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开头的话：
母亲于去年五月过世，享年90岁。
母亲走后，时常来我的梦，白天的梦和黑夜的梦，梦中的我，每每泪水涟涟。
母亲是极其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养育的五个儿女也极其平凡普通，然而，她勤劳善良，为人直率又心肠柔软，很爱惜自己的脸面。
很想为母亲记下点什么，可我一直不敢动笔，怕不能写出母亲的百分之一。
我已迈过半百之年，体能与记忆都在走下坡路，那就照着记忆的一束余光，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吃生产队食堂
那时我还小，记不请自己几岁，但有了模糊的印象。
热浪袭人，夏蝉躲在老榆树的深处，叫得一声高，一声低，一声稠密，一声寡淡。
屋内，芦苇席子铺在泥地上，我和姐姐躺在上面午睡，身下的芦苇席子被汗水浸得粘滞潮湿。
母亲肩上扛着铁锨，脖子上挂着破毛巾，低头叫醒我姐，“大丫，等到太阳西下的时候，姊妹俩个一起去大食堂，下午有小麦面饼吃，你把宝宝搀好，不要摔进沟，不能掉下河。”
母亲说完，匆匆走出家门，似乎地里永远有挣不完的工分，竹布短褂因为长期被汗泡被灰染，已失去了原来的蓝色。
原本睡意沉沉的人，一下子兴奋起来，白胖胖香喷喷的面饼实在诱人，巴不得立刻吃到嘴里。
好不容易捱到日头偏西，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向外跑。
走小路，过木桥，跨溪水，跳田沟，绕河畔，七弯八拐，我们来到生产队大食堂。
母亲捋着我们汗津津的头发，嘴里说着“不是叫你们迟点来的嘛，把伢子晒伤了。”同时忙不迭地把我们领到棚子后面，从茂密的枯树丛里扒拉出一个毛巾包裹。
母亲小心翼翼地解开层层毛巾，几枚青翠欲滴的鲜枣跳入眼帘。
我俩同时扑了上前，抓起枣子就往嘴里送，甜、酸、脆，真是好吃，可惜太少了。
母亲笑眯眯地告诉我们，青枣是吴奶奶半路上给她的，身上竹布口袋浅，挖沟时会掉下来，只有偷偷藏好，等着我们过来。
居住村北头的王奶奶，年老体衰，远嫁外地的姑娘又不能侍奉左右，我母亲会时不时地，帮她做些洗洗刷刷、肩扛手提的活。
吴奶奶过意不去，也时不时地从嘴里抠下些糖果零食，悄悄塞给母亲，当然，这些吃食无一例外地落进我和姐姐的肚里。
吃过枣子，馋瘾被吊得更高，我们就巴望着太阳赶快落下去。
等来晚霞染红西天，王大爷开始往铁锅里掌饼（方言：烙饼），不一会儿，草棚子里飘出的香味，犹如漫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
一群孩子闻香而动，忍不住围了上前，个个眼巴巴地盯住铁锅。
王大爷嫌我们碍手碍脚，嚷嚷着叫我们出去，否则，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饼吃。
于是，我们乖乖地蹲在门口，用力地吸着鼻子，寸步不敢离开。
等来等去，没有等来王大爷的召唤，传来母亲急切的叫喊，“大丫，二丫，快来吃饼。”
母亲手捧焦黄松软的烙饼，一步跨出棚子，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兴奋。
面饼一分为二，我和姐姐风卷残云，吃干抹净之后，再次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犹豫了一下，然后，搀着我们的小手，转身走进棚里，低头哈腰地跟烧火的王大爷说好话。
大多数时候，铁锅里空空如也，运气好的时候，王大爷会哆哆嗦嗦地再分给我们半块，而这，仿佛要了他的命似的。
难怪，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哪个不把吃食当眼珠一样的爱护?
生产队食堂掌饼，原本是按人头发放，一个劳力一块，哪有多余的份子给孩子?
母亲只有把自己的一份给我们吃，自己只好饿肚子。
母亲完全可以在放工后，把省下的面饼带回家，干嘛要叫我们去生产队食堂吃呢？
母亲动了小心思。
我和姐都不足五岁，母亲就指望社员们看在我们年幼懵懂的份上，不跟我们计较 ，多给我们一份。
那是七十年代初，庄户人家大都缺衣少食，吃上顿没下顿，常年不见米粒下锅，哪家不想搀男抱女去食堂多吃一口?
所以，尽管我们多吃的机会微乎其微，母亲还是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争取。
长大后，我每每问及这事，母亲总会叹上一口气：那时的日子太穷，没办法，我只好厚着脸求人，被人呼来骂去，这还说得上嘴吗？
我记事后，大概日子比之前好很多，很少再见母亲低三下四地求人。
