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这本来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出彩的一篇新闻稿，可删删改改，怎么也不能满意。最后我想，故事就是故事，若为了赚取商业价值成了头条，反去压缩其中的情节性，有心的人是不会明白一篇文章背后的真正价值的，遂转而写就回忆录一篇。——2008年12月20日夜完稿

百尺楼和齐天乐是我曾采访的一对兄妹，准确地说，最初报社委托给我的任务仅仅是采访百尺楼这个人。那是1955年的一个秋天，我带着报社里唯一的摄影师文瀚走进了大兴安岭深处。那时的大兴安岭比现在要荒无人烟得多，能见到的人屈指可数，走得深了便全是雪和树林，偶尔有些走兽。

那一年，那片地方刚被开发建设，不过参与的人极少，导致建设只在外围，路修到林子里不过百十来米就到了头，更不用说建设的指令刚下来没几个月，连周边的村子还没完全通路，我们就扛着摄影机闯进来。接待我们的人叫张又青，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原来是村干部，后来参加开发建设以后调去驻守富克山的森林经营所，是那里的负责人。报社早已跟他联系过，或许是太久没见到外人，他和经营所的其他几个小伙子对待我们很热情。

他们对我们讲起富克山，最著名的是那里的金矿，最开始是日本人发现的，可后来因为不通路，开发起来极其困难。张又青说，这一次大兴安岭的建设，富克山是一个重点。我在进山之前曾在经营所附近采风，发现这里其实是个很美的地方，尤其是山下那条大林河，河上总是飘着难以散去的薄雾，像一段轻纱，将后头的山包裹住了，让人难以窥见其真实的面貌。

越是深入大兴安岭，我就越能体会到这里生活的难。位于中国版图边界的地方终年寒冷，大片山岭树林都被积雪覆盖，我自诩是北方人，却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冻。没有知觉，只感觉自己是块冰，或者是霜，与这片天地一同凝固了。

“现在还没到冬天，最冷的时候，村里有人熬不住冻死也不是稀罕事。”张又青说。

那时候不比现在，在那种地方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路没修好，电通不进来，有人家能用上油灯已经非常奢侈。山里日照少，天黑早，很多人家就那样黑灯瞎火过一晚上，好在屋里还有火炕，还能维持人基本的体温。

这样过了差不多十来天，文瀚提醒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催我赶快办正事，我才如梦初醒般想起我这次采访的主题。

第二天，我和文瀚与张又青道别，他知道我要去找谁，表情有点奇怪地小声跟我说，“百尺楼那个人，跟咱们不一样，他要咋的了，你们多担待担待。”

我笑了笑，对百尺楼是个怪人这件事早已耳闻，换句话说，要不是因为他怪，我就不会吃这么多苦上这地方走一趟。听社长说，没人知道这个人在大兴安岭的深处住了多久，直到两个月前经营所的人来伐树，远远好像看见林子尽头有个建筑，本以为是前朝留下的荒祠，可在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什么样的庙祠会修得比这些参天之树还要高？走近一看，那竟是座数十米高的木塔，看着很新，似乎刚落成没有多久，四周还零碎地堆放着一些工具和木料。

这几个经营所的人感觉这事真是奇了怪了，什么时候这里冒出一座这么大的木塔？省里也没批准这种工程啊，更不用说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连条正经路也没有，这么多木材究竟是怎么运过来的？难不成还真是山里的哪个仙家显灵了？

他们走进塔里，发现里头空空荡荡，除了一床被褥和简易的桌椅什么也没有，就料定建这座塔的人就住这，于是干脆就在这等。一直等到天都擦黑了，只听林子里有了动静，从里头走出一个跛子，身上穿得很厚，背上还扛着一头野猪。

这个人就是百尺楼，据说那座几十米的木塔，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修起来的。

“最近国家有政策，要我们这些搞文体工作的加大力度宣传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要响应。这个百尺楼同志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一定要好好地采访他，写篇像样的报道出来！”

进林子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社长临行前对我的嘱托，心中一直有一个疑团：一个不声不响在深山老林里猫了这么多年的男人，据说当初见到经营所那几个人的时候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又怎么会主动接受采访？

我心中很清楚，一个如此极端的人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这绝对不是吃苦耐劳，而是另有隐情。这篇报道的成功与否对我来说其实无关紧要，比起新闻的噱头，我更想见一见百尺楼这个人。

前天下了一场雪，导致现在的山路很难走，为了避免摔倒，我跟文瀚一前一后，很缓慢地前进着。前头是个带路的小同志，他倒是灵活得像个猴子，窜得很快。我们两个踩着他踩过的地方走，就这样大半天，终于在下午三点多看见了木塔顶，此时天已擦黑了。

小同志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们说道：“我得抓紧时间回去了，前头一直走上十来分钟就是百尺楼的塔，你们应该能看到吧？”

文瀚和我点了点头，随后与小同志告别，踏上这最后的一段路。

太阳落山以后，山里的温度降得非常快，当文瀚将我拉上最后一个土坡之后，我们两个都冻得牙齿打颤，所幸已经来到了木塔附近。此时天色十分昏暗，我和文瀚从背包里取出两个大号的手摇手电筒，充分摇动之后向塔照去。

在周围没有任何光源的情况下，这座木塔在夜色中显得有些可怖，像个森林里的巨人，一动不动地伫立着。它比我想象得还要高大，大概有七八层，地基的直径很宽，绕塔一周要走上一分多钟。我伸出手摩挲着塔的外墙，尽管隔着厚重的手套，却依然能感到修建之人精湛的工艺，切割打磨得非常平整，不像是新手或是半路出家。

“姐，这天寒地冻的，咱们进去吧。”文瀚站在门口不住地来回倒腾碎步，被他这么一说，我才感到身体正在被冷意侵袭。可就这么贸然地闯进别人居住的地方，实在有些唐突。正当我天人交战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重一轻的脚步声，我们两个同时回头，用手电往那边照，那是一个背着猎枪的很高的男人，此刻被强光晃得睁不开眼。

“在这种地方不要用手电乱照，会吸引附近野兽的注意。”

百尺楼领着我和文瀚进了塔，随后锁上底下的大门，又上到二楼，生起一盆火。这一层的窗户都关着，密不透风，意外地很温暖。在普遍的印象里，塔更近似于一种宗教建筑，在中国的文化里，木塔总与佛教息息相关；然而这座塔没有一尊佛像，也并无任何宗教的气息，可不知为什么，一来到这里，我却能感到一种沉重而肃穆的气息。那并非任何一种宗教，但这座塔仍然承载着某种坚定的信仰。

这里没有凳子，我们便围着火盆席地而坐。文瀚终于不再哆嗦了，他从背包里麻利地取出相机，指着木柱和楼顶，不好意思地对百尺楼笑了笑，“大哥，这能拍吗？”

百尺楼用火钳挑了挑盆里的土炭，瞟了他一眼，“拍吧。”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看了看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又看了看一边不停的闪光灯，有些疑惑：“小文，你在拍什么？”

文瀚停下了手里的拍摄，招呼我过去看。他打着手电，照亮了屋顶的一角。这一看，我就感觉到，这并不是普通的建筑，刚才因为天太黑，我在外边并不能看清楚。

“这是，榫卯结构？”我犹疑地问。

“没错，这就是最标准的榫卯建筑。”文瀚惊喜地对我说，“我去留学的时候，有个好兄弟就是学建筑的，听说还是梁先生的亲传弟子呢！刚才我一路从外头走进来，发现这塔里的每一处衔接都很特别，突然想起来我那个兄弟给我介绍过，这就是榫卯。”

我很惊讶地看向百尺楼，他却只是背对着我们，将毡帽和大衣在一边叠得方正，随后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根卷烟，默默地抽了一口。

后来，他跟我们说，这也是他自己拿烟叶子磨碎了自己卷的。这地方，想弄到一根烟比登天还难，可更难的是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条件的时候，就要创造条件。

文瀚还在捣鼓他的相机，我走到百尺楼那边，朝他伸出右手：“百尺楼同志，你好，抱歉先前没做正式的自我介绍。我是安平日报的记者章华，那位是我的助手兼摄影师文瀚，这次是特意来采访你的。”

百尺楼瞥了我一眼，抬了抬举着烟的那只手，算是打招呼。我有些尴尬地收回手，随即问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想对你做个专访。”

他想了想，清了清嗓子说：“就现在吧。明天我要进山找木材。”

“你还在做木工活么？”我不假思索地问了出来。这座塔看起来已经完工了，而百尺楼还要寻找木材，他还要在这里做什么？

言语之间，他已抽完了那根劣质卷烟，引我走回火盆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直到现在，我才第一次看清他的正脸。百尺楼乍一看有些年岁，眼角和额头有很深的纹路，皮肤像这里其他的村民一样黑里透红；可从一些细节上认真瞧去，似乎比我想象得要年轻。

我打开笔记本，一边写一边问他：“你打算在这里再修建些什么？”

“不知道。”百尺楼盯着火盆里跃动的火焰，“或许再建一座塔，或许搭个棚子，我没想好，这要动手之后才知道。”

“你为什么选择一个人来到这里，独自建这样一座塔？”

他磕磕巴巴地找寻着词汇，“习惯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对他此前所经历的事情感到十分好奇，于是找了一个话口。

“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当地人，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呢？”

我的问题似乎已在百尺楼的预料之中，他很快地回答，“我十七岁那年入伍，刚进去不久，那时候首长指示让几支部队去增援东北联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兵。”

随后，百尺楼向我娓娓道来之后的故事。部队到达东北以后，发现局势比预想的还要紧张，他得到了一个指令，他所在的那一个连负责前往大林河，尝试阻断日军在富克山防线区域运送金矿的水路。

日本人在富克山发现金矿以后，一直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和挖掘，可是富克山地势偏僻，唯一能沟通外界的道路只有大林河这条水路。大林河就在日军防线区附近，对他们来说，掌握了这条水路是极大的便利；有了金矿，他们的军队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坚硬的后盾，尽管这后盾是从中国的土地上掠夺来的。因此，无论成功与否，都必须守住大林河，至少要阻断敌人对这条水路的控制权。

在原本的作战计划内，其实百尺楼的部队对此是抱有一定信念的。虽然上级只让他们一个连孤军深入，但这个连是当时部队特派的“尖刀连”，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士兵都参加过长征，是实打实从雪山草地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以每个人拉出来都能以一敌十，属于联军的一个“秘密武器”。再加上大林河流域常年缺人驻守，日本人也就放松了警惕，沿岸的岗哨并不多。若是趁着大雾和夜色发动突袭，一举夺回大林河的可能极大。

“可是，我们失败了。”百尺楼又点起一根烟，眼神不自觉地盯住自己那只已不灵光的左腿，“阴沟里翻船的惨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的想象。”

事实上，最开始发动的突袭是成功的，他们预料的不错，那个夜里根本没有几个敌人在放哨，天不亮他们就已经控制了大林河的中下游。最大的问题出在深入富克山金矿上。

“进入富克山的第三天，下了一场持续两天一夜的暴风雪，我们仅有的一台无线电损坏了，自此失去了一切外界的联系。”百尺楼回忆道，“在没有与大部队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驻守在富克山的矿洞里，一面尝试发出信息，一面想办法尽可能活下去。

“我们不能在地上露头，谁也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会增援、反扑，而经历了血战、暴风雪和连续一周饥饿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我们没有与兵强马壮的敌人一战的资格。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守住这座矿，守住阵地，只要人还在，阵地就是守住了。”

“那你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资从哪里得到呢？”我皱着眉问道。

“在进山的第四天，我们来时带的干粮就基本吃光了。后来，我们每个班派一个侦察兵，一共六个人，轮流在夜里出去采能吃的野果和动物，但无论如何必须在天亮之前回来。有时他们之中有人收获颇丰，有时几乎什么也没能带回来，到了最后，有人再也没能回来。”

百尺楼弓着身子，十指交叉，眼睛直直地盯着面前的火焰，一眨也没有眨。他停顿的时候，周围的空气都显得静默，连一开始被榫卯吸引，不停拍照的文瀚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人如果长时间待在一个完全闭塞的环境里，那种感觉很难捱。身体上的饥饿和疲劳还算次要，最大的问题是该怎么样克服精神上的崩溃。下了矿洞以后，为了节省体力，所有人如果不是必要就不会交谈，光源也采取到最暗，有时候，我们一整天都不会挪动一步，也不会开口说一句话。时间久了，再钢铁一样的身躯，也会出问题，我们之中有人开始躁动不安，后来产生幻觉、幻听，甚至是有些癫狂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试图逃跑，也没有一个人，说他再也撑不下去了。

“第一个出问题的人是我们班的赵进步，他是整个连里除了我以外年纪最小的兵，只比我大三个月。有一天，他悄悄跟我说，他看见他娘了，就在矿洞口跟他招手，他想过去找她，可是组织有命令，没有指示不能随意走动，所以他不敢动。

“‘可是小百子，你说我娘都快六十了，腰又不好，跑到这种地方，万一让日本人抓住可怎么办啊？我真担心她，真担心啊。’赵进步每天都跟我重复一遍这样的话，可我没有一次告诉过他，他娘早在他入伍之前就在一次洪水里淹死了，他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下定决心当了兵的。我不敢说。

“后来，连很多老兵也开始出了状况，连长和班长们开始意识到队伍的问题。他们开了一场简短的干部会议，第二天，连长决定整个队伍走出矿洞，尝试转移阵地。可不知道是不是天要绝人之路，我们刚走出矿洞没两天，就遇上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那是一支侦察部队，好像正在探查富克山的周边情况，于是我们只能调转方向，像阴沟里的虫子一样回到那个深不见底的矿洞。

“不过这根本没用，因为敌人的侦察部队早晚会找到这里。那天夜里，连长告诉我们，跟敌人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只不过，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无线电依旧连接不上，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援军，唯一的目标，就是杀掉更多的敌人，守住阵地，争取更多时间，或许联军已经派人来寻找我们的下落了，至少要等到那个时候。”

百尺楼再一次停下来，这一次，他陷入了长久的静默。他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我无法从其中读出什么准确的情感。

过了一段时间，他冷不丁地开口：“最后的结果，你们应该也都知道了。敌人不仅展开了激烈的攻击，甚至还往矿洞里丢了毒气弹，那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那天，我在矿洞附近的一块大石头后边伏击，身边是我的班长邹崇山。当时我的左腿被子弹打中，已经算是半废掉了。就在我打算冲锋的时候，班长却把我死死地摁住了。

“‘小百子，你是我们连最后一个加入的兵，也是我们连里最厉害的狙击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全都不在了，你也得做最后一个守住阵地的人。只要你还活着，还能杀敌人，我们的阵地就还在。’说完，他就从胸前掏出一颗手榴弹，拉掉引线翻出去了。

“我听明白了班长的意思，他是要我做守阵地的最后一个人。我想了几秒钟，然后撤出了战场，开始了我长达七百六十二天的一个人的游击战。我每天都隐藏在富克山里，挖了很多陷阱，专挑日本侦察兵的行进路线。我知道，我不能开枪，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所以我放弃了我的狙击枪，拿起了刺刀。七百六十二天，现在回想，我已经忘记了我是怎么度过的，只记得我一共杀死了一百五十六个敌人。”

听到这里，我已经愕然了。作为记者，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素养，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却无论如何都只剩下沉默。

“后来，不知道哪一天开始，我看不见日本兵了，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他们大概是撤出了这里。我们胜利了，尽管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一直没能和联军取得联系，自从日本兵不见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连一个活人都没见过。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我继续守在这里到底为了什么。可我还没忘记班长的那句话，一天忘不了，就一天继续守在这里。我是木匠出身，我们家都是做木工活的。在我当兵之前，所有人都夸我聪明，大家都觉得，我接管家里的生意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想得到我会跟部队走。开拔的那一天，我听见了我父母的骂声和我妹妹的哭声，可我没回头。我已经对不起家里，我不能再对不起战友，所以我用家人教给我的手艺，给战友搭起了一座信号塔。

“这座塔有七层，每一层都有名字，是班里除了我以外的七个人。第一层叫邹崇山，第二层叫刘飞，第三层叫高敬敏，第四层叫赵树生，第五层叫熊开越，第六层叫张城，第七层叫赵进步。我想把每一层都修得很高，比这些树，比山还要高，这样或许就会有人看见，无论来的是敌人还是战友，我都得对他们有个交代。

“我似乎用了很长时间建这座塔，可在我看来，实在没用多久。在这座山里待了太久，我可能已经失去了感受时间流逝的能力。修完这座塔没多久，经营所的人发现了我，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仗已经打完了，解放了。他们看我的样子像在看动物，而我也确实已经变成了不再是人的动物。刚遇到他们的时候，我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

讲到这里，窗外渐渐有鸟鸣的声音，百尺楼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他讲这段故事用了很长时间，因为太久没说话，一直磕磕巴巴，要准确辨认出他的话也很难，但我依然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
故事讲到这里，我想我已经明白了一个自称“不再是人的动物”主动要求接受采访的缘由。

“你希望让这篇报道被原东北联军的首长和你死去战友的家人看到，你们完成了任务，对么？”

百尺楼愣住了，第一次，我从他的脸上观察到了多余的表情，那是一种茫然。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缓而重地点了点头，随即说道：“章记者，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

我说，不要求，你说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全力做到。

“发出这篇报道的时候，不要写我的名字，一个字都不要提到。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连队每个人的名字，你要把这些名字都记住，都写上。”

天亮以后，我和文瀚告别了百尺楼，踏上回经营所的路。临别之前，我重重地握了握他那布满老茧和冻疮的双手，问他之后要做些什么，他说，变成动物的人只能像动物一样生存，动物一样思考。或许他会在这里继续打造属于“尖刀连”的信号塔，直到他再也干不动为止。只有这样，他才觉得自己活着还有意义。

我没有追问他不回归家庭的原因。一个曾经抛弃了家庭而自愿选择与大兴安岭融为一体的人，没有资格言说家在何处。

回到省城以后，我整理了在大兴安岭采访的笔记，以百尺楼修筑“信号塔”的前因后果为主题，写了一篇新闻稿。登报以后，我被社长一顿痛批，他说我没有重点体现出百尺楼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没有反驳，可我知道，百尺楼所做这一切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不是吃苦耐劳，而只是一个士兵，一个军人所坚守的，孤单的荣耀。

那期报刊发出没多久就有了回信，第一个来信的人是百尺楼同班战友高敬敏的儿子，他很感激我们报社写了这么一篇新闻稿，也很感激百尺楼，让他终于知道自己的父亲魂归何处。第二个来信的是当年连长的妻子，她年纪大了，又不识字，所以找了代笔，说她一直都相信自己的丈夫从来不是别人口中的逃兵、孬种，听到这篇报道，她终于能挺直腰板，告诉所有人，丈夫完成了一个那样艰巨的任务。

后来不断有人回信，报社一一核对了他们的身份，确实都是当年那支连队军人的家属。两个月后，森林经营所的张又青来信说这篇报道被当年东北联军中下达那个作战计划的首长之一看到了，戎马一生的铁汉攥着报纸掉了眼泪。他亲自来到大兴安岭，想要见百尺楼，把他接回军区授予勋章，却被百尺楼拒绝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跟首长说的，但老首长在回去的路上又悄声地哭了。

再次听到百尺楼的消息，是在二十多年以后。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署名竟然是张又青。他在信上说，如今他早已经退休了，大兴安岭被开发了很多，也通了不少路，为了建设而成立的森林经营所也不在了。他这次来信的主要目的，是告诉我百尺楼在修完第三座木塔以后，于今年的五月去世了，死因大概是肺部的病，后来被自称是他家人的一个女人接走了。

我很意外，没有想到百尺楼走得这样突然，而他的家人竟还惦念着他。在信件的末尾，张又青附上了那个女人给他的地址，是一座公墓，她说会将百尺楼安葬在那里。

这些年来，我经历过不少的事情，也写过不下千篇新闻稿，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个在大兴安岭的夜，时至今日，我还每每在梦中回到富克山下的那片雪林，尽管我后来再也没回去过。

张又青希望我能去看看百尺楼，我回信给他说好，随后独身前往浙江与江西中间的一座城，那曾是百尺楼的故乡。

那时正值清明前后，天上飘着濛濛的细雨，公墓门口人很多。我撑着伞往山深处去，百尺楼安息的地方离那些喧嚣的哭声和交谈很远。看得出来他的家人财力颇雄，买下了山头这一大片地，只立着他一个人的碑。我走在山路上，远远地望见那块石碑前站着一个撑着黑伞的女人，她怀里捧着一束白花。

对于在公墓遇到百尺楼的家人这件事，其实我并没有过多感想，如果时间允许，或许我也会主动探访他们。就像当年对百尺楼感到好奇一样，我对他的家庭情况也十分好奇。

然而，那女人似乎听见了我的脚步声，侧头看过来，声音如同泉水流淌一般自然地对我笑了笑。

“章老师，你来了。”

我眉头一挑，“你认识我？”

“我认识你。”

黑色的伞面微微抬起，露出一张近乎苍白的、瘦削的，中年女人的脸。她很漂亮，眼型是南方人较为典型的桃花眼，嘴角微微扯出一些弧度，脸颊上带着浅浅的酒窝。这样的长相一般来说经常给人以很强的亲和力，可不知为何，当我看到这样一张脸，却感到它主人难以言说的疏离与漠然。

我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这原因大概是因为那两道上扬的剑眉，与百尺楼如出一辙，均展示出一种凌厉。

“我叫齐天乐，他的妹妹。”女人弯腰，将手中的白花放在墓碑边上，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似乎是个熟悉的名字。我沉默地咀嚼着它，费劲地在记忆里搜寻。人老了就是这样，脑子里装的事情似乎太多，该拿出来的时候又不知从何寻起。终于，我想到年初看到的一则新闻。

“你是齐天建筑的齐总？”我诧异地说道。

她盯着我看了看，随即伸出手，“章老师，您不用这样，叫我齐工就好，毕竟工程师才是我的本业。”

我与齐天乐短暂地握了手。我们两个的手都很凉，接触到的时候，我不禁瑟缩了一下，可她却一动也不动。我凝望着她的脸，总想要找出除了眉毛以外与地下长眠那人究竟还有什么相似之处，可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他们都太不一样了。

正当我以为她要问我一些关于百尺楼的事情时，她又十分出其不意地说道，“章老师，您明天有时间么？”

我想了想，道：“我后天上午回武汉。”

“那就很好了。”她露出一个有些真意的笑容，“那么，务必请您明天来采访我。地点就在齐天建筑楼下的茶馆，如何？”

“什么？”显然，我被她那意料之外的邀请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在现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些话。

她却面色不改，只说了一句话。

“章老师，我听说您今年就要退休了。”

她说完，我就鬼使神差般地明白了她是什么意思。这些年下来，我不再是一个无名的小记者，并非刻意吹嘘，如今在业界有一定影响力。可不知为什么，近年顿感心衰力竭，每每提起笔来，总要酝酿很久才肯下笔；写完以后又非常不满意，由此以往，一篇新闻稿要写出几十篇的废稿。久而久之，我的工作重心也渐渐放在了教导学生和后辈上，甚少独立完成稿件。我明白这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江郎才尽，是时候该放下了。

齐天乐这样做，无非是想送我个顺水人情。她如今是建筑业界如日中天的老总，能做到这个位置，竟是靠白手起家。很少有人会细想其中有几分酸辛，更多的只有被她的名号所震慑，所钦慕。改革开放以后，她率领的齐天建筑是一匹黑马，做了头一批创新实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新企业。如果以对这样的人采访来为我的事业画上句点，那将是太多新闻界前辈与后辈都无法企及的殊荣。可我实在不明白，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她为什么要送我这天大的人情？

当我回神过来，齐天乐已经走远了，我只能望见她在雨幕中撑伞的背影。

第二天，我还是如约而至，提前半个钟头来到茶馆，却发现齐天乐已在包间等候多时了。

几句寒暄过后，我取出笔记本和笔，打算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她却摆了摆手，随后将一杯烹好的热茶推到我面前。

“章老师，其实我骗了你。今天请你来，我不是想让你真的给我做个采访，而是为了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愣了一下，又听她说：“当然，您可以把今天的谈话整理成新闻稿，虽然故事有些无聊，但价值却不会打折扣。”

静默几瞬，我捧起茶盏喝了一口，是上好的雨前龙井。

由是，齐天乐才缓缓将总是挺得笔直的后背靠在身后的座椅上。她也喝了口茶，随后才继续开口。

“有一个女孩，家里世代是做木匠活的。可她却从小就不爱做木工，就喜欢研究瓶瓶罐罐，天天跟在街头医馆的老郎中身后，做她的行医济世白日梦。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告诉她爹娘，如今年年征战，一眼望不到头；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军人和百姓受伤，她想想就难受。等她长大了，就要进部队做军医，看见多少病人，就救多少。说完这段宣言，她爹气得生平第一次扇了她一耳光。

“这个女孩成天‘不学无术’，好在她还有个‘总学有术’的兄弟。她哥哥从小就十分聪明，街坊邻里都说他是神童，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从三岁开始，她哥就跟她爹学木工，他话少，又踏实，所有人都觉得他天生是做木匠的料，包括女孩自己。那时候，她觉得天塌下来也有她哥顶着，家里的手艺根本轮不到自己继承。

“谁也没想到，十几年过去，这个女孩的哥哥跟着征兵的部队走了。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自己想要当兵，也没表示过自己不喜欢做木匠。爹娘觉得他疯了，邻居觉得他是撞了邪被夺舍了，可是当她哥哥走的那一天，女孩在他身后泪眼朦胧地看着他的背影，觉得这个人根本什么也没变，他就是他自己，一个需要她用一辈子去追赶他的背影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我难掩心中好奇，忍不住插问了一句。

“女孩的哥哥当年究竟为什么要入伍？他应该知道这种选择所要付出的代价。”

齐天乐扯了扯嘴角，抬眼看向我，“章老师，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选？”

我想了想，“如果我还年轻，有得是力气，大概也会同他一样。”

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问题显得很多余。一个前途未知而精力无限的年轻人，总是会被一些未曾接触过，又充满挑战性的事情很快地吸引，从而就算粉身碎骨也要不计后果地尝试。女孩的哥哥尽管性格木讷，却并不愚钝；更何况，即便是愚钝之人，但凡他还年轻尚轻，也绝不愿偏安一隅。

只不过，他所做出的选择，将有很多人为之伤心和遗憾，但只有一个人会感到绝望。

“女孩的哥哥走得轻松，于是将家中的前景和生计一股脑地抛给了这个女孩。”齐天乐的语气越讲越轻快，“那一年，她只有十六岁。她哥哥前脚刚走，后脚就打起了仗，她爹在炮声里丢了一只胳膊，后半辈子再也没法做活；眼看敌人就要冲进城里了，她爹在夜里点了一宿灯没睡，第二天红着眼眶说，我们走。

“就这样，一家三口人丢下了所有饭碗，风尘仆仆地坐上船，沿着长江漂到西南。那里也很不太平，尤其又闷又热，气候不好，女孩的娘在路上就发了病，每日只能卧在床上。女孩想要给她治病，可知道药方，却买不来药。她娘躺在床上，握着她的手，说妞妞你别哭，现在拿起锯子和铁尺比什么都强。看着奄奄一息的娘，又看看坐在门槛上叹气的爹，女孩心里知道，有些梦就要醒了，她再也不能做个只会做白日梦的小孩子。

“就这样，赶鸭子上架一般地，女孩肩上挑起了全家的大梁。一开始，她做些小工艺去镇上的集市上卖，尽管收入不多，却每天都有不少人来买。这种小玩意儿，不求多么精美，但求出奇制胜，这女孩平日里想法就多，彼时变着花样地做，自然得了不少人喜欢。眼见家里勉强能糊口了，有一天，她下定决心来到她爹面前，说爹，我想学咱们家祖传的手艺，我想建房子。”

讲到这里，齐天乐似乎是有些累了，她换了个姿势，整个人都嵌进了椅子上的软垫里一样，有点像只寄居蟹。

“她爹没说话，但从第二天起，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她爹都把她叫到院子里学手艺，一直教到公鸡叫到第三遍的时候，晴天如此，雨天也是如此。这个女孩很有些小聪明，尽管小时候总不认真，但无论教给她什么，总是一点就透。因此，她进步得很快。有时候，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却也想得到来自父亲的一声赞许；可她爹给她的，永远只有一些在透过她看向别处的眼神，和几声沉重的叹息。

“这女孩知道，无论她多么努力，刻度线画得多么精准，她依然比不上她哥在她爹心里的份量。她怎么能比得上呢？她曾经对此失望过，挣扎过，但最终她还是继续做着那些自己应该去做的事。她不再为了生计，也不为了获得别人的认可，只是因为那样做是对的。就像她娘说的一样，现在拿起锯子和铁尺比什么都强，渐渐地，她曾经的幻想成了幻灭。

“过了许多年，战事接近尾声，女孩一家决定回到故乡。可那时候，这个女孩的生意已经在当地闯出了一些名堂，也扎稳了脚跟。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个男人，是当年租给她店铺的老板，他知道她要的是什么，她也前前后后帮过他很多，两个人有了一些说不明白的感情——然而，仗就快要打完了。做出回家这个决定不容易，无论是她爹还是那个男人都劝过她再想想，可最后女孩还是决定离开，回老家另起炉灶。她的理由很简单，那年她娘的病已经无力回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总听见她娘说梦话，说她想回家。

“就这样，女孩带着两个老人坐着船回到了老家，临走的那一天，那个男人没有来码头送她，只托人带给她一把油伞，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时候，她借给他的。那个时候，她就明白，他们这辈子再没可能了。又过了几年，女孩替她爹重操旧业，尽管不容易，却还是一点点把生意重新做起来了。在安葬她娘的同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大概是讲一个男人独自在深山老林里建木塔的故事。她看了一眼插图上的木塔细节，一眼就认出是她们家的祖传手艺——那人就是她的兄弟无疑了。

“自从他走以后，没给家里去过一封信，连托人带个只言片语也未曾有过。那则新闻，女孩和她爹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也没在里头那么多的名字中找到她哥的名字。这下他们两个都明白了，原来这是她哥哥不想让他们知道他的情况，在故意避着呢！章老师，你说这事可笑不可笑？”

齐天乐自顾自轻声笑了起来，细纹从眼角淡淡晕染开来，笑意不达眼底。她期待地望向我，想看我的反应，可我却怎么都笑不出来。

“后来呢？”我问道，“我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可我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她淡声说道，“如果您是想知道更多细节好做出访谈录的话，我们可以再约个时间详谈。不过现在，”她低头看了看腕间手表，站起身来，“还有个会，我得走了。”

“齐工，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时候，窗外的太阳突然从浓云中跳了出来，穿过外面楼房中间的缝隙，直直地照进包厢，像一把宝剑，劈开了我与齐天乐面前的这张桌子，她似乎是有些诧异地回头，半张脸在沉郁的晦暗之中，我看不太清她的表情。

“那个女孩，她恨她的哥哥吗？”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久违地有些紧张，如今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很少产生这样的情绪波动。因而，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倒有种释然的感觉。

齐天乐周身散发出十分冷漠的气场，这是在我们短暂的相遇中，她唯一一次做出这样的表现。然而，这种冷漠却似乎与她十分相称，并不令人感到违和。她的这种神情好像十分顺理成章，似乎她本就是如此的人。结合她方才所讲的故事，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一个走过了半生荆棘，看似得到很多却实则一无所有的女人，此时腰杆笔直地站在这世间，却像太阳一样发着光芒，应当是令人敬畏甚至畏惧的。

我看着她微微侧过头，从额间的碎发中望向窗外，眼睛因为直面强光而微微地眯了起来。

“章老师，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她耸了耸肩，对我笑道，“这种问题，无论对谁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

“就我这半辈子的经验来说，谈感情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在你看来。那女孩的哥哥其实间接毁掉了她的一生，是不是？他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家人，把生活的重担全盘交给了妹妹，甚至到最后都像个缩头乌龟，不愿意与分别多年的家人相认。即使他是别人口中的天才，是被几乎所有人欣赏和赞扬的人，也有人应该理所当然地恨他？

“但其实，如果我是那个女孩，我会告诉你，答案不是这样的。时间不能倒流，人生没有重来的机会；如果和假设是心中尚存希望和幻想之人的专属，可是这样的能力，在女孩的身上，在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之后，已经失去了。她不会再幻想，如果当年她的哥哥没有离开，如果没有打仗，她会拥有怎样的人生，无论更好还是更糟，她只能走好脚下的这唯一一条路。”

从业的几十年来，我面对过形形色色的人，说过各种各样的话，可这是继二十多年前在大兴安岭那个雪夜之后，我唯一一次的哑口无言。作为一个记者，我只能以局外人的身份旁听他们的人生，或许没人会知道，齐天乐口中故事里的那个女孩在她冗长而忧伤的成长岁月里发生了怎样的思想转变，或许连齐天乐也不能窥知这个秘密。我望着她那双棱角分明，此刻却无比深邃平静的双眼，看到了她瞳孔中十分渺小的自己。

“我现在明白了，”静默许久，我合上笔记本，长舒一口气，“将百尺楼从大兴安岭接回来，的确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么？”齐天乐饶有兴趣地笑了笑，对此不置可否，“那么现在轮到我来问你，这个结论，你从何得出？”

“你心中对他是有恨的。他只想在大兴安岭的深处做个不愿为人的动物，而你却故意将他接回故土，你不认可他的理想和追求，这就是你对他的报复。”

齐天乐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我说过，时过境迁再去谈感情没有意义。”

“可你刚才所说的一切，不都仅仅只是个故事而已？”我站起身，走近她面前，轻轻拍了拍她瘦削的肩膀。

“齐工，有时候，我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总会和我们最终所成为的样子背道而驰，无论什么时候都一样。可我总觉得，你已经做得太好了，因为不管是以何种面貌，你来到了这里，这就是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章老师，我没你想得那么好。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人活在世上就靠这一句话，很多时候坚持不住，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一个人爬一座悬崖，如果忍不住往下看，十有八九他就爬不到山顶上；我只是从不回头看，仅此而已。或许你说得没错，一辈子我都在用这种方式证明，他能做好的事，我也能。可那又怎么样？这不过就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人生的活法。”

她又笑了笑，可那种感觉却不一样了。我突然感到她的面容苍老了许多，眼中是积重难返的疲惫，但笑容虽然透露着无奈，却比刚才任何一个反应都要真实。直到这一刻，我突然从她的脸上看到了百尺楼的影子，在这一刻，他们的灵魂仿佛穿过时空重叠在了一起。

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有多难？百尺楼和齐天乐这对截然不同的兄妹在二十年间用他们的生命之路给了我最朴素的答案。在此之后，每当我遇到翻不过去的坎，总会想起他们可敬的故事，从而获得不穷竭的力量和勇气让我继续越过一座座人生的山岭。而本该在那一年投笔退隐的我，终归还是一次次选择继续伏案写作。

唉，千头万绪，还是落在纸上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