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书 王俊杰猛
魏延脑后的反骨，让魏延永久背上了叛名。其实魏延只是得不到诸葛亮的欢心而已，魏延对蜀汉政/权是忠贞不二的。三国首鼠两端的，不是魏延，而是孟达。
孟达的父亲是孟他，一个“有名无实”的凉州刺史，有关他的这个官职，有一个“一斛凉州”的典故。
当时，中常侍张让专权，孟他便贿/赂了他的家奴，家财几乎消耗殆尽，家奴们也许是拿了他的手软，帮着他设计，让其他同样来走后门的人误以为他是张让的亲近之人，而大走孟他的人的门路。孟他因此暴富，用其所得，贿赂张让，又以一斛蒲桃酒为进献，得了一个凉州刺史的官位。时人便用“一斛凉州”来讥讽他这个官位的不正。其实当时凉州本是一个是非之地，又逢一个多事之秋，汉王朝的任命，多所难以执行，孟他是否是上任了，不得而知。
孟他是一个很会为自己打算的人，一切以利益为重，善用权谋，天性中又有“豪赌一把”的心理，在他的言行引导下，及遗传基因的影响下，孟达的性格中或多或少的沾有一些重利轻义、重虚不重行的缺陷。
建安初年的时候，孟达与法正一起入蜀投奔当时颇为风光的刘璋，但两人的命运极其相似，为刘璋集团所排斥，游离于最高政/治中心之外，这也使得两人的关系更加紧密。
孟达的第一次背叛，不为尚健在的汉室王朝效劳，而是投靠了祸乱之源的地方军阀。究其原因，也怪不得孟达，汉室王朝本就岌岌可危，即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以扶持起来。孔子也曾说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此时不走，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
孟达来到益州，残酷的现实，让孟达再一次失望，刘璋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心中很有想法的孟达，不免就有抱怨之气，这与法正恰好志同道合，再加上一个不安份的张松，三个“有志”青年，自然而然的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次背叛的条件已经成熟，剩下的就是时机了。
建安十三年，刘璋为巴结平定了荆州的曹操，派张松出使，曹操正是志得意满之时，对张松没有什么好脸色，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的他，便下定了决心，要将益州之地出卖给曹操的劲敌——刘备。
经张松的劝说，刘璋派法正去迎接刘备入蜀，抵抗张鲁的功势，孟达做为副手同行，还带去了一支四千人的部队，刘备也就命他统领这支部队，屯扎在江陵。从史料上看，孟达没有参予刘备的入蜀战役，也许是对于这个加入阵营的新人，刘备还有些顾忌的。
第二次次的背叛，从实质上来讲，也并不是十分恶劣，虽有“卖主求荣”的嫌疑，但总得来说，投靠的也是汉室宗亲，封建的正统，从一个姓刘的到了另一个姓刘的，也可说是“明臣择君而侍”。别人只会说是自己眼光独到，而忘了背叛的事，世上人向来是只以成败论英雄的。
刘备平定川蜀之后，孟达被任命为宜都太守。
而此时，当年的三个好友，张松早已经仙去，法正成了刘备身边仅次于诸葛亮的第二号人物，孟达却还只是一个被冷落在荆州的太守，再看看其他蜀中官员，李严深受信任，许靖做了太傅，就连当初在刘璋面前积极反对刘备进川的黄权也是独领风骚的人物。
太守，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位置已经不低了，但孟达是想有大作为的人，心里难以平衡，尤其是看到法正的得志而为，心情更是难以平复。
随着时间的流逝，来到了建安二十四年。
这一年，刘备取得了汉中，关羽攻破了襄阳，正进逼樊城。
孟达在此时得到进攻房陵、上庸的方向的命令，机会再一次降临，抱负才能终要展现，孟达积极准备了后，从秭归出发北攻房陵，一战而克，并杀了房陵太守蒯祺。
在他将要进军上庸时，刘备怕孟达一人难以独自单任，派了刘封前去支援，两人会与上庸城下，合为一军，此时军队的指挥/权掌控在刘封的手中。
上庸太守申耽是个墙头草的人物，一见大军到来便举众投降了，还将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宗族中人都送到了成都。刘备大喜之下，加封申耽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他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刘封为副军将军。
这场战争没有孟达什么事，孟达白忙活了一场，连一个封赏都没得，还给自己派来一个顶头上司刘封，名义上是合作，分明就是监视，权/力没了，地位没了，自己的留守之地也回不去了，孟达的心思再一次骚动了起来。
形势又有了新变化。
关羽围功樊城、襄阳，连日不克，便要求刘封、孟达发兵增援，刘封、孟达以城市刚攻下，民心不稳而拒不出兵，后然关羽覆败，被东吴所杀，刘备便对他两人的这种行为，一直怀恨在心。
刘封又夺了孟达的鼓吹（一种乐队，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孟达面子都丢光了，在军队里的威信降到了冰点，可人家是上司，斗又斗不过。关羽的事，迟早会东窗事发，如一跟针，扎在孟达心里面。
两害夹攻之下，孟达再一次动摇，再一次背叛，投靠了曹魏，这是他的第三次背叛。
说实话，刘封、孟达的不出兵与关羽的死，没有直接的关系，就这么一点兵马，对于荆州战局的影响，也是很难定论，当时上庸之地，攻下只有数月，也确实需要稳定。
刘封、孟达的兵，只听命于刘备，也不是关羽所能调动的，不奉命也属正常，最主要的部队是由刘封统领的，孟达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军/权，也不用负多大的责任。
孟达最终投魏的主要原因是与刘封的不和，外加上自己利益的受损。
孟达投魏前，给刘备上了一封“辞表”，这便是著名的“辞先主表”，极有文采。表中，大夸刘备“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又将自己比拟成古代名臣范蠡、伍子胥、蒙恬、乐毅，因为小人所害，不得已下，只得投了魏，其潜台词也就是在说，像自己这样有才能的不被重用，就是刘备的有眼无珠，表中流露出的对蜀地若有似无的不舍之情，为自己的将来留了后路，其实也是死路。
孟达投魏时，曹丕刚为王，极需功绩粉饰的时刻，因而孟达得到了无上的荣光。曹丕先是派人前去察看，了解详情后，亲自写下手令，将孟达说成是古代的名臣、功臣，为了扩大宣传，和孟达同坐一车时，拍着他的背开玩笑说，你不是刘备派来的刺客吧，给足了孟达面子，撑足了场子。
曹丕不顾众大臣的反对，将孟达加封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地的重任
换了新主人的孟达，为了报答曹丕的“知遇之恩”，必得要埋头苦干一番，为主人进献一份大礼。
这一份礼物，便是上庸之地。
在孟达的带领下，夏侯尚与徐晃的配合下，魏军开始了对上庸的进攻。孟达在进攻上庸之前，还给刘封写了一封信，也是很有风采，大义凛然之余，又扇风点火，誓要把刘封拉下水，一起“吃里扒外”，可刘封榆木脑袋，就是不上钩。
孟达大军强行进攻，在猛烈的攻势前，申耽、申仪两兄弟，又做起了先前所做过的事——投降，刘封兵败，逃回成都。
此战过后，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为新城郡，孟达为新城太守，申耽被封怀集将军，徙居南阳，申仪魏兴太守，屯洵口。
在新城这块地方，基本上是孟达一个人说了算了，孟达一时风光无限。
在以后的几年内，孟达的小日子过得悠哉游哉，既得曹丕赏识，又和桓阶、夏侯尚等人关系很铁，在魏国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但是，孟达的日子也不是都愉快的。比如刘晔，就曾说，孟达这个人不可靠，迟早是要惹出祸来；还有那个风吹两头倒的申仪，纯属就是没事找茬；最关键的还是那个可以致命的人物，致孟达的命——司马懿。
那些器重孟达的人，曹丕、桓阶、夏侯尚相继去世，而那些对孟达有意见的，却是活得很滋润，而且都还身处高位，孟达又一次感觉到了压力。
就在此时，李严与诸葛亮的信相继到来，找到了孟达。
李严说得很直接，说自己和诸葛亮自从托孤以来，深深感受到吾责任重大，极需要孟达这样的人才，过来协助。
诸葛亮是在听了降人李鸿的话，才有了招降孟达的心，与其信中写道：“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这就是说孟达当年的背叛，实属无奈，是可以原谅的，“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这有些含蓄，有些暗昧，当然是有所指了。
孟达的天赋又怎么不会明白二人的意思，孟达的心情又一次不能躁动起来，不降只能坐以待毙，降了也许还能加官进爵，但风险也大，这是一个人生中的重大选择，在巨大利益驱使下，孟达决定一搏。
这一次，是孟达的第四次背叛，也是最后一次。
早已再一旁观望的申仪，又一次向朝廷检举了孟达有心叛变，魏明帝倒是没信，司马懿却不愿意了，派了参军梁几前去察探，又劝孟达入朝。
孟达此时成了惊弓之鸟，仓促之下，便起兵叛变了。
魏明帝便派司马懿前去平叛，他先是用书信稳住孟达，然后倍道而行，只用了八天时间杀到了新城。上庸城三面是水，孟达在城外围起了木栅栏，司马懿直接渡过河水，砍破木栅，直临城下，派了部队八面进攻，整整攻了十六天后，孟达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孟达被杀，传首京师。
孟达的一生，终于走到了尽头。
纵观孟达的四次背叛，一部分是因形势所迫，但大部分的因素却是他的不安于现状、为利所驱的性格在做怪。孟达个人的才能是有的，但在人际关系处理上薄弱了些，加上又有些急功近利，忠义观念淡薄，结果是屡降屡不受重用，悲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