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喜欢在朋友圈晒他读的书，同时发表感言。昨天发表的是：你所看到的，恰好证明了你的人生境界。
我留言附和道：知道得越多，越觉得无知，只好努力看。然而我明白，这把子年纪，再怎么努力，眼里的世界也大不到哪儿去了。
实话实说，这些年为了完成每天一千字的“任务”，写得多，读得少，加上有人夸着，便忘了自己的无知，越发敢写起来。哪怕知道一点皮毛，也敢敷衍成文，拿到平台上发表。王勇一提醒，脸红了，为这“境界”。
充分说明，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非常喜欢汪曾祺先生。如果昨天有人要我说喜欢汪先生什么，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喜欢他的随便。“随便”二字，其实是最近从范大山那儿听来的。完整的说法是“苦心经营的随便”。依我说，就是简单，口语化，跟拉家常似的，却看不出任何“经营”的痕迹。读书少，从没听说汪先生还有另一面。
偶然看到《扬子江文学评论》，眼前一亮，好家伙——《汪曾祺失去了什么》！作者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
学者丁东曾这么介绍王彬彬：“他是一个学界的独行侠，做事独来独往，拒绝拉帮结派；说话快人快语，不愿吞吞吐吐；下笔行云流水，讨厌佶屈聱牙。他本来想以一己之力，为端正学风呐喊一声，收到激浊扬清之效，结果招来无数咒骂。”
那么，王教授这篇文章莫非是指出汪老先生存在的问题。
是。也不是。
王教授应该是研究了汪曾祺的全部著作，条分缕析，让我看到了汪先生的另一面，而且是同样美好的一面。
那一面，充满了奇崛美、繁复美，以及想象奇特的精彩比喻，遗憾的是，后期的汪曾祺在走向成熟和圆满的过程中，把它们放弃了。
先说奇崛美。例子之一是汪先生1947年发表的小说《驴》。举小说开头的一段：
驴浅浅的青灰色，（我要称那种颜色为“驴色”！）背脊一抹黑，渐细成一条线，拖到尾根，眼皮鼻子白粉粉的。非常的像个驴，一点都不非驴非马。一个多么可笑而淘气的畜生！仿佛它娘生它一个就不再生似的，一付自以为是的独儿子脾气。
王教授认为，说驴子的颜色是“驴色”，已经有些险奇。而说这头驴“非常的像个驴”，就让人在莞尔一笑的同时，想起“白马非马”的说法。这是对“名与实”、“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汪曾祺说一头驴“非常的像个驴”，虽然是一个肯定句式，但体现的逻辑与“白马非马”是一致的。事物既有普遍性又有个别性。说一头驴“非常的像个驴”，让我们知道这头驴把驴作为物种的种类共性和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种类特性，表现得很典型。
我在想，幽默，会不会也是一种奇崛。此外，所谓让人意外的表达，所谓异质化、陌生化，似乎也可以归于奇崛。
1947年，汪曾祺发表了小说《异秉》，1980年改写后重发，前后《异秉》都叙述了王二在摊子上劳作的情形，王彬彬把不同的版本作了对比。
1947年的《异秉》是这样叙述的：
晚饭前后是王二生意最盛时候。冬天，喝酒的人多，王二就更忙了。王二忙得喜欢。随便抄一抄，一张纸包了；（试数一数看，两包相差不作兴在五粒以上，）抓起刀来（新刀，才用趁手），刷刷刷切了一堆；（薄可透亮，）当的一声拍碎了两根骨头：花椒盐，辣椒酱，来点儿葱花。好，葱花！王二的两只手简直像做着一种熟练的游戏，流转轻利，可又笔笔送到，不我苟且，不油滑，像一个名角儿。五寸盘子七寸盘子，寿字碗，青花碗，没带东西的用荷叶一包，路远的扎一根麻线。王二的钱龙里一阵阵响，像下雹子。钱龙满了时，王二面前的东西也稀疎了：搪磁盆子这才现出他的白，王二这才看见那两盏高罩子美孚灯，灯上加了一截纸套子。于是王二才想起刚才原就一阵一阵的西北风，到他脖子里是一个冷。一说冷，王二可就觉得他的脚有点麻木了，他掇过一张凳子坐下来，膝碰膝摇他的两条腿。手一不用，就想往袖子里笼，可是不行，一手油！倒也是油才不皴。王二回头，看见儿子扣子。扣子伏在板上记账，弯腰曲背，窝成一团。这孩子！一定又是“姜陈韩杨”的韩字弄不对了，多一划少一划在那里一个人商量呢。
王彬彬评论道：
这一番叙述，可谓刻画入微，可谓绘声绘色。一个又一个真切的画面，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细节，从作者的笔下流出，让人应接不暇，真是精彩极了。
非常赞同王教授的评论。我还想加上文字活蹦乱跳、节奏明快，错落有致。而且，怎么说呢，似乎还有点《庖丁解牛》的韵味。以上文字王教授不说，根本看不出是汪先生写的。
1980年的版本就简单多了。同样的场景是这样叙述的：
……到了上灯以后，王二的生意就到了高潮。只见他拿了刀不停地切，一面还忙着收钱，包油炸的、盐炒的豌豆、瓜子，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在他的两盏高罩的煤油灯里煤油已经点去了一多半，装熏烧的盘子和装豌豆的匣子都已经见了底的时候，他媳妇给他送饭来了，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
王教授认为，1980年的《异秉》对王二每天上灯后忙碌的叙述，较之1947年的《异秉》，当然简略多了，但也逊色多了，寡味多了。没有了此前的那份琐屑、繁复，但也没有了此前的那份灵动，没有了此前的那种精雕细刻的美，那种曲尽其妙的美，那种淋漓尽致的美。
果然是快人快语。这一段在我看来，失去了繁复就失去了现场感。
至于比喻，王教授说，在读到汪曾祺早期作品之前，他认为汪先生这方面比较弱，谁知道汪先生年轻那会儿不是一般的强。
1940年6月，汪曾祺发表了《钓》，这是目前能确认的汪曾祺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说结尾处，日已暮，垂钓者欲归去，便有这样的叙述：
远林漏出落照的红，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
把透过远处林木看到的落日，比喻成藏在卷发里的樱唇，而且是刚刚被吻过的，果然新奇大胆。加上炊烟招手，比喻和拟人连用，无疑非常形象。
类似的例子很多：
夜，像是踡藏在墙角的青苔深处，这时偷偷的溜了出来，占据了空空的庭院。
既是比喻，又是比拟，好生动。
下课钟一敲，大家噪得那么野，像一簇花突然一齐开放了。
下课时校园哗一声热闹起来，居然像瞬间开放的一簇花，出人意料。
校园里的鸟声像一缸蜜，越来越浓。
这个有点不搭呀。且看王教授解释。他这样说：鸟声是一种有音无形的东西，与“蜜”在外形上的差距真是大极了，但鸟声是悦耳的，这与“蜜”就有了内存的一致性。越来越稠密的鸟鸣，像是越来越浓的一缸蜜，就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比喻了。
我读到的汪曾祺是后期的汪曾祺，是以简洁为最高美学原则，又以白描为基本表达方式汪曾祺。原来，汪先生把从前的“技艺”有意无意地放弃了。
汪先生成了“随随便便”的汪曾祺。
王彬彬多少有点惋惜。
我只是羡慕。倘若我能达到汪老先生年轻时一半的境界，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