或观众眼前，为新疆的人文地理，为新疆的绿洲文明，为西域的历史研究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老师为人端方，但与人打交道时却和蔼可亲，甚至有时非常风趣。有一天我们和他一起吃饭，杨老师谈及自己一次“偷”东西的经历。他有一次开会，突然想起那天是师母的生日。他看到眼前果盘中的橘子，连忙塞一个在口袋里并提前一会儿离开会场赶着回家了。那橘子就成了他送给师母的生日礼物。我便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着杨老师发现橘子时，眼神一定是欣喜的，能抽身离开会场，他有一种逃离的快感。带着一个小橘子，还是“偷”来的，送给心爱的老伴儿，那不就是他的一种浪漫与幽默吗？杨老师顿时在我眼里成了老顽童的样子。

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妹妹在社科院听杨老师的讲座，他讲起新疆来，浑身透着热情与对新疆的热爱。新疆沙漠的干渴，流沙的惊险与神奇，黑喇嘛，六十泉等，杨老师如数家珍，一个个发现，是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来的信息。有一次探险脱离队伍，他一个人在夜晚的沙漠迷路了，绝望到用随身带着的录音机留下遗言。最后，凭着感觉找到了回营地的路。他感慨，有时候我们往往说无路可走，那次的经历却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路，其实有时候是无路可退。

常去新疆的他，行走在沙漠，深深体会到水资源的珍贵，所以杨老师在平日的生活中用水非常节约。杨老师的吃穿也很简单。吃饭，他只是对付一下。他家附近有一个田老师餐厅，那是杨老师及杨门学生常去吃饭的地方。另外，我从他的一次讲座中，知道他对新疆的一种特产——馕特别有感情。原因之一是他觉得馕便于携带，又容易让人吃饱。他上下班坐公交车，吃饭去小餐馆，但买书确能花大价钱，对待学生也是豪爽大方。

这样的老师突然离世，谁能接受？

4月4日正是清明节。我爱人从天津赶到乌鲁木齐南郊的殡仪馆，看到了杨老师，只是杨老师再也无法笑着跟弟子说“你来了”。爱人在电话里告诉我追悼会的细节，那时我才开始从心理上接受杨老师已去这一事实。

杨老师的骨灰葬在他热爱的新疆，这里是他事业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将永远地长眠于新疆大地。他生前把青春、爱情与事业献给了新疆，这次，用他儿子杨超在追悼会上的话来说，他竟“把生命也献给了新疆”。

“斯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我们相信，老师在另一个世界也将快乐忙碌地生活，正如他在这个世界曾有的快乐与忙碌。愿老师安息！

201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