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说起”年“，我都有些下意识地回避，接着甚至泛起一点委屈。“年嘛，就那样”。“即便国内也越来越没年味了”。 “没人提起，我自己都意识不到过年”。
今年过年一人孤身在纽约，本打算约三五好友共饮。结果一位瑞士同事确诊新冠。作为与她同处一室开了1小时会的密接者，这个年只好自斟自饮。看着简简单单的一盘“年夜饭”，对着镜头笑笑，和老婆说：“前几天的密接没事，核酸是阴性。” 哦，我还祝了那位会说中文的可怜瑞士姑娘“体壮如牛”。红酒滋味甚是酸涩。
上一个年，我在哪里？哦，那是非洲。年二十九，正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焦急而恐惧地寻找能打黄热病疫苗的医院。焦急是因为，少了那个小小的黄热病疫苗注射证明而被安哥拉航空拦了下来。恐惧的是，面色紧张的当地同事让我做好出机场就被抢的心理准备。年三十，安哥拉停留大半天，在上飞机前和驻当地的同事们吃了年夜饭。我对老婆说：“有泸州老窖、盐水鸭和楼顶夜景。”海风腥咸。
更早一些，又在哪里？大年初一，在会场，对外国同事半开玩笑地说，我完全支持你的提案，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对方吃惊地看着我，完全没想到友邦会跳出来“挑事儿”。我的条件是：提案所涉及那个会，不得在中国春节期间举行。为什么圣诞节、开斋节、东正教圣诞、感恩节、卫塞节、赎罪日、排灯节、戈尔普拉博，国际会议都得避开，春节这个十几亿人的节日却被忽视呢？郁愤之气升腾。
再往前，啊，那是罗马。大年三十带着来探亲的父母，一起去看古罗马斗兽场。我推着母亲的轮椅走在市中心石块路上。“咔嚓”，一个前轮别进石缝里，干脆利落地和轮椅说了告别。我压下轮椅把手，把前轮翘起，让它变成了一个手推“黄包车”：“妈妈，我们起飞啦~”快乐与我相伴。
哈，又一个碎片出现了。那是一个粗粗的一次性注射器。我拔掉针头，灌进去4、5个鞭炮的黑火药，再接上一个长长的药捻子。大号爆竹就做成了。市面上最有劲的家伙，在它面前也只是个弟弟。我把它用一个铝盆扣上，点燃捻子。“轰！”小盆起飞了。“我的盆！”妈妈跑出来追打我。硝磺与尘土是我灵魂的因子。
我来到7、8岁的春节，连新衣服都不会有的春节——沂蒙老区嘛，正常。我看到稚嫩的我，充满期待地跨进姥姥家院门，走到姥姥姥爷面前，恭恭敬敬跪下，磕头——能不能弥补大年初一睡懒觉带来的压岁钱损失，就看这一磕了。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姥爷那枯瘦、皴裂的大手伸过来，握着2元巨款。芝麻糖的香甜已然萦绕鼻尖。
年少时，年的滋味单纯而鲜明，是期待，是满足，是恣意。年长后，年的滋味复杂而辛辣，有孤独，有孺慕，有渴望，有飘零。我想要的年味，终究不在异国他乡，甚至也不在北京。
只想回到那片黄土地，随着长长的队伍，面向长辈跪下，磕头；带着孩子去讨压岁钱，给她燃放烟花；偎依在衰老的父母身边，慢慢地烤熟一颗山楂或者地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