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街》的作者菲利普·桑兹推断说，外祖父莱昂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光是母系亲戚就有70多人，然而“在我与他接触的这些年里，莱昂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人。他仿佛从来都是孑然一身。”

后半生寓居巴黎的祖父，前半生就像一个谜，吸引着作者去抽丝剥茧，回到外祖父的家乡，乌克兰利韦夫去实地探寻。

不过，我宁可相信这只是他高超的写作手法。因为尽管经常讳莫如深，缄默不言，祖父母所经历过的事情，在他长大之后，终究可以从别处知道一星半点，并且猜想、拼凑出一些信息，几乎不可能是完全的懵懂无知。

然而，不想当作家的律师不是一个好法学教授。不管怎么说，故意隐瞒的既有事实充分吊足了读者的胃口。

作者用娓娓道来的第一人称，文学化的叙述，理性冷静地呈上事实，再结合巧妙的小说式结构，使得整个故事形成了一种奇异的反差，也映射出一幅相对真实的时代图景。

故事里面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吸引着我一口气想要读到结尾，差点忘记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其实是想说明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这两个严肃的法律名词的起源的，一如书名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

如今叫利韦夫的这座城市在二战结束前，被易手多次，城市名称、居民构成、归属国也跟着动乱几经变更，可谓历尽沧桑。不过莱昂10岁时就离开了那里。

莱昂在维也纳上学和长大。年轻时的他意气风发，是个幸福的帅小伙，从照片里就能看得出。

他总是衣着考究，文雅有礼。学校毕业后，他有了自己的店铺，迅速融入维也纳的上流社会。尽管在哥哥战死，父亲早逝，但在第二故乡，他有照顾自己的姐姐姐夫，有慈爱的母亲，有妹妹和外甥女，有挚友相伴，店铺也越开越大，还举办了婚礼，成了家。所以年轻时的照片里，莱昂时常是微笑的。

然而这幸福得耀眼的一切，都伴随着纳粹积极分子汉斯·弗兰克的到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化为乌有……

由外祖父的个人经历，作者桑兹引出两位法学大咖的经历，以及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和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同为犹太人，同在利韦夫呆过，也都在当地同一所大学学习过。但在纽伦堡审判中，两人所倡议的审判罪名却是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角度。

三条命运线最后相交于纽伦堡审判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但即使是审判环节，依然一点都不枯燥乏味，充分证明了现实远比想象更加精彩。

问过不止一个人，纳粹犯下的罪行应该用哪一个来定义：危害人类罪，还是灭绝种族罪？他们的回答和我的第一感觉完全一致：应该是灭绝种族罪。尽管我并没有指明说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事，但是纳粹犯下的无数罪恶中，给人类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确也就是这一项。大多数人都认为，种族灭绝罪是更严重的罪名。

当得知纽伦堡审判中，战胜国起诉德国战犯的罪名竟是“危害人类罪”或“反人道罪”时，回答者也都和我当初一样不解。

“危害人类罪与灭绝种族罪有什么区别？”

桑兹在利韦夫做国际法起源的讲座时，也有人问了他这个问题。可见很多人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包括法律系的学生们。

桑兹解释道，假设一场屠杀杀害的十万人，来自同一个群体，那么杀害个体，如果属于系统性计划的一部分，对于劳特派特来说，就是危害人类罪。而对于另一位法学家莱姆金而言，这场屠杀的重点在于消灭种族，杀害他们所属于的群体，所以应该是灭绝种族罪。

至于到底用哪一个定罪，今天的检察官们会认为，区别主要在于证明动机。危害人类不需要证明动机，而灭绝种族却需要。偏偏后者证明起来是出了名得困难，因为杀戮者往往刻意避免留下书面证据。

这两项罪名是在二战后，由1945年签订的《伦敦宪章》所正式确定的。而此前的国际法从未惩罚过个人，只惩罚国家，个人只能在国内法的体制下被提起诉讼，由本国司法机构审判。

不过，法律到底是把人当作“个体”还是“群体的一员”来保护，这个区别很重要吗？

中文版的封面上，一个清秀瘦削的小男孩背对纳粹的枪口，举起双手，表情惊恐忧虑。也许他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要任人宰割，被迫接受悲惨的命运结局。就连一旁举着手，貌似其母亲的年轻女人也无力保护自身，更何况她的儿子。

我们之所以还要回顾这些残酷的人类战争，就是希望能尽量避免某些历史的重演。

可是，真的有用吗？虽然战犯们已被送上绞刑架，但在世界上那些阴暗的角落，依旧有强权，有迫害，有令人不忍直视的种种上演，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纳粹”真的已经死了吗？

据说某些国家也不太愿意接受种族灭绝罪这个指控，因为这会令他们自己蒙羞。这会令他们想起自己也不愿提起的比如侵略、屠杀、贩卖人口以及殖民等等。但是我们不该忘记。

只不过，种族灭绝罪虽然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也会加重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整体仇恨，甚至容易滋生民粹主义，但加强对每个人的保护却是随时随地需要，并且不分群体的。也许这些我们更不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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